2008年7月23日星期三
my new photo
Bubblesnaps是一個可以讓使用者為照片加上氣泡式說明的服務。它突出之處在於，可以讓使用者直接從Flickr中挑選圖片，並且採用Flash輸出，以動畫方式顯示氣泡，增添不少趣味。
如果不註冊的話一樣可以使用Bubblesnaps的服務，但是成品檔案只能在他們的server上保留10天，而註冊用戶則可以無限期儲存18組成品。註冊時因為要填寫地址，對台灣用戶來說還蠻麻煩的（btw，氣泡內的文字輸入不支援中文），註冊後也須啟動帳號才能開始使用。
Bubblesnaps將整個流程規劃為3個步驟，在第1步驟中，使用者可以選擇要上傳一個JPEG圖檔，或是直接輸入Flickr的帳號，從中選擇照片（不必是本人的帳號也可以）。
選好照片即會進入第2步驟，使用者可以在預設的氣泡中輸入文字，也可以增加氣泡的數量，並有兩種氣泡圖案可以選擇（speak bubble和think bubble）。調整完畢後按下右下角的「Finish」，進入第3步驟中，使用者將有三種選擇。如果你要和我一樣，在blog裡面貼上這張照片，下面的表單欄位都可以不必填，直接按下「Blog This Bubblesnaps」即可。
在最後一個步驟中（超過3個步驟了耶…），記得要將檔案的寬度調整為適合自己blog版面的尺寸，然後重新產生程式碼。一般免費blog平台的用戶使用上面的程式碼即可，下面的程式碼則需要有支援Javscript的blog才能使用（似乎是為了解決Active X更新後的問題，而不直接使用swf檔案嵌入網頁）。
祝大家週末好玩。
2008年7月11日星期五
百度CEO李彦宏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尊敬的闵书记、许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亲爱的学弟学妹们，大家上午好。今天，站在各位同学毕业典礼的讲台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非常的荣幸，在各位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刻与你们在一起，让我百感交集。我仿佛找回了十七年前，坐在你们中间，对这个再熟悉不过的校园感到万分的留恋，也对即将展开的新的生活有期待、有迷茫甚至有所畏惧。
说实话，我今天除了荣幸之外，还有一些紧张。因为我知道，在座的不仅有我十分尊敬的师长，更多的是未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你们中一定会有未来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最成功的企业家、最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
如果我这个曾经住在43楼522的北大男生今天和大家交流的内容，能够为各位即将铺展开的未来有些许帮助的话，那我也会觉得，这是经历了2005年百度在纳斯达克的辉煌上市后，我所经历的又一个光荣时刻。
今天回忆十多年前，我走入社会的感觉，那是让视野顿时豁然开朗的一步，走出校园后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机会、日新月异的新天地。大家今天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与十年前我所见到的华尔街和硅谷，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以我在美国八年、回到中国八年多的经历，我更感受到今天，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充满了活力，你们面对的是更广阔的天地，一定将大有所为。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
第一，是关于选择的故事
进北大前我就非常喜欢计算机，我相信未来的计算机肯定会被应用广泛，而单纯的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于是我选择了北大的信息管理系，而不是计算机系。
我有个姐姐先我五年考上了北大，她告诉我北大的学生出国都很容易，她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上了北大之后，我却发现我的情报学专业出国并不容易，而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那时候在美国。我被迫开始思考自己的下一步，并通过不断参与各种活动来丰富自己的视野。
李彦宏说，自己的火炬手名额是联想推荐的。据说李彦宏陈绍鹏关系不错。
我去学了不少计算机系的课，我翻阅了很多美国有关情报学的论文，希望能够在国际学术期刊上找到自己的机会，我作为那时唯一的理科生参加了学校的五四辩论赛，我听了各种各样的讲座：气功、哲学、电影，我参加了合唱团，还在国庆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去跳集体舞，我尽情的享受着北大带给我的各种机会，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思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很精彩。这让我逐渐形成了不轻信，不跟风的思维方式。对于我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北大四年让我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在美国读计算机的时候，本来是读博士的，后来选择了放弃。原因是发现我更希望我做的东西能够被很多很多人使用，而不喜欢去研究一个别人已经研究了10年的命题。
1997年我离开自己奋斗了三年多的华尔街，前往当时在硅谷很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在硅谷，我亲见了当时最成功的搜索技术公司如何在股市上呼风唤雨，见识了每天支持上千万流量的大型工业界信息系统是怎样工作运转，我也见证了Infoseek后来的每况愈下和惨淡经营。但最重要的是，在Infoseek，我找到了我一生的兴趣所在—互联网搜索引擎。那时，是北大所学的信息检索方面的理论，让我比任何计算机系科班出身的工程师都更能够理解普通用户习惯于怎样的信息获取方式。我意识到搜索能让每个人与所需信息的距离只有鼠标的点击一下那么远，这种感觉是那么的美妙。从那以后，我从来没有离开搜索引擎超过24小时，不是因为我是工作狂，而是因为我喜欢。
百度公司走过了8年的历程，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服务。我最大的心得就是要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从自己真正的心里面去作选择，并不是你认为社会期望你这样做，父母期望你这样做，朋友期望你这样做。只有这样，你才会越工作越开心，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不会被沮丧击败，而全身心的去享受整个过程。
第二，是关于专注的认识
我一生有两个最大的幸运，一是找到我的太太，二是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太太与工作唯一的不同就是：太太只有一个，而工作每时每刻都充满了诱惑。很多人都会专注于一个妻子，但很多人都会喜欢上多个不同的工作。
在百度上市之前，百度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中文搜索。在创业初期，搜索在美国硅谷并不是炙手可热的概念，当时更热的是门户，是电子商务，以及后来在中国火起来的无线、网游等等。百度在招第一批职员的时候，碰到一位我特别希望他能加盟，他技术很好，可惜他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做e-Commerce他就不来了.。2001年，曾经有一位百度的工程师找到我，很认真地说他想做网上购物，结果被我拒绝了，并为此离开了百度。百度上市后，也有一些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先后离开了百度去尝试更多的业务。
很多时候，我感到百度能一直坚持做搜索是因为我对专注有宗教一般的信仰。普通人很难想象对于一个有2亿的用户的公司，每天要面对多少诱惑。百度可 以做一百件事，最后我们只选择了一件，并一做就是8年，而且还会再做下去。 人一生中可以完成的事情是有限的。只有专注才能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所以说：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第三，是关于视野的感悟
回头望望自己走过的路，我会发现，这个世界的广阔是自己很难想象的。很多当时觉得非常大的困难，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小事，很多当时感觉到很棘手的事，现在也只是茶余饭后的话题罢了。
百度在2000年成立时，并不直接为网民提供搜索服务，我们只为门户网站输出搜索引擎技术，而当时只有门户需要搜索服务。2001年夏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从一个藏在门户网站后面技术服务商，转型做一个拥有自己品牌的独立搜索引擎。这是百度发展历程中唯一的一次转型，会得罪几乎所有的客户，所以当时遭到很多投资者反对。但当我把视线投向若干年以后时，我不得不坚持自己的观点。大家知道，后来我说服了投资者，所以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百度。
百度从后台走向了前台，加上我们的专注与努力，今天运营着东半球最大的网站。
事实上，从创立百度的第一天，我的理想就是“让人们最便捷的获取信息”。这个理想不局限于中文，不局限于互联网。做为一名北大信息管理系的学生，我很幸运在前互联网时代，在大学时就理解了信息与人类的关系和重要性。所以，百度从第一天起，就胸怀远大理想：我们希望为所有中国人，以至亚洲，以至全世界的人类，寻求人与信息之间最短的距离，寻求人与信息的相亲相爱。
所以说：视野有多远，世界就有多大。
最后，我在这里衷心祝贺你们顺利完成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祝愿你们未来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世界在你手中。也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的母校传承历史、继往开来、再攀高峰。 谢谢大家！
1.
2.李彦宏和北大校长许智宏。
3.
4.
2008年6月27日星期五
我是北大留学生
赵鑫珊
这是欧洲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久久呆在里面，我会问自己：“我愿作为一名修士，在此度过一生吗？”
不！我受不了！首先，我不认为在教堂、修道院的建筑空间内有上帝。修道院内不是我的最后归宿。我要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过科学、艺术的哲学去接近上帝，认识上帝，去“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也是西方的泛神论。偷偷地成为泛神论的信徒，
是我6年北大求学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比什么都重要。
１９５５年８月，走进北大西校门，我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北大南校门，我已是一大片拓荒过的沃土，犁沟里撒下了许多种子，待日后发芽、生长……
当年我故意留级，也是为了多撒下几粒良种，待将来有好收成。
今天我还在问我自己：当年我这样做，值吗？当今的大学生能理解吗？那是病态世界逼出来的健康的病，充满了主观战斗精神。
我为我当年的壮举而自豪，顶住了多少压力啊！
值！
我的处女作是《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前后总共印了９万多册。
其实，我还有一本更早的处女作。这就是没有印成本的，我的北大６年求学记。说这６年的学生时代是我的处女作，一点也不过分。
今天我要把它原原本本地写出来。
６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
向我的心田撒下了许多种子。当年这样做是无意识的。今天我才明白，这些种子可以分成三类：科学、艺术和哲学。
后来我所有的思考和写作都是“科学、艺术和哲学”这同一主题的变奏或演绎，作详尽展开。
我后来的一切思考，都可以到北大６年中去追溯它们的胎观。——这才是“母校”中的“母”这个汉字的准确涵义。
——2003年晚秋写作手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这几行古诗为千古之言的劝学语，令人警悟感奋。不过很遗憾，绝大多数青少年并不理解这段警句大训。等到了三四十岁恍然大悟，又为时已晚。
今天，我不在悲伤之列，因为我在北大努力过。四年级我故意留一级，是一个决心努力的明证。尽管当年我有许多迷惘、茫然，但我英勇地搏击过，为形成“我的世界观”；为走向“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为“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或“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２００３年秋冬交接之日的细雨黄昏，一人独自坐在上海衡山路“Ｋｅｖｅｎ（凯文）咖啡屋”反刍和品味四五十年前的往事。屋里放出的背景音乐是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感觉真好，活着真好。无奈人生苦短。
题记(1)
1
时至今日，回过头去看，我才恍然大悟：
北大６年（１９５５－１９６１），我只做了一件事：“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６年，由我自己设计的专业原来是：从哲学视野去观照人类文明之旅的结构和机理。
北大并没有设置这样一个专业。世界各地哪座大学有这个专业？它是涵盖文理科的。
开始，我决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从事这个囊括天地人神的广大专业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使命。只是进入５０岁以后，我才清晰地意识到我这一生的追求对象。而追求对象的意识正是人的自我意识，也是人的本质披露。
你追求什么，你的本质便是什么。一点不会多，但也不会少。
你的存在不能离开你所追求的对象：物质的和精神的对象。小仲马笔下的阿芒追求茶花女，构成了阿芒的本质。司马迁追求《史记》，构成了他的本质。
六年学生时代的努力都为了获得“从哲学视野去观照人类文明之旅”这个大框架。４２年后的今天，我才拥有了这个框架。
哦，４２年！这已是我一生。所以黑格尔说：“精神的道路是间接的，曲折的”；“精神曾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挥出哲学”。（个体、民族、世界和人类无不如此）
所以我把自己比作山村一头推磨的毛驴。磨的上盘是文科，底盘是理科。中心轴是哲学。推磨的动力是对天地人神四重结构怀有探索的热情。这正是黑格尔的名言：“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且不说伟大的事业，就是同恋人的一次幽会，也需要足够大的热情。否则你就不会有去咖啡馆赴约的动力。迈开双腿需要热情。
其实，按年龄和心理，我还不到蹲在冬日向阳的墙根下晒太阳回忆往事的风蚀残年。我前面还有一段路，去作人生最后的冲刺。写回忆录也许是我１０年或１５年后的事。至于写自传，我根本就不够格。人要有自知之明。
今天我提早写写北大的往日，是我内心的一种自然冲动，也是“仰则畏天，俯则畏人”的一种流露。
六年的北大生活，我学到了、懂得了不过两个汉字：
敬畏
我现在把获得它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一来是为了照亮自己的今后的路，二来是为了让今天的大学生知道４０多年前大学生的精神状况。我承认，当时我是个另类。否则我就不会主动留一级。
我既不是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沙滩红楼老北大学生，也不是七八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新北大学生。相对于前者，我是晚辈；相对于后者，我又是前辈。所以我是一个中项，一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
今天的回忆，免不了带着今天的眼光和徘徊感慨。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忠实于我当年的感受和理解。这是我要把握的尺度和分寸。
我想，把我在北大成长过程如实地写出来，对今天的大学生或许有点借鉴的地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
活到今天，最深刻的印象是懂得了：
人就这么一辈子
这七个汉字，平平淡淡，却含不尽之意，话里有话。
它能使我在迷雾重重中看清出路和方向；在逆境中变得坚强；在渺小时猛然变得高大；清晨偷懒在床上时会霍地穿衣起床，打开窗……
“人生意义”不是放在橱子里、口袋里的现存物品。它要我们自己去寻找。不是一次性苦苦寻找，是多次踏着一弯残月或一丝星光去觅寻。
于是才有了这本书。我写每本书都是去寻找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人的这一辈子过去了，便什么都消逝了！
一句话未讲，一本书未写，一幅画未完成，一个人未爱，一杯咖啡未喝，世界某地未去……便再也没有机会了。留下的，只是夕阳衔山，荒地野坟，衰草寒烟。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在没有散之前，且让我们一醉方休！
将进酒，杯莫停，但愿长醉不醒！
２
人生于天地间，有一定的生存规律。求学时代也有它的规律。
我这本书谈论的正是这规律。如果叫我再活一遍，再去北大读６年，我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迷惘、徬徨、失误和痛苦，活出许多个高质量。
我写这本书的前提是爱生（对生的眷恋）和望来（向往未来），而不在悲死（悲伤逝去的）和悔往（悔恨过去）：
“人之过在于悲死，而不在于爱生；在于悔往，而不在于望来。”
我牢牢把握这个大前提。
３
大学三年级，我在温德（Ｒｏｂｅｒｔ Ｗｉｎｔｅｒ）教授朗润园私宅书架上发现一本雨果传（英文版）。得到他的同意，我借回去读。其中有一句，影响了我一辈子，直到今天：“我一定要让我的精神去静观世界和探索神论。我要在感叹号和惊叹号中度过此生”。
如果要我今天回头去总结我六年的大学生活，我便可以说：那是充满感叹号和惊叹号的六年。——几乎是每一天一个小的感叹号加上一个小的惊叹号；每三天一个中的感叹号加上一个中的惊叹号；每十天一个大的感叹号加上一个大的惊叹号。（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题记(2)
我就是通过一长串大大小小的惊叹号和感叹号渐渐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走在通往“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路上。今天我还在路上。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没有惊叹号和感叹号（其实归结在一起就是“！”这个符号）的人生是多么平庸、贫乏和寒酸！这是枯井不波，死水一摊的生存状况。
有惊叹号和感叹号的一生才值得一过。
当然，“！”是有等级的。其实初恋和失恋给我的东西也是一个重重的“！”，让我记住一辈子。
《唐诗三百首》，说到底是由三百个“！”组成的。只有“！”才能抗击时间老人无情双手的淘汰。
“！”既可以来自自然科学，也可以来自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它原是弥漫于天地人间的一种元气。它要一颗敏感的心去见出，从中抽取出来，营养自己。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从天地人神结构中抽取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加以琢磨，玩味，体认。直到今天，我的灵魂状态仍然沉醉在“！”中。
迷惘是探索世界或上下求索的影子。
谁在探求，他就在迷惘。我们只能把迷惘或迷途降低到最低、最小，而不能完全避免它，消除它。
宇宙万事万物（从太阳系到人，再到ＳＡＲＳ病毒）都被安排在这条由三个环节组成的神圣链上：
过去→现在→将来
这是最高、绝对的安排。谁也挣脱不了这条链，自作主张跑到链外去。
最大的学问是关于这链的学问。
想想吧：相对于中午，上午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有回忆；而晚上则是尚未到达的将来，留给我们的是希望或期待。
过去是历史。它是无法更改的。一点也不能。小学生写错了字，可以擦掉，再写。历史却擦不掉。
过去是现在的过去，将来是现在的将来。可见现在（此时此刻）才是最最实在的，可靠的。
不过，按照佛教哲学，现在像过去、将来一样，也是靠不住的：“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不住。”（《心地观经》卷八《观心品》）
我不这样悲观。我要珍惜现在的每时每刻，再去计划将来，经常回顾往事。回忆录的功能是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于是才有了这本书。爱因斯坦有言，认为他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他不仅很不幸，而且也难以适应生活。“人生苦短，死去皆空。”——要同这个命题或咏叹作斗争。不能让它占上风。
否定生命的目的、价值的意义，是“横在谷口的一片白云”。《五灯会元》有言：“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幸好，我还不是一只迷巢的鸟。
我知道，即便人生原就没有意义，我也要自圆其说地找出一个，或挖出一个，抠出一个。
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意义。因人而异。但务必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意义。谁找到了，谁就有福。
其实，我六年的大学生活，正是苦苦觅寻人生目的、价值和意义的故事。我现在就来讲这个故事。设想读者和我就坐在红茶坊，外面飘着雨夹雪，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的氛围中述往日，论现在，思来者。
三次造访欧洲，我去过多座修道院。深深幽闭的院落，同外界隔绝。我记起一首修女歌：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惟一的依靠。
果真心口如一，那么，修女便有福了。因为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她找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她是一只归巢的鸟。
近年来，我常听到这种说法：有位年轻渔民在海滩晒太阳，休闲，自在，悠哉悠哉。有人对他说：“你干嘛不出海打渔？”
“为什么要出海辛劳，冒险？”
“打上很多鱼，你便会发财！”
“发财干什么？”
“可以造海滨别墅，然后在海滩享受日光浴。”
“我现在已经躺在沙滩上悠闲自在了。”
也许有人会赞成年轻渔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不同意。渔夫晒太阳和搏斗致富后的晒太阳属于两个层面。渔夫的层次低，空洞无物，没有阅历，没有人生戏剧情节，没有刺激，没有内容，干瘪枯燥；百万富翁的层次高，饱经事变，阅历世途，结结实实，富有内涵和深度，充满了刺激和戏剧性情节，里面尽是故事。
拼搏过程本身和达到目标同样重要。渔夫没有拼搏过程。渔夫缺这个重要环节。所以他晒太阳的层次低。
大学六年，每当我体认、领悟或得出一条哲学原理，比吃北京烤鸭还要高兴，快活，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在动手写作本书之前，我阅读了几本参考书。其中两本是《北大旧事》（陈平原等编，１９９８年）；《北大往事》（橡子等编，１９９８年）。头一本收集了蔡元培、蒋梦麟、冯友兰、钱穆、梁漱溟、胡适、鲁迅、周作人和张中行的回忆；后一本收集了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北大校友的文章。这两本书有助于我回顾往事，勾起我的记忆。
人的记忆按分类有三种：长期记忆、中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我这本书是长期记忆。
题记(3)
钱穆先生有句话是先得我心了：“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这句至理名言成了我这本书的依据和主脑，并一以贯之。蒋梦麟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校风是“自由研究”。可惜我生也晚，没有赶上这精神的阳光沐浴，反遭多次批判。有一回蒋校长宣布政策：“第一年级取严格管理，第二年稍使自由研究，第三年级更放宽一些，最后一年则‘放任的自由研究’……”
我在校６年，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蒋梦麟（绝大多数同学恐怕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自由研究”精神曾是北大校风。但我的所作所为却是蒋校长的好学生。
二年级结束的寒假是１９５７年冬春之交的时期。那前后６个月是我一生脱胎换骨的岁月。从此我开始了“放任的自由研究”，直到今天。可以说，我是“放任自由研究”的自我教育产物。我的好奇心便是我的最好导师。
在写作过程，我手头缺一本《北大校史》。所以我的回忆在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上估计会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是我要声明和道歉的。毕竟是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上面落下了时间老人撒下的一层厚厚尘埃。不过，这也说明：凡是不能成为我终生记住的东西，对我的生命之树的成长并不是重要的元素。不值得牢记。有时我会假设：如果我不进北大，我会变成什么人？肯定不是今天的我。我还是偏爱现在的我。
初中毕业，我报考了江西景德镇陶瓷专科学院。考取了，结果改变主意，没有去，上了普通高中。如果去了，结果会怎样？如果我进了北京外语学院，结果又会怎样？
是北大（包括图书馆和圆明园废墟）玉成了我。没有北大，就没有我今天。对于我，这才是“母校”的涵义。
北大六年，我只知道老北大的校长原是蔡元培先生，但从没有读过他的讲演和论著。只是最近才读到他的一些作品，终于发现：原来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大学生，是蔡校长的忠实弟子，完全符合他所倡导的北大精神。
１９３４年１月，蔡元培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这也是我今天的看法）
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凌晨１点我第一次走进北大西校门，是一张白纸；１９６１年８月底当我走出北大南门，告别母校，在我的心灵白纸上已经写满了字。这些字可以总结成如下三条：
我的真正的科学存在是我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
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我在艺术哲学中的存在；
作为人，我的真正存在是我在哲学中的存在。
从１９６１年到今天，４２年来，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将这三个胚胎状态的命题作详尽的展开和发育。如果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我在北大这一进一出的６年，一点也不过分。不过出身农家女的母亲却是这样看毕业后的我：
“我的儿子读大学反而读傻了！我后悔不该让他到北京去读书。”母亲经常同我妹妹这样唠叨。
母亲眼中我变“傻”，说明我“脱胎换骨”、前后判若两人的程度。但如果人有来世，我还选择读北大，专业是理论物理，并把钢琴弹好。今天我依旧崇拜这两样东西：
理论物理，古典音乐。
莎士比亚说：“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
关键问题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得尽善尽美，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是什么触动我写这本书？(1)
今天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出了点问题。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问题。
比如今天的大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要为求职去奔波。就业形势严峻事关生计大问题，非同小可。５０年代大学毕业生是国家统一分配，不存在失业，但没有选择的自由。叫你去哪里，你就要去，没有讨价还价、挑肥拣瘦的任何空间。
哪个时代好些呢？我宁愿选择今天，选择自由、拼搏和激烈的竞争。
最近几年，我经常泡在同济、复旦大学书库。中饭也在学生食堂吃，有时还跟同桌就餐的学生边吃边聊。看着他们，自然想起我的大学生活。不过，我和他们毕竟是两代人，相隔差不多有半个世纪，这几乎是我一生。
我羡慕今天的大学生。
我们一代人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热昏岁月煎熬得太久，蹉跎得太久，也伤害得太久。今天的大学生则迎来了共和国政通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黄金时代。不过，从哲学观点来看人生世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人生、世界就是“烦”。没有烦的人生、世界是没有的。
根据我的精神成长之路，我会想到当今大学生的精神成长。两代人背景截然不同。一个是过多的政治运动，人斗人，学生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走进实验室。另一个是太实用化和太商业化。
超前消费、无边消费主义、旨在撩拨感官的商业广告铺天盖地，吞没了一切，人们的欲望在无限膨胀。校园内的大学生有几个能幸免？有几个能有效地抗击？有几个能去努力做到“朝闻道，夕死可矣！”有几个能为中国古人的这个绝妙定义去激动、拍案叫绝：“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的作者大概是战国末期人）
“宇宙”这个词概括了时间（Ｔｉｍｅ）和空间（Ｓｐａｃｅ），绝了！这个术语是多么了不起的中国古代思想成就！（哲学概括的成就）今天的大学生又有几个像古希腊哲人所提倡的那样具有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说句英文就是“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ｆｏｒ ｉｔｓＯｗｎ Ｓａｋｅ．”
不少大学生在追求及时行乐，热衷攀比，变得轻浮，浮躁。大学生的浮躁就是时代的浮躁。作为正在面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新一代中国公民，今天的大学生理应有“世界公民”（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胸襟，去关心全球性的难题：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种种冲突。因为我们是地球人的一分子。我们理应突破学系阻隔，做到“文理互渗”；我们理应提倡自由吸纳，让“名著阅读”蔚然成风。
４０多年前，我曾自己摸索着沿着冲决学系或文理科阻隔这条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一直走到今天。现在我把我这段故事写出来，给当今大学生提供点参考。当年我一直被校方看成是另类，看成是“思想反动学生”。“文理互渗”，冲决学系的阻隔，在当时只能是“地下活动”，属于非法，不务正业。我就是一个典型，老挨批。我是死不悔改。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的过去呢？我是坏学生还是好学生？
今天我们知道了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１８９９－１９５２）倡导“名著阅读”计划。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是敌人。但凭着求知的本能，我却在日夜偷偷地阅读名著，包括感受、理解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他的铜管、木管协奏曲，尤其是慢板乐章。美极了！
我的故事是发生在４０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尽管时代变了，但一些基本道理或法则同样适用于现今。我指的是：让跨学科的多维、立体信息铸造、拓展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力争做一个“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世界公民”；力争拥有孟子所提倡的四种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２１世纪的人类文明特别需要这四种心。
当代世界到处是危机、困厄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我们严重欠缺这四心。我们并不缺高科技。从火星探测器发来清晰图片，还缺高科技吗？从４亿公里远的火星发到地球上啊！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是因为拥有这四种心。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最高目标是把人引导到拥有这四种心。
北大６年，读了点庄子、孟子和孔子的书，是我自修、自学的一大成绩。我这一代，国学底子差，不像蔡元培和胡适等前辈。２４岁蔡元培就成了光绪年间的进士。
大学三年级，偶然读到中国古人论述用兵等军事方面的思想，深受启发：“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宋朝，杨万里《论兵》）
“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宋朝，苏轼《思堂记》）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
当然我学习这些论述，不是为了去领兵打仗，而是把“以死求生”的勇猛精神用到追求知识、做学问上来。也是在大学三年级，从《知识即力量》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国外的新型坦克装备了一种新的瞄准仪，不论坦克在什么复杂的地形上行进、颠簸，都不影响炮弹命中目标的准确度。我想，我的内心也必须装备这种“水平仪”。在哲学上，这就是“不动心”。东西方哲学都提出过“不动心”这个概念。意思是让自己的灵魂永远保持一种平衡、宁静状态，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这是强调自己内心的重要性。宋朝延寿《宗镜录》有言：“心能作佛，心能作众生；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狱。”
是什么触动我写这本书？(2)
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内外阅历证实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在当年反右后的北大，极左思潮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频频不断，“不动心”于我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即便在今天，“不动心”——每临大事有静气——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世界并不太平：癌症、非典、水灾、地震、恐怖主义和人口过剩……我又想起宋朝罗大经的名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最后我想说，回顾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世界许多民族都有“人生不过是场梦”的说法。这才是永恒的真理，无法改变。美国有首古老的民歌，最末一句是“Ｌｉｖｅｉｓ ｂｕｔ ａ Ｄｒｅａｍ！”（人生不过是场梦）
记得有一回北大朗润园温德先生哼过这首歌。他家的那间小客厅尽是音乐回荡：“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
对男人，初恋的本质是男性荷尔蒙去攻击一个女子，而且是原始本能的第一次，能量极大，尽管外表腼腆，羞涩。
自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以来，我开始无意识地、利用一次偶然机会把攻击矛头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同时指向文科和理科广大知识王国。——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个专门术语：攻击目标大位移或爱的目标大位移。
记得１９５８年我在大三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不久便涂掉了）：“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
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是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庄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心理学上，“挫折攻击”（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假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这个假说是美国心理学家Ｊ·Ｄｏｌｌａｒｄ和Ｎ·Ｅ·Ｍｉｌｌｅｒ于１９３９年提出来的。１９６１年暮春即毕业前夕，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他们的书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认识自己的行为根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源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
比如你有急事上楼，前面有两个胖子在慢吞吞地爬上去。他们挡了你的道（因为楼梯窄，他们又是并排着），使你受到挫折，这时候，你会恨不得将他们推倒！这就是向挫折源发起正面、直接的攻击。
再比如有一天，你去搭航班，飞日本。你的朋友开“Ｈｏｎｄａ”送你。前面有辆“大众”，时速还不到５０公里。你担心不能及时赶到机场，会脱口（至少在心里）骂一句（这骂的实质是向挫折源发起攻击）：“他妈的，你没有吃饭吗？你睡着了吗？”
如果你继续因“大众”堵上一分钟（只需一分钟），你会恨不得开着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开，为自己开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数男子在失恋后会去杀害女方或严重伤害她（如毁容等）。这类犯罪案件常见于报刊。
爱的目标大位移(5)
第二，隐含或隐形的。
受挫折者并不直接向挫折源发起攻击，而是把全身心的能量集中起来去攻击他物。
女人则上街去疯狂购物。越是贵重的东西越要买。（买成了一种攻击行为）疯狂、贵重的程度成了报复、解恨的标志或符号。两者成正比。
当然今日的一些女青年则常用香烟头把自己的手腕烙成一个被烧焦的疤痕，表明初恋的失败，表明同负心郎作永久的决裂。因为疤痕是永久性的。
这种向自身发起攻击的行为多少带点江湖性质。女研究生和女博士生的初恋失败就决不会采用烟头攻击的方式。
不过我在大学三年级突然将长发剃成平头也是坚决向她作最后告别的一个符号。当我走进教室，德国文学史专家洛赫太太大吃一惊，说：“赵，你怎么啦？只有进监狱的犯人才理成这种发型！”
今天看来，平顶头这个符号毕竟很幼稚，属于低层次的攻击，同用烟头烧手腕的水平差不多。
男人在失恋后往往去酗酒、赌博，从不抽烟到一根接一根，精神委靡不振，被击倒在地，爬不起来。
极端的例子是自杀。
自杀的本质是向自身发起攻击。这攻击的能量和决心有多大啊！男女自杀现象都有。１９岁的我则向世界、向知识王国发起攻击。
首先是在无意中悲愤地敲开西方古典音乐神圣、崇高和庄严的大门。不久便毅然去冲破文理科的界线。
失恋的创伤越大，越悲愤，攻击的力度也越大。两者成正比。
当年我失去的是一个女生，获得的却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观，一个涵盖文理科的广大世界。“世界哲学”是它的精华，其中包括自然哲学。归根到底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写成英文是：Ｇｏｄ · Ｎａｔｕｒｅ · Ｍａｎ（上帝·自然·人）。
这才是永久性的符号，比烟头烙下的被烧焦的伤疤要永久得多，也高级得多。所以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攻击方式。
在北大求学时期，对于我，爱的目标大位移是件大事。没有位移，就不会有我后来走向成熟。如果有来世，我愿我的初恋再遭惨败，然后再来一次爱的攻击目标大位移，决心干一番大事业。
用自杀的勇气去干一番事业便是“人生使命感”了。“人生使命感”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终身康泰、坚定和幸福。
大把的金钱可以保证买到感官享乐，但不一定能保证买到心的坚定、康泰和幸福。因为金钱买不到“人生使命感”。这种感觉有一种神性，它只能来自一个人的内界。它没有标价。
毕业的时候，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北大，我已经是一个负有“人生使命感”的年青人了，尽管我脸上还有不少稚嫩或稚气，但骨子里或在精神构造上却是一名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
五、 关于善的德国和恶的德国
自１９５７年冬，温德先生和我便成了忘年交。我估计他那年大约是７０来岁的样子，我是刚好处在１９－２０岁之交时期。
他是单身汉，日常生活由仆人照顾。他偶尔也备备课。遇上他忙，他就在小客厅的隔壁小书房打字，让我自己随心所欲地挑选唱片，自己放，自己听。当然他也听。他说，他最爱边听音乐边打字。
今天我还记得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和打字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景。温德先生对我说：“随时欢迎你来听音乐，不碍事。”（其实他内心有种孤独感）
这样，每隔两、三天我就去。寒假几乎天天泡在朗润园。不到半年，西方古典音乐的精神便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进了我的血管。当时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作品传达出来的是人类尽善尽美的境界。西方古典音乐无疑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之一。
又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深夜，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在池塘岸边一株小柳树面前，我站住了。我用右手拂去树上一层雪，内心的一句独白是：“小兄弟，你冷吗？”
我把柳树看成是人类的兄弟。西方古典音乐开始培养了我的“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敬畏和泛神论情感。它和庄子的“泛爱万物”是相通的。
这样的情怀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或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恶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想起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的德国纳粹运动的非理性和邪恶。
一个贡献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和舒伯特……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残酷？高贵、崇高同邪恶、残酷何以能在一个民族身上并存？
１９５８年我同东德留学生君特一起看一部波兰电影，有纳粹军官枪杀波兰犹太人的镜头。君特突然低下了头，说：“我为我是个德国人而羞愧！”许多年，这句独白常常回荡在我的耳际。的确，有两个德国：善的和恶的。爱因斯坦是这样区分的：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访问。３月他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他说：“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便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活在人民的心坎里，并永远受到尊敬。”
可见，康德、歌德、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和舒伯特……是善的德国这一面。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则是恶的德国这一面。
爱的目标大位移(6)
希特勒是领路人。他把整个民族引领到了一条邪恶的歧途，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１９５９年我读中国思想史，读到杨雄的论述，不禁折服，拍案叫绝：“人之性也，善恶混。修期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导师失路，则迷途者众。”（南朝·宋·朱昭之）
是希特勒一个人“误导”的过错吗？德意志民族没有罪吗？我说的是集体罪。
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是也有丑恶的一面吗？
火烧圆明园正是丑恶的阴暗面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中国人把凡尔赛宫烧光，法国人作何感想？
二战中，意大利人在墨索里尼这位“领袖”的误导下也干尽了坏事。这个民族不是也有善恶两个面吗？但丁、达·芬奇、拉斐尔和许多伟大建筑师，以及伽利略等人代表了善这面，而墨索里尼则是恶。看来人性中的善恶不仅是某个民族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世界的人性或善恶的普遍世界性。——久久沉醉在西方古典音乐场中，我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些。音乐的功能是创造幻想，激活联想。
侵略者发动战争总有他们的说法或观念。
观念、思想有两面性。它们既创造了人类文明，帮助人类脱离野蛮和愚昧状态，但也制造了无数的邪恶。
毕业前夕，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同一个命题的两个侧面）：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帮助过人类？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损害过人类？
损害，即误导。
有一天，我把这两个命题译成英文去求教于老温德，看看是不是符合英国人的语言习惯。（大学６年，我对英文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兴趣。不过我在它身上花的时间并不多。我永远是通过读一本英文原著去渐渐熟悉这种语言）。经过温德先生的修改（时间是１９６１年６月），这两个对称命题写成了纯正的英文：
１．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２．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ａｒｍ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那天温德先生告诉我，英国哲学家罗素已经就这两个命题写成过论著（均在１９４６年发表过）。不过我始终没有读到它们。
“９·１１”后，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爆发，自杀性汽车炸弹频频在许多地方爆炸，更迫使我想动手撰写这两本书。当然，我首先要阅读罗素的论述。我确信这两个命题远没有被人穷尽。因为它们特别有现实意义。我要把人的思想同人类语言、人脑构造合在一起来论述。
语言、思想和战争是分不开的。
人类语言和思想既有功也有过。
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锋利剑有双刃。
过些年我打算动手写两本书，题目就叫：《哪些思想有益于人类？》《哪些思想误导过人类？》
或者把它写成一本书：《人：会思想的动物》，上下两册，分别冠以上述题目。
西方的泛神论思想便有益于人类。
它的核心是把大自然同上帝等同起来，写成一个复合名词：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
“德意志至上”这种思想便误导过德意志民族。
“正义”这一思想很含糊。它既有益于人类，也误导人类，直到今天。以巴冲突不断便是一个例子。双方都说“正义”在自己这一边。美国和拉丹的冲突也是围绕“正义”展开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思想。这个命题才是有关“正义”最好的定义。
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或概括。用它来把握、理解和梳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是恰当的。不过若是把它滥用，借题发挥，成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便是一种邪恶和犯罪了。我指的是这种提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真理和谬论仅差一步。
今天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便是有益于人类的观念。培根的“知识即力量”也有益于人类进步。
电磁观念同样是这样。当然还有电磁波和能量子的观念。
所以说，我今天的一切胎观都可以追溯到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朗润园和圆明园对于我是重要的课堂，比阶梯大教室重要得多。我不是从阶梯教室走向“世界哲学”的。
许多年，我始终把圆明园建筑废墟和荒野看成是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因为北大围墙外西北方就是圆明园。两者相距仅三五十米。
六、 开始一系列观念的冒险
从１９５７年冬天的朗润园走出来，我来到一个广大世界。我的专业已经远不是德国语言文学了。我是四处出击。涉及的对象看起来很杂乱，文理科并举，其实是“吾道一以贯之”。我有我的章法，只听从内在那个最高声音的召唤。凡是我感兴趣的学科，我都敢碰，都敢闯进去。
我不功利。不是为了考研究生。我是“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追求“世界观”的满足。动机很纯，是为学问而学问。
德国语言文学成了我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小圆圈。
我的时间分配大致如下（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意识或明确的安排。这是我今天在回顾中总结出来的）：
爱的目标大位移(7)
课堂上花费精力仅占全部的 １０％
科学（重点在理论物理） ４０％
艺术（重点在音乐） ２０％
哲学（东方和西方哲学） ３０％
我不再把考试得分放在心上。只求及格。有的同学（尤其是女生）不得满分就哭。
我厌恶、痛恨考试。我的心变得很野，爱望野眼。我觉得课堂的空间太小太小。我喜欢自己去找食。
我读到少年达尔文的故事。他常去野外捕捉昆虫。有一回他用左手捉到一只美丽的昆虫。不久又见到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新种，更叫他兴奋不已。后来又发现更为奇特的第三只。他只好把它放进嘴里，用嘴去衔住。结果昆虫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灼伤了达尔文的舌头。
面对文理两科许多学科知识向我涌来，我也有点像当年的达尔文处理三只昆虫的办法和心情。
我是天天向上、生机勃勃的人，直到今天。毛泽东说过许多话，都成了语录。我只记得其中两句，其他都忘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写给孩子们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的，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打仗，而是先投入战场，打几次硬仗，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风急浪涌中学会游泳。我的哲学不是从哲学系阶梯大教室走出来的，学来的。我是在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肉搏出来的，身上布满了弹片伤疤。
从１９５７年冬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借助贝多芬崇高、庄严“力”的感召（比如《命运交响曲》那些富有“人生使命感”的主题），我在瞑瞑中（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开始了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冒险（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因为在北大最后的三年（大约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我渐渐把人的一生理解成是一场冒险活动。它是由一长串大大小小的冒险构成的。不同的人从事不同性质的冒险活动。
有人从事外在冒险。比如１８世纪英国杰出的海上探险家库克。当然还有哥仑布等人，以及征服珠峰的勇士们。
有人从事内在冒险。比如贝多芬、康德和黑格尔，还有老子和庄子，以及柏拉图。当然理论物理学家对物理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的深入探索（比如物质世界的原子结构），便是典型的内在冒险。
大数学家的一生所从事的也是典型的内在（思想和观念）冒险。按我的天性，我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在冒险活动。
“真善美”这三个汉字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们经常说起它，好像变成了一堆陈词滥调，人人都懂得，并握有它，似乎一钱不值。恰恰相反。一切内在冒险的最高目标和境界都以“真善美”三位一体为指归。这三位一体才是“上帝”。这是我在毕业前夕给上帝下的定义。在北大最后三年，我苦苦追求的正是“在上帝面前的宁静”。
这种宁静并不能占有，只能追求。宁静是战斗、冒险之后的最高报酬。这种宁静不是一枚金币，可以稳稳当当地藏在裤子的口袋里，一次性地永久占有。不，不是这样。
坦率地说，今天（２００３年）我的精神面貌依然保持着我在北大求学最后几年的状态，也许更为健康，更为奋发。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青年时代周期性的忧郁症。或者说，自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以来，我一直生活、沉醉在贝多芬和莫扎特乐曲所营构的“体、志、气、韵”中。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谢榛（１４９５－１５２５）把它加以发挥：“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四溟诗话》）
在我听来，德奥古典音乐的本质即是诗。贝多芬自己就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曲子写成“Ｔｏｎｄｉｃｈｔｕｎｇ”（音响诗）。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为了吃透、体认西方古典音乐的博大精深或它的“体、志、气、韵”的境界，为了发其真，入其妙，我一直在“养”和“悟”字上狠下功夫。
“功夫在诗外”。这个“外”字，便是文理科合在一起的抽象、提炼和概括：世界哲学。北大最后三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养，悟。
贝多芬和莫扎特是我在北大朗润园的良师益友。他们两人合起来对我的启迪是任何教授都无法相比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旧从他们的语言中吸取生存的智慧。对于我，北大环境（图书馆和校园，当然还有颐和园和西山一带）也是“养”和“悟”的最理想的地方。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不断对我的精神压迫也许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迫使我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停地去深挖洞。而哲学的本质正是挖洞。
不久前陕西电视台专门来采访我。最后问我：“赵先生，你能说说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吗？”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去听听贝多芬的《命运》《英雄》和《第九交响曲》吧！”
这些曲子是恒听恒新的。它讲述的是有关文明人的生命本质的故事。它没有情节，只有情态。生命本体的情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和生命同在。
爱的目标大位移(8)
我承认，瑞奇·马丁的演唱也拥有一种感召的力。对台下千万青年人，他有一种巨大的煽动性。
我也喜欢，但对我则构不成一种神圣、崇高的感召；我更不会在他的演唱营造的氛围中去生活和创作，永远也产生不了“人生使命感”。而贝多芬的感召力则会。这才是本质的区别。
我创作的背景音乐和心理氛围只能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贝多芬同瑞奇·马丁（还有去世的“猫王”）并不冲突。他们是并存的，和平共处。当代世界的冲突太多太多，还嫌冲突得不够吗？贝多芬的“力”同瑞奇·马丁的“力”是互补的。
我今天之所以选择了贝多芬的“力”，也许是因为：我是在他的“力场”中（ｉｎ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ｓ Ｆｏｒｃｅ）渐渐成熟起来的。毕竟，贝多芬“力场”的层次很深，它属于哲学层面。瑞奇·马丁的“力”则属于社会学层面。贝多芬的最大成就是使音乐表达哲学精神。肖邦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勃拉姆斯比较接近贝多芬。
贝多芬是不朽的。莫扎特也是。因为他们教给我的不是知识，而是人生智慧，是指给我看到“人生使命感”。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认识，这一结论，是“最后一课”。（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已是我一生。
也许我这一生（北大求学６年是我一生的第一阶段）只做了一件事：尽我所能，鸟瞰人生世界的本质和结构。
鸟瞰的英语是ａ ｂｉｒｄｓ ｅｙｅ ｖｉｅｗ．我特别喜欢这种表述或说法。因为它很形象。其涵义是：从高处往下看，从而得出一个全盘的总体了解。
比如一只苍鹰在离荒野２００米的上空盘旋，便能一目了然地发现一只奔跑的野兔。
后来（大约是１９５９年我对中国哲学发生浓厚兴趣的日子），我读到孟子的论述更是拍案叫绝：“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东山指鲁国京城东面的高山。“小”是个动词。
宇航员杨利伟从“神舟５号”飞船上看我们的地球才是真正的“小天下”。
做学问，就是要力争“小天下”。
命中注定，我的努力方向是去“小天下”。英文“鸟瞰”是诗意的说法，“小天下”则是哲学语言或哲学的表述。所谓哲学，就是去“小天下”。这是我的定义。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的朗润园是我走向“小天下”的第一步。不过当初我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后来离开了北大，我才恍然大悟朗润园那段岁月对我一生的意义。
在我们一生中，有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只有在事后，即事情发生之后很久，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它时，我们才渐渐看出它的全部涵义。
比如抗日战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微妙关系；十年文革对中国的深远影响。“９·１１”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１８世纪是微积分蓬勃崛起的岁月，但它的哲学基础只有等到１９世纪才被一些数学哲学家触及，探索，包括对一些重要概念加以严格的审视和定义。
几何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只有到了希尔伯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３）手里，它的基础才得到严格的探究。我指的是他的《几何学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一书的问世，时１８９９年。
至于有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更是如此。我们生下来很久（比如三四十年之后，或者五六十年之后），我们才认真追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匆匆来，又匆匆去……
想当年，我们呱呱落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那是父母的意志，硬是把我们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父母没有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连事先打个招呼都没有。
我们是先出生，先活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再回过头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都是“事后诸葛亮”。
１９５７和１９５８年冬春交接是我开始追问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日子，背景音乐是从巴赫到马勒和德彪西的作品。
有一天黄昏，雪后放晴，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突然听到有一群乱鸦投落日的啼叫声，我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久久站在宽宽的石板桥上看着“群鸦争晚噪，一意送斜阳”的画面，企图听出饥鸦啄雪枝上啼的涵义。
没有回答生命的意义。至少我的耳朵听不出来。
失望、茫然和惆怅是必然的。
毕竟在林中小泊的寒鸦是一群无才思的造物。
也许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只有人这个物种才追问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是李白追问后的回答吗？
原来北大校园（包括圆明园废墟和西山一带景物）最适合做这三件事：
读书；
追问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形成世界观；
谈恋爱。
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还有比这三件事更重要的吗？
没有这三件事，还是大学生吗？
少了其中一件，都是残缺。按我的理解，失恋要比成功好十倍、百倍。——重要的是，不要被失恋击倒在地，要善于将爱的目标大位移，努力做到：没有追到一位女生，却在追求一个广大而深邃的世界，并最终成为世界的投影或世界的回音壁。
爱的目标大位移(9)
成为世界或时代精神回音壁的人是幸福的，即使是投影的一小块或回音壁的一小角也是成就。
数学王国的神性(1)
中学时代，数学（代数、几何和三角）是我的敌人，我怕它们，就像我惧怕蛇、蜈蚣和蝎子。自１９５７年冬天，数学突然成了我的至爱亲朋，成了我的灵魂寄托之所，成了我的安慰，成了庇护我的上帝。——这转变是奇怪的，却是事实。
也是１９５７年冬天，在朗润园上了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后不久（好像是第三天一个下午），我经过大饭厅回宿舍，在路旁有校友在摆摊卖旧讲义和旧书。
这是当年北大的一道小小风景。毕业班学生准备离校，把不要的旧讲义和旧书卖掉（多半是三折或五折）。这种风气也启发了我，以致于我后来开了窍，卖掉手表、毛料裤、毛毯和金戒指，去买回我渴望的书籍。
在几本数学书的摊位面前，我收住了脚步。卖主肯定是数学系高年级学生。我拿起一本《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苏联辛钦著，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４年）。随手我翻到“无穷小量”这一小节。其中第２个例子深深吸引了我：
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太阳Ｓ吸引着围绕着它运动的彗星Ｋ（图３），所用的力是ｋ／ｒ，其中ｋ是一个正的常数，而ｒ是两个天体的中心之间的距离。我们假定现在所谈到的彗星只一次出现在太阳系范围之内（双曲线轨道），以后就无限制地离开了它，因而在此以后，彗星离太阳的距离ｒ就一直地并且无限制地增大。于是很明显，引力ｋ／ｒ就要无限地变小……在彗星无限制地远离太阳的过程中，太阳吸引彗星的引力是一个无穷小量。
这个例子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并发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叹号！后来我才知道，哲学正是起源于对世界的惊讶。写成英文就是：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ｎｄｅｒ． 我对无穷小量这个例子的惊讶其实属于自然哲学的性质。不过“世界哲学”把自然哲学包容、涵盖在内。
一、 我为数学哲理诗而哭泣
我之所以被这个例子深深触动（或叫触及灵魂），估计有以下原因：
１． 它是天下第一首哲理诗。它使我一下子便融合进了宇宙宏伟、无穷的结构中去。
这样的诗使我脱俗，得乾坤、浩然之气。这样的诗，才是宇宙天地之精英。
后来，我读了中国美学史，才进一步懂得了这个例子为什么能触及我的灵魂而发出无声的哭泣。因为它一下子便把我带进了由十个汉字构成的超尘绝俗的境界：超脱、淡远、荒寒、幽深和空灵。其实这正是中国艺术魅力之所在。
２． 借助于宇宙间这第一等诗，我找到了精神避难所，可以躲过、逃脱或抗击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当然，这种动机是很隐蔽、很“地下活动”的。如果暴露或有所流露，立即会有一顶压死人的帽子扣下来。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我越走进数学王国，逃避政治现实的动机便越来越降低到了次要地位，自然哲学的兴趣则占上风。当然“隐居”的色彩一直有。
恶劣的政治现实使我向往中国古人的隐居生活。陶宏景（４５７—５３７）隐居名曲山是个例子。梁武帝即位，屡加礼聘，不肯出。他写了一首答齐高帝的诗：“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给我难忘印象：“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我毅然决然掏钱把《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买下来自娱，同天地精神相往来。中国古人有言：“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
后来我读到白居易的“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这个命题更进一步形成和巩固了我的隐居观：把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看成是我的终南山、名山和江西南昌的西山。我在不久读到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我开始领悟、体认中国古诗词的妙绝，也是始于１９５７年冬，几乎和朗润园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发生在同一时期）后来我便渐渐妙悟到：数学最高境界是“白云无尽时”。数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哲学。佛教哲学强调一个“悟”字：“真知端从悟入。”“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坛经》）意谓：迷惑时经历了漫长时间，觉悟时只在顷刻。那天我看《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便是这样。
第１个例子对我也是一个震撼，不过级别不如万有引力吸引彗星的例子：
在一定温度之下，质量一定的气体的压力ρ与其体积ｖ成反比，即
ρ＝ ，（１）其中ｃ是一个正的常数。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扩大气体的体积，它的压力就会减少；如果过程进行得充分长久，换句话说，如果把气体的体积弄得充分大，那末根据公式（１），气体的压力就可以变成（并且在气体继续膨胀之下还能够保持着）任意地小。这就说明，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无限制膨胀这一个过程中，它的压力是一个无穷小量。
这个例子同样刺激了我的想像力。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真正的大数学家在气质上应是一位极富有想像力的诗人。
由于上述两个例子对我的深深触动，我才决定掏钱买下这本数学书。今天它就放在我浦东房子的书架上。它几乎陪伴了我的一生成长。
数学王国的神性(2)
数学拓展了我的心胸和视野，大大有助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尽管我后来并没有成为数学家，但数学毕竟营养了我的世界哲学。从那以后，在我的书包里就有了这本书，后来还买来下册。有一回被同班同学黄文华看到，便问：“你学数学？”我笑而不答。
一切得保密。在那个年代，暴露思想是危险的。其实在我眼里，数学分析（微积分）是一本自然哲理诗集。
我开始对函数论感兴趣。
如果说，变量这个概念是数学分析第一个基本概念，那么第二基本概念便是函数了。
的确，在我们这个无时不在变化的世界，还有什么比变量更重要的呢？！从一开始我就是从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去看变量。
所谓函数就是：每门自然科学（其实还有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去寻找一个变量（因变量）依赖于另一个变量（自变量）的规律。把它写成公式（数学符号）就是：
ｙ＝ｆ（ｘ）
其中ｘ为自变量，ｙ是因变量（即函数）。
后来我把这个记号（或符号）看成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标记，把太极图看成是中国哲学的象征。
领悟到这一点，是我在北大最后三年的重要收获之一：哲学世界观或世界哲学的收获。
我把它看成是我的一篇毕业论文。由于极左路线，教改乱哄哄，强调七分政治三分业务，贯彻“学生要在工厂、农村劳动中毕业”的方针，我们班在１９６１年初夏没有交毕业论文。但是我自己为自己完成了一篇。——也许是全世界最短的一篇。因为它只有上述两个符号。
这也开始显示、表明了我的思维方式或思路特点：善于进行“语言转换”，把具体成果，推广、上升到普遍世界的法则。它也开始显示出了我的思维方式的萌芽：从哲学角度去感受、把握一切：从音乐到数学和物理，再到建筑。
二、 数学力学系图书馆
由北大西校门进来，向右走１００多米，是大图书馆。再往右１００来米，是数学力学系。它由两座对称的姐妹楼阁组成，明清建筑风格，很典雅，四周都是绿化带，体现了原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气质。当年这种贵族气派同阶级斗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由此造成的自杀风是格格不入的，同数学的至善和高阶的美则是协调的。
左面那座阁楼便是数学力学系图书馆。我忘不了我在那里度过的日子，时１９５８年春至１９６１年夏我毕业。我是不定期地去光顾、朝圣。
是的，用“朝圣”二字最恰当。因为数学王国有种神性弥漫。我是冲着数学的神性、诗意和哲学才走进去的，蹑手蹑脚，怕打破那里的神性和宁静。我忘不了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情景。
那里的职员都很有教养、很有素质（这是我的直觉），估计是燕京大学的原职工。
“是新同学吧？”管理员问。
“是。”我回答。
他就再也没有盘问我，也没有查看我的学生证。也许根本就没有查看学生证这一条规定。是我多心。如果他知道我是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他会对我说什么？会觉得怪吗？甚至会认为精神不正常？因为西方语言文学同数学相距太远太远！如果是走进历史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图书馆，那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
我第一次走进数学系图书馆去阅读，的确要点勇气。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当年的勇气有两层涵义：
１． 外在的勇气。文科学生第一次走进理科图书馆。（后来我还闯进过物理系、生物系和地质地理系图书馆）
２． 内在的勇气。数学王国高深莫测。我能走进去吗？闯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有个高明的管理员盘问我：“你想到阅览室、书库看什么？你能看到、发现什么？”
一下子，我肯定会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过一会，我会说：“走进去感受感受数学宏伟建筑的壮丽和气氛；感受感受伟大数学家究竟是怎样工作的？看看数学究竟是什么？或者用英文来说：ＷＨＡＴＩ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也许过了一年，即到１９５９年，我的回答会更明确些：“我是从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去看数学。我想偷偷地从门缝中去看一下上帝建造世界的方针，因为伽利略说过，大自然这本神奇的书是用数学这种语言写成的。”
“我走进数学这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建筑，是为了朝圣，顶礼膜拜；是为了表达我内心的一种赞美和敬畏。”
“每个人都有资格表达自己内心的赞美和敬畏。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老子庄子的大道或常道面前人人平等。上帝即常道、大道。”
这便是我在１９５９年的回答；也是１９５９年我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也是我的“哲学世界观”。
北大数学系图书馆拥有许多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如：
１． “Ａｍｅｒ． Ｍａｔｈ． Ｍｏｕｔｈｌｙ”（美国数学月刊）；
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数学杂志，德文版）；
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Ａｎｎａｌｅｎ” （数学年鉴，德文版）；
数学王国的神性(3)
４．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Ｌｏｇｉｋ ｕｎｄ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杂志，德文版）；
５．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数学评论）；
６． “Ｊ． Ｓｙｍｂ． Ｌｏｇｉｃ”（形式逻辑杂志）；
７． “Ｊａｈｒｅｓ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德国数学家协会年度报告，德文版）；
８． “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数学科学百科全书）；
９． “Ａｍｅｒ． Ｊ． Ｍａｔｈ．”（美国数学杂志）；
１０． “Ｊ．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ｔｈ． Ｓｏｃ”（伦敦数学协会杂志）。
其中不少期刊是全套的合订本，创刊号常常是１９世纪的出版物，这更激起了我肃然起敬。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丰富。因为它集中了几所大学的馆藏（主要是老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家底），令我感动，惊讶。
翻开这些杂志，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敬畏感，有如一本圣书展现在我面前。是的，这是我的《圣经》。每个人心目中的《圣经》是不尽相同的。透过这些杂志（尽管９０％的文章我看不懂），我或多或少能感受到“上帝·自然”的存在。因为数学是上帝的语言。
从这些杂志，我主要阅读两类文章：大数学家的生平和工作；数学哲学。下面我就来分别谈谈我在这两方面的感悟和收获（读书笔记有两本）：
１． 大数学家生平和工作
这些文章给了我许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自然哲学智慧。我渐渐明白：智慧高于知识。知识往往会过时，智慧的寿命则是千年，它与人类同在。
柏拉图特别看重几何学。他说：“不要让不懂几何学的人入内！”
这句箴言写在他主办的雅典哲学学园的入口处。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格言，不是在别处，而是在北大数学系图书馆。我特别欣赏他的英译文：
“Ｌｅｔ ｎｏ ｍａｎ ｉｇｎｏｒａ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ｅｎｔｅｒ ｈｅｒｅ！”
从此我知道了数学对哲学的重要性。当然还有物理学（实验物理加上理论物理）。
１８世纪法国伟大数学家拉格朗日（Ｊ．Ｌ．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１７６３—１８１３）的创作准则给了我难忘印象。他说：当一位数学家走出他的书斋，把他得出的结果告诉他在街道上遇见的第一个人，并且让他明白这个结果，那末，这位数学家才算是完完全全弄懂了他自己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其实拉格朗日所追求的是数学真理的简洁性、清晰性和明确性。这使我联想起白居易的创作风格：通俗平易，朴素浅显，反对艰深晦涩。这样白居易的诗歌便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以致于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也许由拉格朗日发现的“中值定理”便是一例。因为不久我便读到它的几何意义：明晰，清楚，简洁。
当我读懂了这条定理（它在整个微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内心有种难以言表的激动或激情。我知道，这是对真理的追求怀有一种激情（ａ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在当年那种非理性、混乱和不正常的政治现实生活中，数学真理之光于我无疑是种高贵的鼓舞和安慰。在这里我要说明四点：
ａ． 北大有些阅览室的自然科学图书都是开架的。不管你是哪个系的学生，只要你乐意，便可随手把任何一本书取下来阅读。这是当年北大最有利于我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为了吃透中值定理，我至少参照、比较了五本微积分教程。因为每本教程解释的角度、语言略有不同。我是“兼听则明”，“兼采众长”，“兼收并蓄”，最后达到融会贯通。——后来它便成了我自学数学的方法。
ｂ． 反右后北大的恶劣环境迫使我进一步退隐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这种心理也有利于我进入中值定理。因为我把数学王国看成是一种避难所，是一种拯救。
数学真理的惟一性、确定性和可靠性在我的内心深处可以构筑成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
白居易的话是对的：“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
此处“道屈”即指艰难时世，命运坎坷。所以黑格尔才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深邃领域，建立起一个思想或观念的王国，以反抗混浊的世界。
没有比数学更空旷、更幽深的领域了！
ｃ． 那些年，我是随心所欲地阅读。精神非常自由。
我像个钟摆，在理科和文科这两头来回摆动：在理科呆得太久，怕冻僵；在文科停留的时间太长，又有被烧焦的危险。所以我总是在两头不断地来回波动，求得精神上的平衡，和谐，文科理科的统一。
ｄ． 后来我读英国杰出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Ａ．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１８６１—１９４７）的《科学与近代世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一书便恍然大悟。因为他是这样推崇数学和音乐的：这两样东西是人类性灵所能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产物。
数学王国的神性(4)
这个一语胜人千百的命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并使我终生受益。不过也只有我在１９５９年对音乐和数学有了一定的感受、体认之后我才能懂得怀特海提出的这个命题。不过我还想加进一样东西，而成为三位一体：
数学·理论物理·西方古典音乐
在北大最后三年，这三样东西占据了我６０％的时间，也是构筑我的内心堡垒三块非常重要的花岗石。若是抽掉这三块基石，我的内心要塞便会轰隆一声坍塌。
２． 数学哲学
从１９世纪末的一本德国数学杂志中（字体和纸张都显得古色古香），读到一篇有关德国著名数学家克罗纳克（Ｌ．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１８２３－１８９１）的文章。克罗纳克给数、数学、数学家和上帝下了一个幽默、绝妙的定义：“亲爱的上帝创造了整个数，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劳作。”（Ｄｉｅ ｇａｎｚｅｎ Ｚａｈｌｅｎ ｈａｔ ｄｅｒ ｌｉｅｂｅ Ｇｏｔｔ ｇｅｍａｃｈｔ， ａｌｌｅｓ ａｎｄｅｒｅ ｉｓｔ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ｗｅｒｋ）
这个定义，这种表述方式，像道闪电，一下子照亮了我的内心世界。这是我在６年求学时期读到的最有启蒙价值的格言之一。我说过，格言在本质上是智慧，不是知识。克罗纳克这句话说出了数学哲学最高智慧，而且是言有尽意无穷。后来，模仿他这种说法，我说：亲爱的上帝创造了全部音阶（即全音、半音和其他音程），其他的一切都是作曲家的劳作；亲爱的上帝创造了时间、空间和物质，其他的一切都是物理学家的劳作。
十七世纪德国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智慧也有力地启蒙了我。按他的天才本质，他是一位逻辑学家。他善于用少数几条法则——这便是形成逻辑的思路——去把纷然杂陈的现象世界整理出一个秩序井然的和谐。（比如一套微分公式）莱布尼茨有一句名言使我终生受益，发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最伟大的画家也不可能随手画出一条无可指责的、像每个使用直尺的人都可以画得出来的那样的直线。”
所以制定出一套微分学条例便是莱布尼茨思维方式或他的“哲学世界观”的必然产物。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有言：“有天地之象，有人心营构之家”。莱布尼茨制定的一整套（共９条）微分学条例正是“人心营构之象”。他把它的形式搞到这样尽善尽美，以致于从１６８４年到今天（２００３年），它都没有改变。以下是其中两条：
（ｃｖ）＝ｃ。
（ｕｖ）＝ｕ＋ｖ。
读到莱布尼茨的思维方式，我只有哭。我是以哭代歌。
明末清初贺贻外（江西永新人）削发逃入深山。他主张诗歌要像天地间的“雄风”，要“凄怆”，要“以哭为歌”。１９５９年春，也是在数学系图书馆我从一本德文数学杂志上读到一篇纪念德国伟大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赫姆霍茨（Ｈ．ｖｏｎＨｅｌｍｂｏｌｔｚ， １８２１－１８９４）的文章，其中着重提示了他的研究路线或探索轨迹，使我深受启发。
他因家境贫寒，只好通过当军医的途径去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当军医是公费的。所以他的科学研究生涯的起点是生理学。他解剖了眼睛和耳朵，探索这两大感觉器官的功能和机制。
不久他便发现，研究人的视觉和听觉的生理机制一定要研究光学和声学，否则便很难深入下去。
这样便引导他去敲开物理学的大门。
后来他又发现，不懂数学，敲开物理学的大门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他又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具有开拓精神的数学家。
最后，他的归宿必然是哲学。哲学是人类知识大厦的金屋顶，或者说是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的、直指蓝天的尖顶。
三、 古希腊哲学和数学
大学最后三年，我走进古希腊哲学世界，对我的成长是一件大事。这又要多亏北大图书馆。
记得在文史楼二楼大阅览室旁边陈列着好几套百科全书，我经常浏览的有两套（都是３０多卷）：德国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对于我，里面尽是金币银币，我仿佛是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只要一翻开它，便能拾得一个大金币，一个惊叹号，令我兴奋，激动。
比如对柏拉图、爱因斯坦、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介绍。不仅把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论著列举了出来，还把人们评论、研究他们的生平和工作的代表作附上。这便于我去作进一步跟踪。
记得关于马克思，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开头第一句就写道：“黑格尔哲学的学生，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用来观察、解释政治经济学现象。”
这种说法，给了我难忘印象。
关于爱因斯坦，百科全书列举了他的一本著作《Ｍｅｉｎ Ｗｅｌｔｉｌｄ》（我的世界观），１９３３年，德文版，并且说有英译本，书名是《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Ｉ ｓｅｅ ｉｔ》。这个书名比原德文书名更好，更形象，更有动感。它的意思是《我看世界》。
不久我便从大图书馆把这两本书同时借出来。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藏书之丰富和珍贵！这在别处是不太可能的。它大大满足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我的求知欲和世界观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
数学王国的神性(5)
再就是关于古希腊哲学的书。北大图书馆有丰富的英、德文馆藏。其中有两位古希腊哲学家分别给了我两个大大的惊叹号。
ａ．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５７０－４９０）。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使用“数学”这个词的人。他和他的学派是古
希腊数学的奠基人，认为数（Ｎｕｍｂｅｒ）是万物的本源；万物是受数支配的。他用数学比例来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将事物的本质归结为数的规律。数的原则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或“第一原则”；数是万物的本体。他还把优美、和谐的音乐归结为数（Ｎｕｍｂｅｒ），并发现了它的数学基础。
这使我茅塞顿开。因为当时我正在系统地欣赏莫扎特的全套钢琴协奏曲。我尤其欣赏莫扎特的慢板乐章，以及钢琴同整个乐队的对话。不管我是在朗润园还是圆明园，在我的书包里都装着有关毕达哥拉斯的书。黑格尔有言：“哲学自希腊开始。”
我忘不了我那段一日一个小惊叹号、三日一个中惊叹号和十日一个大惊叹号的急风暴雨、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太平洋生起台风的情景是：海浪有几米高，而在五千米深的海底却是平静的。我的情况刚好相反：外表是平静的，而我的内心却是波涛汹涌，时时在激荡、起伏。
我这种心灵状态完全是保密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觉察出来。他们很规矩，只吃碗里的，我则自己去野外到处觅食，不拘一格，望野眼。他们为“５分”拼搏，我只满足及格“３”分。很明显，自１９５７年冬天，我和同班同学已经分道扬镳了。在精神世界上，我已经脱离了西方语言文学系，但又不属于其他任何别的系。不过我没有脱离北大这个大圆圈。我只乐意在这个大圆圈内漫游，上下求索，“登泰山而小天下”。
１９６０年我读到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一段有关幸福的自白，颇有同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衷其间，岂不幸乎！”
每当我坐在大图书馆俯而读，仰而思，我就会记起方以智这段话，因而更加眷恋北大图书馆以及校园环境。——这也为我日后决定主动留一级埋下了伏笔。
ｂ． 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８－３４８）。
走近柏拉图及其哲学世界是个很重大事件。尽管后来我并没有成为柏拉图学者，但我一直是柏拉图哲学的信徒，直到今天。
西方学者认为，柏拉图思想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源泉。西方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皆可归结为对柏拉图的注释和阐发。西方哲学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非柏拉图的。
记得１９５９年寒假，我在同温德先生交谈中，曾顺便谈起柏拉图。当我从书包里拿出Ｒ．Ｓ．Ｂｒｕｍｂａｕｇｈ的专著《Ｐｌａｔｏ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柏拉图的数学想像）的时候，他只发出了一个惊叹号：“你在读这种书！”
当我拿出Ｊ．Ｂｕｒｎｅｔ的《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ｍ》（柏拉图主义）一书的时候，他又“哦”了一声，也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其实，我这点进步同两年来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是分不开的。古典音乐营造出来的“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的心理大背景帮助我走进柏拉图主义和他的数学想像。
那天，我一口气聆听了五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尤其是其中第２０号，ｄ小调， Ｋ．４６６和第２６号，Ｄ大调，Ｋ．５３７。
３０多年后，我把我这些感受和理解写进了我的书《莫扎特之魂》（１９９１年，上海音乐出版社，４１万字）。
无意中掉进心灵土壤和犁沟中的种子在３０多年后才破土发芽，最后长成为一株大树。如果九泉之下温德先生有知，他也许又会发出一声惊叹：“哦！”
柏拉图强调数学培养政治哲学家的独特作用，因为数学能把人的心灵提升到最高的理性认识。今天来看，如果当年我国最高领导人懂点数学，就不会犯“大跃进”的错误，到处刮浮夸风，报纸上登出诸如“红薯亩产６２万斤”的特大新闻；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便不会横遭批判，一棍子打死。因为一天之内，１３亿张饥饿的大嘴巴吃掉的粮食便需要１万节以上的火车车皮装运！如果懂点数学，才会看到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可怕后果！
柏拉图学园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和研究，特别是几何学。
在学园中，柏拉图作过“至善”的讲演。听众原以为柏拉图会讲到财富、健康的内容，但听下来却只字不提有关财富这类常人所关心的东西，只说数、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因为善的东西也是美的东西；善是美所追求的目的，善是美的原因。而“美又是善的父亲”。
数学的和谐美也是原因，善是美产生的结果。
这些观点对当年处在孤苦无告、穷困之乡的我，无疑是一种珍贵的慰藉。我知道，思考数学、理论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不需要复杂、高深尖的仪器，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和一个善于思索的头脑。 是的，一个人若能激赏数学的美和音乐的和谐，他的心灵必然就是善的。
这是欧洲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久久呆在里面，我会问自己：“我愿作为一名修士，在此度过一生吗？”
不！我受不了！首先，我不认为在教堂、修道院的建筑空间内有上帝。修道院内不是我的最后归宿。我要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过科学、艺术的哲学去接近上帝，认识上帝，去“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也是西方的泛神论。偷偷地成为泛神论的信徒，
是我6年北大求学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比什么都重要。
１９５５年８月，走进北大西校门，我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北大南校门，我已是一大片拓荒过的沃土，犁沟里撒下了许多种子，待日后发芽、生长……
当年我故意留级，也是为了多撒下几粒良种，待将来有好收成。
今天我还在问我自己：当年我这样做，值吗？当今的大学生能理解吗？那是病态世界逼出来的健康的病，充满了主观战斗精神。
我为我当年的壮举而自豪，顶住了多少压力啊！
值！
我的处女作是《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前后总共印了９万多册。
其实，我还有一本更早的处女作。这就是没有印成本的，我的北大６年求学记。说这６年的学生时代是我的处女作，一点也不过分。
今天我要把它原原本本地写出来。
６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
向我的心田撒下了许多种子。当年这样做是无意识的。今天我才明白，这些种子可以分成三类：科学、艺术和哲学。
后来我所有的思考和写作都是“科学、艺术和哲学”这同一主题的变奏或演绎，作详尽展开。
我后来的一切思考，都可以到北大６年中去追溯它们的胎观。——这才是“母校”中的“母”这个汉字的准确涵义。
——2003年晚秋写作手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这几行古诗为千古之言的劝学语，令人警悟感奋。不过很遗憾，绝大多数青少年并不理解这段警句大训。等到了三四十岁恍然大悟，又为时已晚。
今天，我不在悲伤之列，因为我在北大努力过。四年级我故意留一级，是一个决心努力的明证。尽管当年我有许多迷惘、茫然，但我英勇地搏击过，为形成“我的世界观”；为走向“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为“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或“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２００３年秋冬交接之日的细雨黄昏，一人独自坐在上海衡山路“Ｋｅｖｅｎ（凯文）咖啡屋”反刍和品味四五十年前的往事。屋里放出的背景音乐是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感觉真好，活着真好。无奈人生苦短。
题记(1)
1
时至今日，回过头去看，我才恍然大悟：
北大６年（１９５５－１９６１），我只做了一件事：“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
６年，由我自己设计的专业原来是：从哲学视野去观照人类文明之旅的结构和机理。
北大并没有设置这样一个专业。世界各地哪座大学有这个专业？它是涵盖文理科的。
开始，我决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从事这个囊括天地人神的广大专业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使命。只是进入５０岁以后，我才清晰地意识到我这一生的追求对象。而追求对象的意识正是人的自我意识，也是人的本质披露。
你追求什么，你的本质便是什么。一点不会多，但也不会少。
你的存在不能离开你所追求的对象：物质的和精神的对象。小仲马笔下的阿芒追求茶花女，构成了阿芒的本质。司马迁追求《史记》，构成了他的本质。
六年学生时代的努力都为了获得“从哲学视野去观照人类文明之旅”这个大框架。４２年后的今天，我才拥有了这个框架。
哦，４２年！这已是我一生。所以黑格尔说：“精神的道路是间接的，曲折的”；“精神曾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挥出哲学”。（个体、民族、世界和人类无不如此）
所以我把自己比作山村一头推磨的毛驴。磨的上盘是文科，底盘是理科。中心轴是哲学。推磨的动力是对天地人神四重结构怀有探索的热情。这正是黑格尔的名言：“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且不说伟大的事业，就是同恋人的一次幽会，也需要足够大的热情。否则你就不会有去咖啡馆赴约的动力。迈开双腿需要热情。
其实，按年龄和心理，我还不到蹲在冬日向阳的墙根下晒太阳回忆往事的风蚀残年。我前面还有一段路，去作人生最后的冲刺。写回忆录也许是我１０年或１５年后的事。至于写自传，我根本就不够格。人要有自知之明。
今天我提早写写北大的往日，是我内心的一种自然冲动，也是“仰则畏天，俯则畏人”的一种流露。
六年的北大生活，我学到了、懂得了不过两个汉字：
敬畏
我现在把获得它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一来是为了照亮自己的今后的路，二来是为了让今天的大学生知道４０多年前大学生的精神状况。我承认，当时我是个另类。否则我就不会主动留一级。
我既不是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沙滩红楼老北大学生，也不是七八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新北大学生。相对于前者，我是晚辈；相对于后者，我又是前辈。所以我是一个中项，一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
今天的回忆，免不了带着今天的眼光和徘徊感慨。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忠实于我当年的感受和理解。这是我要把握的尺度和分寸。
我想，把我在北大成长过程如实地写出来，对今天的大学生或许有点借鉴的地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
活到今天，最深刻的印象是懂得了：
人就这么一辈子
这七个汉字，平平淡淡，却含不尽之意，话里有话。
它能使我在迷雾重重中看清出路和方向；在逆境中变得坚强；在渺小时猛然变得高大；清晨偷懒在床上时会霍地穿衣起床，打开窗……
“人生意义”不是放在橱子里、口袋里的现存物品。它要我们自己去寻找。不是一次性苦苦寻找，是多次踏着一弯残月或一丝星光去觅寻。
于是才有了这本书。我写每本书都是去寻找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人的这一辈子过去了，便什么都消逝了！
一句话未讲，一本书未写，一幅画未完成，一个人未爱，一杯咖啡未喝，世界某地未去……便再也没有机会了。留下的，只是夕阳衔山，荒地野坟，衰草寒烟。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在没有散之前，且让我们一醉方休！
将进酒，杯莫停，但愿长醉不醒！
２
人生于天地间，有一定的生存规律。求学时代也有它的规律。
我这本书谈论的正是这规律。如果叫我再活一遍，再去北大读６年，我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迷惘、徬徨、失误和痛苦，活出许多个高质量。
我写这本书的前提是爱生（对生的眷恋）和望来（向往未来），而不在悲死（悲伤逝去的）和悔往（悔恨过去）：
“人之过在于悲死，而不在于爱生；在于悔往，而不在于望来。”
我牢牢把握这个大前提。
３
大学三年级，我在温德（Ｒｏｂｅｒｔ Ｗｉｎｔｅｒ）教授朗润园私宅书架上发现一本雨果传（英文版）。得到他的同意，我借回去读。其中有一句，影响了我一辈子，直到今天：“我一定要让我的精神去静观世界和探索神论。我要在感叹号和惊叹号中度过此生”。
如果要我今天回头去总结我六年的大学生活，我便可以说：那是充满感叹号和惊叹号的六年。——几乎是每一天一个小的感叹号加上一个小的惊叹号；每三天一个中的感叹号加上一个中的惊叹号；每十天一个大的感叹号加上一个大的惊叹号。（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题记(2)
我就是通过一长串大大小小的惊叹号和感叹号渐渐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走在通往“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路上。今天我还在路上。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没有惊叹号和感叹号（其实归结在一起就是“！”这个符号）的人生是多么平庸、贫乏和寒酸！这是枯井不波，死水一摊的生存状况。
有惊叹号和感叹号的一生才值得一过。
当然，“！”是有等级的。其实初恋和失恋给我的东西也是一个重重的“！”，让我记住一辈子。
《唐诗三百首》，说到底是由三百个“！”组成的。只有“！”才能抗击时间老人无情双手的淘汰。
“！”既可以来自自然科学，也可以来自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它原是弥漫于天地人间的一种元气。它要一颗敏感的心去见出，从中抽取出来，营养自己。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从天地人神结构中抽取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加以琢磨，玩味，体认。直到今天，我的灵魂状态仍然沉醉在“！”中。
迷惘是探索世界或上下求索的影子。
谁在探求，他就在迷惘。我们只能把迷惘或迷途降低到最低、最小，而不能完全避免它，消除它。
宇宙万事万物（从太阳系到人，再到ＳＡＲＳ病毒）都被安排在这条由三个环节组成的神圣链上：
过去→现在→将来
这是最高、绝对的安排。谁也挣脱不了这条链，自作主张跑到链外去。
最大的学问是关于这链的学问。
想想吧：相对于中午，上午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有回忆；而晚上则是尚未到达的将来，留给我们的是希望或期待。
过去是历史。它是无法更改的。一点也不能。小学生写错了字，可以擦掉，再写。历史却擦不掉。
过去是现在的过去，将来是现在的将来。可见现在（此时此刻）才是最最实在的，可靠的。
不过，按照佛教哲学，现在像过去、将来一样，也是靠不住的：“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不住。”（《心地观经》卷八《观心品》）
我不这样悲观。我要珍惜现在的每时每刻，再去计划将来，经常回顾往事。回忆录的功能是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于是才有了这本书。爱因斯坦有言，认为他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他不仅很不幸，而且也难以适应生活。“人生苦短，死去皆空。”——要同这个命题或咏叹作斗争。不能让它占上风。
否定生命的目的、价值的意义，是“横在谷口的一片白云”。《五灯会元》有言：“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
幸好，我还不是一只迷巢的鸟。
我知道，即便人生原就没有意义，我也要自圆其说地找出一个，或挖出一个，抠出一个。
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意义。因人而异。但务必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意义。谁找到了，谁就有福。
其实，我六年的大学生活，正是苦苦觅寻人生目的、价值和意义的故事。我现在就来讲这个故事。设想读者和我就坐在红茶坊，外面飘着雨夹雪，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的氛围中述往日，论现在，思来者。
三次造访欧洲，我去过多座修道院。深深幽闭的院落，同外界隔绝。我记起一首修女歌：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惟一的依靠。
果真心口如一，那么，修女便有福了。因为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她找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她是一只归巢的鸟。
近年来，我常听到这种说法：有位年轻渔民在海滩晒太阳，休闲，自在，悠哉悠哉。有人对他说：“你干嘛不出海打渔？”
“为什么要出海辛劳，冒险？”
“打上很多鱼，你便会发财！”
“发财干什么？”
“可以造海滨别墅，然后在海滩享受日光浴。”
“我现在已经躺在沙滩上悠闲自在了。”
也许有人会赞成年轻渔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不同意。渔夫晒太阳和搏斗致富后的晒太阳属于两个层面。渔夫的层次低，空洞无物，没有阅历，没有人生戏剧情节，没有刺激，没有内容，干瘪枯燥；百万富翁的层次高，饱经事变，阅历世途，结结实实，富有内涵和深度，充满了刺激和戏剧性情节，里面尽是故事。
拼搏过程本身和达到目标同样重要。渔夫没有拼搏过程。渔夫缺这个重要环节。所以他晒太阳的层次低。
大学六年，每当我体认、领悟或得出一条哲学原理，比吃北京烤鸭还要高兴，快活，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在动手写作本书之前，我阅读了几本参考书。其中两本是《北大旧事》（陈平原等编，１９９８年）；《北大往事》（橡子等编，１９９８年）。头一本收集了蔡元培、蒋梦麟、冯友兰、钱穆、梁漱溟、胡适、鲁迅、周作人和张中行的回忆；后一本收集了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北大校友的文章。这两本书有助于我回顾往事，勾起我的记忆。
人的记忆按分类有三种：长期记忆、中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我这本书是长期记忆。
题记(3)
钱穆先生有句话是先得我心了：“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这句至理名言成了我这本书的依据和主脑，并一以贯之。蒋梦麟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校风是“自由研究”。可惜我生也晚，没有赶上这精神的阳光沐浴，反遭多次批判。有一回蒋校长宣布政策：“第一年级取严格管理，第二年稍使自由研究，第三年级更放宽一些，最后一年则‘放任的自由研究’……”
我在校６年，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蒋梦麟（绝大多数同学恐怕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自由研究”精神曾是北大校风。但我的所作所为却是蒋校长的好学生。
二年级结束的寒假是１９５７年冬春之交的时期。那前后６个月是我一生脱胎换骨的岁月。从此我开始了“放任的自由研究”，直到今天。可以说，我是“放任自由研究”的自我教育产物。我的好奇心便是我的最好导师。
在写作过程，我手头缺一本《北大校史》。所以我的回忆在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上估计会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是我要声明和道歉的。毕竟是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上面落下了时间老人撒下的一层厚厚尘埃。不过，这也说明：凡是不能成为我终生记住的东西，对我的生命之树的成长并不是重要的元素。不值得牢记。有时我会假设：如果我不进北大，我会变成什么人？肯定不是今天的我。我还是偏爱现在的我。
初中毕业，我报考了江西景德镇陶瓷专科学院。考取了，结果改变主意，没有去，上了普通高中。如果去了，结果会怎样？如果我进了北京外语学院，结果又会怎样？
是北大（包括图书馆和圆明园废墟）玉成了我。没有北大，就没有我今天。对于我，这才是“母校”的涵义。
北大六年，我只知道老北大的校长原是蔡元培先生，但从没有读过他的讲演和论著。只是最近才读到他的一些作品，终于发现：原来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大学生，是蔡校长的忠实弟子，完全符合他所倡导的北大精神。
１９３４年１月，蔡元培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这也是我今天的看法）
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凌晨１点我第一次走进北大西校门，是一张白纸；１９６１年８月底当我走出北大南门，告别母校，在我的心灵白纸上已经写满了字。这些字可以总结成如下三条：
我的真正的科学存在是我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
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我在艺术哲学中的存在；
作为人，我的真正存在是我在哲学中的存在。
从１９６１年到今天，４２年来，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将这三个胚胎状态的命题作详尽的展开和发育。如果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我在北大这一进一出的６年，一点也不过分。不过出身农家女的母亲却是这样看毕业后的我：
“我的儿子读大学反而读傻了！我后悔不该让他到北京去读书。”母亲经常同我妹妹这样唠叨。
母亲眼中我变“傻”，说明我“脱胎换骨”、前后判若两人的程度。但如果人有来世，我还选择读北大，专业是理论物理，并把钢琴弹好。今天我依旧崇拜这两样东西：
理论物理，古典音乐。
莎士比亚说：“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
关键问题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得尽善尽美，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是什么触动我写这本书？(1)
今天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出了点问题。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问题。
比如今天的大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要为求职去奔波。就业形势严峻事关生计大问题，非同小可。５０年代大学毕业生是国家统一分配，不存在失业，但没有选择的自由。叫你去哪里，你就要去，没有讨价还价、挑肥拣瘦的任何空间。
哪个时代好些呢？我宁愿选择今天，选择自由、拼搏和激烈的竞争。
最近几年，我经常泡在同济、复旦大学书库。中饭也在学生食堂吃，有时还跟同桌就餐的学生边吃边聊。看着他们，自然想起我的大学生活。不过，我和他们毕竟是两代人，相隔差不多有半个世纪，这几乎是我一生。
我羡慕今天的大学生。
我们一代人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热昏岁月煎熬得太久，蹉跎得太久，也伤害得太久。今天的大学生则迎来了共和国政通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黄金时代。不过，从哲学观点来看人生世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人生、世界就是“烦”。没有烦的人生、世界是没有的。
根据我的精神成长之路，我会想到当今大学生的精神成长。两代人背景截然不同。一个是过多的政治运动，人斗人，学生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走进实验室。另一个是太实用化和太商业化。
超前消费、无边消费主义、旨在撩拨感官的商业广告铺天盖地，吞没了一切，人们的欲望在无限膨胀。校园内的大学生有几个能幸免？有几个能有效地抗击？有几个能去努力做到“朝闻道，夕死可矣！”有几个能为中国古人的这个绝妙定义去激动、拍案叫绝：“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的作者大概是战国末期人）
“宇宙”这个词概括了时间（Ｔｉｍｅ）和空间（Ｓｐａｃｅ），绝了！这个术语是多么了不起的中国古代思想成就！（哲学概括的成就）今天的大学生又有几个像古希腊哲人所提倡的那样具有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说句英文就是“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ｆｏｒ ｉｔｓＯｗｎ Ｓａｋｅ．”
不少大学生在追求及时行乐，热衷攀比，变得轻浮，浮躁。大学生的浮躁就是时代的浮躁。作为正在面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新一代中国公民，今天的大学生理应有“世界公民”（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胸襟，去关心全球性的难题：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种种冲突。因为我们是地球人的一分子。我们理应突破学系阻隔，做到“文理互渗”；我们理应提倡自由吸纳，让“名著阅读”蔚然成风。
４０多年前，我曾自己摸索着沿着冲决学系或文理科阻隔这条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一直走到今天。现在我把我这段故事写出来，给当今大学生提供点参考。当年我一直被校方看成是另类，看成是“思想反动学生”。“文理互渗”，冲决学系的阻隔，在当时只能是“地下活动”，属于非法，不务正业。我就是一个典型，老挨批。我是死不悔改。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的过去呢？我是坏学生还是好学生？
今天我们知道了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１８９９－１９５２）倡导“名著阅读”计划。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是敌人。但凭着求知的本能，我却在日夜偷偷地阅读名著，包括感受、理解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他的铜管、木管协奏曲，尤其是慢板乐章。美极了！
我的故事是发生在４０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尽管时代变了，但一些基本道理或法则同样适用于现今。我指的是：让跨学科的多维、立体信息铸造、拓展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力争做一个“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世界公民”；力争拥有孟子所提倡的四种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２１世纪的人类文明特别需要这四种心。
当代世界到处是危机、困厄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我们严重欠缺这四心。我们并不缺高科技。从火星探测器发来清晰图片，还缺高科技吗？从４亿公里远的火星发到地球上啊！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是因为拥有这四种心。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最高目标是把人引导到拥有这四种心。
北大６年，读了点庄子、孟子和孔子的书，是我自修、自学的一大成绩。我这一代，国学底子差，不像蔡元培和胡适等前辈。２４岁蔡元培就成了光绪年间的进士。
大学三年级，偶然读到中国古人论述用兵等军事方面的思想，深受启发：“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宋朝，杨万里《论兵》）
“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宋朝，苏轼《思堂记》）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
当然我学习这些论述，不是为了去领兵打仗，而是把“以死求生”的勇猛精神用到追求知识、做学问上来。也是在大学三年级，从《知识即力量》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国外的新型坦克装备了一种新的瞄准仪，不论坦克在什么复杂的地形上行进、颠簸，都不影响炮弹命中目标的准确度。我想，我的内心也必须装备这种“水平仪”。在哲学上，这就是“不动心”。东西方哲学都提出过“不动心”这个概念。意思是让自己的灵魂永远保持一种平衡、宁静状态，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这是强调自己内心的重要性。宋朝延寿《宗镜录》有言：“心能作佛，心能作众生；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狱。”
是什么触动我写这本书？(2)
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内外阅历证实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在当年反右后的北大，极左思潮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频频不断，“不动心”于我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即便在今天，“不动心”——每临大事有静气——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世界并不太平：癌症、非典、水灾、地震、恐怖主义和人口过剩……我又想起宋朝罗大经的名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最后我想说，回顾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世界许多民族都有“人生不过是场梦”的说法。这才是永恒的真理，无法改变。美国有首古老的民歌，最末一句是“Ｌｉｖｅｉｓ ｂｕｔ ａ Ｄｒｅａｍ！”（人生不过是场梦）
记得有一回北大朗润园温德先生哼过这首歌。他家的那间小客厅尽是音乐回荡：“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1)
先交待一下我进大学前的蒙昧状态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见出我大学毕业时的脱胎换骨，判若两人。
进北大前，我处于佛教哲学所说的迷的状态，是未悟；进去后，毕业走出校门，我是悟，或叫顿悟。顿悟是由渐修工夫的积累所致，于是日光顿生，霜露渐消，豁然大彻。要有个过程。整整６年。
《中峰广录》有两段话说到点子上，很深刻，我有亲身体验：“迷则佛境界俱是众生境界；悟则众生境界俱是佛境界。”
“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说道理，如白日看物。”
进北大之前，我是一个“未悟之人”，一个浑浑噩噩的平庸少年。
我父亲是商人，常年在上海经商，难得回老家江西南昌。生我养我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是母亲。在功课方面，我母亲从不过问，任我去，只要不留级，不让她没有脸面。她也无能力管我。因为外公早逝，家境贫寒，一个农家女读不起书，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姓名“聂玳梅”都写不来。（究竟是哪个字“玳”、“大”、“黛”，我也不清楚）
后来我参加工作，寄钱回家，母亲在收据上也不会签名，只会盖上自己的手印，而且是大拇指。
我平庸，不开窍，久久未悟，不能怪我母亲是文盲，只怪我天生就是晚熟这块料。也许一个人的基因系统或脑结构才是决定一切的，早熟或晚熟，天才或庸才。
１９５０年我进南昌一中读初一。我最怕两门功课：代数和英文。盛老师（女）是位优秀的数学老师。但名师不一定出高徒。至少我是例外。在课堂上，我永远在云里雾里。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ｘ＋ａ）（ｘ＋ｂ）＝ｘ＋（ａ＋ｂ）ｘ＋ａｂ．
当然，我也不会解下列方程：
ｘ＋２ｘ＋１＝８
整个初中，我都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方程会有下面两个根：
ｘ＝－１＋２， ｘ＝－１－２
英文成绩也很糟。我不会国际音标。只好在“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资本主义）这个单字的后面注上“隔壁的李师母”。毕竟，这也是一种灵气，只是路子不对劲，属于邪门歪道。
代数和英文这两门功课总是补考及格。领来成绩单，不敢给母亲看，塞在床底下。母亲费劲地找出来，给识字的邻居看，然后就说：“我儿子又是补考及格！”当年我母亲不像今天的母亲们，不会为我去请家教。
初三，我转到私立新民中学。有两节课像黑夜的雷电，对我有所触动：第一是石老师教的平面几何，她是姚校长的夫人。我对她所讲的“圆的概念和性质”发生了一丁点的兴趣。
比如关于圆的定义，石老师说（她的长相、神态、尖尖的声音和手拿直尺的样子，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
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轨迹叫做圆。这个定点叫做圆心，这个定长叫做圆的半径。
课后，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我还在琢磨：如果在圆周以外有个点，它到圆心的距离便不等于半径了。
把所有“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统统集合在一起的轨迹，便是整个圆周长，而且一个点也不漏掉！就像一网撒下去，池塘里的鱼一条也无法跑掉。小时候我跟随舅舅捕过鱼。
自然，当时我的思路并没有今天这样清晰，只是朝这个方向去想，去好奇，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惊叹号的影子，不过时间很短，像阵风，吹过，掠过，也就消失了。又像浮云，薄薄的一层，不久便全然地散去。
如果把这条思路或这份惊讶坚持下去，说不定进入高中，我会对整个数学发生兴趣，最后报考北大数学系或理工科。
从今天来看，上述思路的性质是一种追寻逻辑思维的完美和满足。它完全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无关。
上述那个惊叹号的影子毕竟是一粒奇妙的种子，落入我的心田或内心土壤中。不过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日子才破土发芽，长出一株幼苗。地点在北大。
第二是新民中学姓陈的历史老师讲的世界史，提到最古老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两条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
老师还把米索不达米亚和两条河流的英文写在黑板上：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ｅｓ。他要我们抄下来，记住。他说将来要考试。我照老师的话做了，而且是不折不扣。因为这三个地名的发音很好听，如歌似的悦耳，我喜欢，触动了我。陈老师还讲到苏美尔人是最早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成功利用了两条河，建立了灌溉网，从而创造了世界最早的文明。不过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又经常泛滥，洪水特别凶猛，这使苏美尔人内心深感恐惧，加上外族入侵的战争威胁，苏美尔人觉得在一些无法控制的敌对力量面前，自己是无助的，内心深为不安，有种悲观，说：“人生苦短，生命也脆弱，无论做什么，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陈老师最后说，历史在苏美尔的起源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课题。老师还把“历史在苏美尔的起源”这个课题写成英文，也叫我们抄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ａｔ Ｓｕｍｅｒ．
至今我还记得这句英文，是个奇迹。这节世界历史课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之交的日子，着实让我兴奋、沉醉了４５分钟。不过它还是像雷电，像阵风，像片云，很快就消失在我昏睡、平庸的井底，被淹没了。它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的交接日子，才猛然从井底中冒上来，泛起一阵阵惊醒的泡沫。其地点已经在北大未名湖畔。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2)
初中毕业，我考入南昌二中。它的前身是心远中学。张国焘和方志敏都曾在该校就读。师资力量很强，在江西省名列前茅。尽管这样，强大的教师阵营依旧没有打碎我平庸的坚硬外壳。因为时候未到：“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
我这样晚熟，不开窍，只怪自己，不怪江西南昌这地不养人。在历史上，江西有过自己的辉煌。如果说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燕赵文化》，
那么就有《赣文化》。
隋唐是中国佛学或佛教哲学的鼎盛时期，形成了各种流派。但为何只有禅宗才能在江西立足并得到发展？早在唐代就有“求官去长安，求佛往江西”一说。禅宗分南北，江西便成了南禅最为盛行之地。（按理我今天要返乡，走近禅宗）
我这个人，越是走向成熟，走向“世界哲学”，就越推崇禅宗。我忘不了我在北大读到白居易给“禅”下的定义：“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
这个悲观的定义构成了我今天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这个人身上既有光的面，也有暗的面。两个面的种子都是在北大撒下的。
不要忘了，宋明理学在江西有过很大发展，尤其是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它植根于江西，和江西的思想文化传统分不开。江西出了诸如欧阳修、王安石、朱熹、文天祥、曾巩和黄庭坚这样一批人杰或精英，不能不说同“地灵”有关联。再就是江西临川的汤显祖。——西方有莎士比亚，东方有汤显祖。江西书院历代闻名于世。宋代有１３６所，占全国四分之三！明清两代，江西的进士差不多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后来，等我成熟了，从事人类文明研究，我才听到过去有这一说：“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三里五状元，朝臣半江西。”
可见，我少年蒙昧是内因，同江西无关。
高中同学有许多优秀生，他们不仅数理化好，还是俄罗斯文学和苏联小说迷。我记得他们经常到东湖边上的省立图书馆去借小说读，而且交换着传阅，谈心得，而我在这方面则要迟钝得多，闭塞得多。我始终在圈外，从没有加入的要求。其实我家住在马家巷，离百花洲省立图书馆仅１０分钟的路。高中二年级，在同学文学圈子的感染和带动下，我也办了一个借书证。不过读的书极有限，说到底是内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我还在一个劲地昏睡。记得有两本书给了我较深印象：
１． 《瓦杜丁传》。乌克兰人。卫国战争英雄。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官。在前线指挥时，死于德国飞机轰炸。大将军衔。
２００１年２月，我造访基辅。在一座街心公园，我突然见到“瓦杜丁大将”的铜像。我久久站在那里。
乌克兰友人柳芭问我：“你熟悉他？”
“１９５４年，我读高中二年级，读过他的传。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所以印象很深。”
２． 英国小说《宝岛》（有人译成《金银岛》），作者是新浪漫主义作家、苏格兰的斯蒂文森（１８５０－１８９４）。有关藏宝的荒岛，两帮人拼命争夺宝藏，纯属虚构，曾吸引全世界的无数青少年，其中也包括我。
那年冬天，我蜷缩在被窝里读它到深夜一点。母亲看到我的屋子还有灯光便开口：
“鑫儿，都几点了，还不睡？”
这时有往南飞的雁阵从高空掠过，我放下了《宝岛》，始觉天地人间有种悲愤的元气弥漫。这感觉非常朦胧，只是薄薄的一层，时间也短。在往后北大的日子，我这种“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的境况便成了我的精神构造的基调，直到今天。
如果说，我这点刹那间的体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亮点，那就勉强算上吧，算是一个微不足道，一点也不显眼的感叹号。不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要等待，等我进入北大，受到严重挫折后的猛醒。
整个中学时期，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不会超过１０本，包括《西游记》《封神榜》和《儿女英雄传》。同今天的高中生相比，当年的我是很寒酸的！我为我自己脸红！如果还要在我中学时期再找出一个值得一提的小小亮点，那就是我对苏联电影的狂热和敏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苏联电影对我是全面的启蒙：世界观的，文学的，诗的，绘画的，音乐的。今天来看这些电影，除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些糟粕外，许多东西还是能留下来的。因为它们能让人思考，感受，得到丰富营养。
老实说，就深度和艺术水平而言，美国好莱坞的作品在苏联电影之下，而不在它之上。美国片是娱乐性的，苏联片是生活教科书。我永远忘不了《乡村女教师》。这部朴实无华的影片给了我许多许多，尤其是美学或审美的熏陶。乡村女教师送学生去县城考中学，穿过原野，风吹草动，蓝天浮云，学生朗诵涅克拉索夫（１８２１－１８７８）的诗句：“挺起胸膛往前走……”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还能记起这些画面和台词，可见它给我造成了永不遗忘的印象。
可以说，苏联影片为我平庸的少年营构了第一个艺术细胞。它要等到我进入北大后去发扬光大。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是我高中三年时期。我至少看了３０部苏联电影。当时我是中苏友协会员。凭会员证，电影票１角２分。全国大中城市经常举办“苏联电影周”，一放就是五六部。有些片子我要看两遍。大导演和杰出摄影师的艺术无疑塑造了我。当然还有电影音乐，为我后来进入西方古典音乐作了准备。
先交待一下我进大学前的蒙昧状态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见出我大学毕业时的脱胎换骨，判若两人。
进北大前，我处于佛教哲学所说的迷的状态，是未悟；进去后，毕业走出校门，我是悟，或叫顿悟。顿悟是由渐修工夫的积累所致，于是日光顿生，霜露渐消，豁然大彻。要有个过程。整整６年。
《中峰广录》有两段话说到点子上，很深刻，我有亲身体验：“迷则佛境界俱是众生境界；悟则众生境界俱是佛境界。”
“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说道理，如白日看物。”
进北大之前，我是一个“未悟之人”，一个浑浑噩噩的平庸少年。
我父亲是商人，常年在上海经商，难得回老家江西南昌。生我养我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是母亲。在功课方面，我母亲从不过问，任我去，只要不留级，不让她没有脸面。她也无能力管我。因为外公早逝，家境贫寒，一个农家女读不起书，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姓名“聂玳梅”都写不来。（究竟是哪个字“玳”、“大”、“黛”，我也不清楚）
后来我参加工作，寄钱回家，母亲在收据上也不会签名，只会盖上自己的手印，而且是大拇指。
我平庸，不开窍，久久未悟，不能怪我母亲是文盲，只怪我天生就是晚熟这块料。也许一个人的基因系统或脑结构才是决定一切的，早熟或晚熟，天才或庸才。
１９５０年我进南昌一中读初一。我最怕两门功课：代数和英文。盛老师（女）是位优秀的数学老师。但名师不一定出高徒。至少我是例外。在课堂上，我永远在云里雾里。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ｘ＋ａ）（ｘ＋ｂ）＝ｘ＋（ａ＋ｂ）ｘ＋ａｂ．
当然，我也不会解下列方程：
ｘ＋２ｘ＋１＝８
整个初中，我都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方程会有下面两个根：
ｘ＝－１＋２， ｘ＝－１－２
英文成绩也很糟。我不会国际音标。只好在“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资本主义）这个单字的后面注上“隔壁的李师母”。毕竟，这也是一种灵气，只是路子不对劲，属于邪门歪道。
代数和英文这两门功课总是补考及格。领来成绩单，不敢给母亲看，塞在床底下。母亲费劲地找出来，给识字的邻居看，然后就说：“我儿子又是补考及格！”当年我母亲不像今天的母亲们，不会为我去请家教。
初三，我转到私立新民中学。有两节课像黑夜的雷电，对我有所触动：第一是石老师教的平面几何，她是姚校长的夫人。我对她所讲的“圆的概念和性质”发生了一丁点的兴趣。
比如关于圆的定义，石老师说（她的长相、神态、尖尖的声音和手拿直尺的样子，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
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轨迹叫做圆。这个定点叫做圆心，这个定长叫做圆的半径。
课后，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我还在琢磨：如果在圆周以外有个点，它到圆心的距离便不等于半径了。
把所有“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统统集合在一起的轨迹，便是整个圆周长，而且一个点也不漏掉！就像一网撒下去，池塘里的鱼一条也无法跑掉。小时候我跟随舅舅捕过鱼。
自然，当时我的思路并没有今天这样清晰，只是朝这个方向去想，去好奇，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惊叹号的影子，不过时间很短，像阵风，吹过，掠过，也就消失了。又像浮云，薄薄的一层，不久便全然地散去。
如果把这条思路或这份惊讶坚持下去，说不定进入高中，我会对整个数学发生兴趣，最后报考北大数学系或理工科。
从今天来看，上述思路的性质是一种追寻逻辑思维的完美和满足。它完全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无关。
上述那个惊叹号的影子毕竟是一粒奇妙的种子，落入我的心田或内心土壤中。不过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日子才破土发芽，长出一株幼苗。地点在北大。
第二是新民中学姓陈的历史老师讲的世界史，提到最古老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两条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
老师还把米索不达米亚和两条河流的英文写在黑板上：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ｅｓ。他要我们抄下来，记住。他说将来要考试。我照老师的话做了，而且是不折不扣。因为这三个地名的发音很好听，如歌似的悦耳，我喜欢，触动了我。陈老师还讲到苏美尔人是最早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成功利用了两条河，建立了灌溉网，从而创造了世界最早的文明。不过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又经常泛滥，洪水特别凶猛，这使苏美尔人内心深感恐惧，加上外族入侵的战争威胁，苏美尔人觉得在一些无法控制的敌对力量面前，自己是无助的，内心深为不安，有种悲观，说：“人生苦短，生命也脆弱，无论做什么，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陈老师最后说，历史在苏美尔的起源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课题。老师还把“历史在苏美尔的起源”这个课题写成英文，也叫我们抄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ａｔ Ｓｕｍｅｒ．
至今我还记得这句英文，是个奇迹。这节世界历史课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之交的日子，着实让我兴奋、沉醉了４５分钟。不过它还是像雷电，像阵风，像片云，很快就消失在我昏睡、平庸的井底，被淹没了。它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的交接日子，才猛然从井底中冒上来，泛起一阵阵惊醒的泡沫。其地点已经在北大未名湖畔。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2)
初中毕业，我考入南昌二中。它的前身是心远中学。张国焘和方志敏都曾在该校就读。师资力量很强，在江西省名列前茅。尽管这样，强大的教师阵营依旧没有打碎我平庸的坚硬外壳。因为时候未到：“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
我这样晚熟，不开窍，只怪自己，不怪江西南昌这地不养人。在历史上，江西有过自己的辉煌。如果说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燕赵文化》，
那么就有《赣文化》。
隋唐是中国佛学或佛教哲学的鼎盛时期，形成了各种流派。但为何只有禅宗才能在江西立足并得到发展？早在唐代就有“求官去长安，求佛往江西”一说。禅宗分南北，江西便成了南禅最为盛行之地。（按理我今天要返乡，走近禅宗）
我这个人，越是走向成熟，走向“世界哲学”，就越推崇禅宗。我忘不了我在北大读到白居易给“禅”下的定义：“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
这个悲观的定义构成了我今天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这个人身上既有光的面，也有暗的面。两个面的种子都是在北大撒下的。
不要忘了，宋明理学在江西有过很大发展，尤其是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它植根于江西，和江西的思想文化传统分不开。江西出了诸如欧阳修、王安石、朱熹、文天祥、曾巩和黄庭坚这样一批人杰或精英，不能不说同“地灵”有关联。再就是江西临川的汤显祖。——西方有莎士比亚，东方有汤显祖。江西书院历代闻名于世。宋代有１３６所，占全国四分之三！明清两代，江西的进士差不多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后来，等我成熟了，从事人类文明研究，我才听到过去有这一说：“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三里五状元，朝臣半江西。”
可见，我少年蒙昧是内因，同江西无关。
高中同学有许多优秀生，他们不仅数理化好，还是俄罗斯文学和苏联小说迷。我记得他们经常到东湖边上的省立图书馆去借小说读，而且交换着传阅，谈心得，而我在这方面则要迟钝得多，闭塞得多。我始终在圈外，从没有加入的要求。其实我家住在马家巷，离百花洲省立图书馆仅１０分钟的路。高中二年级，在同学文学圈子的感染和带动下，我也办了一个借书证。不过读的书极有限，说到底是内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我还在一个劲地昏睡。记得有两本书给了我较深印象：
１． 《瓦杜丁传》。乌克兰人。卫国战争英雄。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官。在前线指挥时，死于德国飞机轰炸。大将军衔。
２００１年２月，我造访基辅。在一座街心公园，我突然见到“瓦杜丁大将”的铜像。我久久站在那里。
乌克兰友人柳芭问我：“你熟悉他？”
“１９５４年，我读高中二年级，读过他的传。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所以印象很深。”
２． 英国小说《宝岛》（有人译成《金银岛》），作者是新浪漫主义作家、苏格兰的斯蒂文森（１８５０－１８９４）。有关藏宝的荒岛，两帮人拼命争夺宝藏，纯属虚构，曾吸引全世界的无数青少年，其中也包括我。
那年冬天，我蜷缩在被窝里读它到深夜一点。母亲看到我的屋子还有灯光便开口：
“鑫儿，都几点了，还不睡？”
这时有往南飞的雁阵从高空掠过，我放下了《宝岛》，始觉天地人间有种悲愤的元气弥漫。这感觉非常朦胧，只是薄薄的一层，时间也短。在往后北大的日子，我这种“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的境况便成了我的精神构造的基调，直到今天。
如果说，我这点刹那间的体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亮点，那就勉强算上吧，算是一个微不足道，一点也不显眼的感叹号。不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要等待，等我进入北大，受到严重挫折后的猛醒。
整个中学时期，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不会超过１０本，包括《西游记》《封神榜》和《儿女英雄传》。同今天的高中生相比，当年的我是很寒酸的！我为我自己脸红！如果还要在我中学时期再找出一个值得一提的小小亮点，那就是我对苏联电影的狂热和敏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苏联电影对我是全面的启蒙：世界观的，文学的，诗的，绘画的，音乐的。今天来看这些电影，除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些糟粕外，许多东西还是能留下来的。因为它们能让人思考，感受，得到丰富营养。
老实说，就深度和艺术水平而言，美国好莱坞的作品在苏联电影之下，而不在它之上。美国片是娱乐性的，苏联片是生活教科书。我永远忘不了《乡村女教师》。这部朴实无华的影片给了我许多许多，尤其是美学或审美的熏陶。乡村女教师送学生去县城考中学，穿过原野，风吹草动，蓝天浮云，学生朗诵涅克拉索夫（１８２１－１８７８）的诗句：“挺起胸膛往前走……”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还能记起这些画面和台词，可见它给我造成了永不遗忘的印象。
可以说，苏联影片为我平庸的少年营构了第一个艺术细胞。它要等到我进入北大后去发扬光大。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是我高中三年时期。我至少看了３０部苏联电影。当时我是中苏友协会员。凭会员证，电影票１角２分。全国大中城市经常举办“苏联电影周”，一放就是五六部。有些片子我要看两遍。大导演和杰出摄影师的艺术无疑塑造了我。当然还有电影音乐，为我后来进入西方古典音乐作了准备。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3)
说来惭愧，进北大前，我连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他们的作品了。由此可见我的平庸。
影片《格林卡》给了我震撼。
作为一位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１８０４－１８５２）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并不显
赫，但他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伊凡·苏萨宁序曲》和《鲁斯兰与柳德米娜序曲》却为我开了眼界，拉开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序幕，同圆的定义、米索不达米亚文明一道，在我的少年心灵的底片上感了光，为我进入北大脱胎换骨作了一丁点准备。
我忘不了格林卡从马德里坐马车回到莫斯科的那些镜头。在波兰和俄罗斯的交界处有一块国境线上的界碑，马车飞驶而过，表明作曲家回到了祖国。在一口井边，格林卡向村姑讨了口水喝。远处传来俄罗斯的民歌，格林卡缓缓抬起了头，沉醉在优美的旋律中……
那些年风行的苏联歌曲（包括俄罗斯民歌），我几乎都能唱。当时我正在学俄语，成绩不错，在外语方面有点开窍，露出了一线曙光。读完二年级，即将进入高三。在同学的带动下，我也开始考虑报考大学。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出路，一切由我作主。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有以下几种看法：
１． 第一等出路是留苏。每年要从毕业班选派几名留苏生。
２． 考取北大、清华是第二等出路。
３． 重理工，轻文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理工科是铁饭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坐天下，理工科都有饭吃）
４． 跨出省界，走得越远越好。考取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也比留在江西强，且强得多。——古人曾用“贵远贱近”这四个汉字来刻画人的这种心理。“远处的和尚会念经”也属于这种心理。
当时班上同学经常去“八一公园”神聊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事。我也被卷入了进去。有位姓熊的同学决心报考东北长春地质学院，劝我也去报名。我的心动了。他煽动我的理由是：可以游遍祖国名山大川。
不久，有位姓王的转业军人（２０岁）加入我们选择志愿、温课、准备报考大学的圈子。我很信任他。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英文很棒。他决心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立志研究１９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拜伦和雪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诗人的名字）他鼓励我报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将来去翻译、研究歌德、席勒和海涅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很遗憾，他自己却名落孙山。我为他难过。这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有把握进北大，我没有）为了准备高考，我紧张了足足有半年。我虽然平庸，但也知道这场考试将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我要为它拼搏一回。后来的事实证明，考上北大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为准备这场高考，我掉了３斤肉。母亲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考上北大是我生命轨迹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还有好几个转折点，要及时、主动、有意识地把握这些转折点。比如毕业后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便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哲学同广大生物学世界的结合。１９７８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我一生的主旋律或磨盘的中心轴——把哲学世界化或把世界哲学化——公开登上了舞台，不再偷偷摸摸，遮遮盖盖。
进了大学，决不是万事大吉，手握镰刀坐等收获。不，远不是这样！
考进大学，仅仅是马拉松长跑的起跑。人要不断搏击。一天也不能松懈。在这一点上，我有清晰的头脑，不再平庸，昏睡；不再浑浑噩噩，不再一切都是偶然。今天我才明白，考进北大，原来是为了拿到一把金钥匙。
“八万四千关捩子，只消一个锁匙开，岂在多言也。”（八万四千个门户关键，只须一把钥匙便可统统打开，不在许多言说。——摘自《枯崖和尚漫录》）
这便是本书副标题的来由：“拾得一把金钥匙的故事”。
１９６１年初夏，即毕业前夕，我还在抓紧时间坐在北大的物理大楼图书馆紧张地阅读。我特别关注一些大物理学家议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这类文章。凡是能到我手中的，我是必读。１９６０年，欧洲文化基金邀请丹麦伟大原子物理学家玻尔（Ｎ．Ｂｏｈｒ）做了一篇讲演。光题目就触动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这篇讲演有以下几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直到今天，它还在起作用，指引我前进，不迷失大方向：
１． 玻尔把数学看成是世界通用的、一种经过精细加工过的语言。对于物理科学的进步，从一开始，使用数学便是关键性的步骤。
２． 要从“我们的整个文明”（Ｏｕｒ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人类历史”（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去观照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造福。
按我的理解，玻尔的讲演是在试图寻找打开八万四千把铁锁的一根金钥匙。“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便有一把“金钥匙”的味道。玻尔强调“总的哲学态度”。（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4)
是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总的哲学态度？
今天我才明白，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为获得一种对人类文明“总的哲学态度”而搏斗。（我向数学、物理王国探头，也是为了这搏斗）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已成了我今天的中心课题。而胚胎却要追溯到北大的“名著阅读”，包括玻尔这篇讲演。（我做了详尽摘抄）
今天的世界比玻尔发表讲演的１９６０年要复杂得多。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相容已经不再。但其它危机重重却是空前的。到处是裂缝和冲突。冲突和裂缝成了描述、刻画当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在剧烈冲突中。于是裂缝产生了。到处是裂缝。裂缝一大，建筑便会坍塌。
国家、社会、世界、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构都是建筑结构。作为地球人的一分子，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再就是地球环境不断恶化。（前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自然）对人类文明安全最大的威胁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名著阅读”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精华；
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人间道德律，是康德哲学的灵魂。
归结起来，都是一个“敬”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严重欠缺“敬”和“爱”的时代，所以很不太平。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今天我要说，如何唤起人类的“敬天爱人”之心才是让上帝复活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宣告我彻底挣脱了“浑浑噩噩”。个人“浑浑噩噩”无关大局。世界“浑浑噩噩”则是每个人的不幸，子孙后代的不幸。
就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不是“浑浑噩噩”是什么？！世界有病，病态的世界。对世界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与我无关，便是病。
这就是我今天的“世界焦虑”和“世界痛苦”。也是在北大播下的种子。
手接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的泪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１９５５年８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８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１０点，下午约４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突然听到邮递员呼叫：“赵鑫珊，通知书！”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
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下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多了。而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６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参加工作到１９８０年１月母亲去世，这１９年间我回去过１０多次，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
母亲死后２０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致于眼睛受伤，去医院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
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６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６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
我非常穷，但老说自己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３０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
“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读到四年级，我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６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
祖父一共有５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方，不在大方。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４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１７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１０岁）、弟弟光华（８岁）和小妹云秋（４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１０年、２０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所以坏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恶，好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善。前后比较，今天真好。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1)
北大和太监能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吗？
火车晚点。晚上１１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４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２８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生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４元。（当年１个月的伙食是１２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２５日凌晨１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一个不男不女年近６０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像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的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９０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洋磁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Ｍａｄｅｉｎ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８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１４．５元，１２元伙食，２．５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６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５０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２５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２７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６年。我从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１９５８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１０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２００１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６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６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６年的成绩。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４０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老”，指的是１８９８－１９３２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和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重返红楼。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脱胎换骨、日后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2)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Ａ， Ｂ， Ｃ……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渐渐地我从平庸中挣脱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1)
这是德语第一课开头第一句：Ａｎｎａ ｕｎｄ Ｋｕｒｔ ｋｏｍｍｅｎ ｎ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我到老到死都会记得这个句子。
初中我害怕英文。高中我的英文、俄文有很大进步，外语细胞开始苏醒，不再昏睡。一进北大，我身上的遗传基因原形毕露。
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是商人，走南闯北。全国许多方言，他都能讲，一学就会。他热爱京剧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音乐语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学德语一点也不费力。
教我们的主课老师是德国专家叫赵林克娣。她用了丈夫的姓。后来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差一步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有关我和赵太太一家的关系，我在后面要专辟一章来回顾。
系里给赵太太安排了一位毕业于外语学院的中年助教邱崇仁先生。赵、邱两人合写了一本德语教材，不断再版，稿费收入很可观。
从１９５５年９月到１９５７年４月，我跟着赵太太踏踏实实学了将近两年基础德语（包括发音）。
赵太太喜欢我机灵，尽管是白纸一张，但好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画。下课后，我总爱跑到黑板跟前去提问。她是有问必答。于是边问边答，不知不觉走出了文史楼，走出了校门，我一直送她到清华园。那是赵太太的家。
送赵太太回家的常常还有黄文华同学。由于我常同先生接近，德语会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反右前，学校整个气氛或大的政治背景是和平的，阶级斗争火药味相对较淡。这有利于安心学习。尽管这段时期开展了肃反和批判梁漱溟，但没有波及到广大师生。当时较多的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神，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昌盛，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作贡献。
全国提倡“尊师重道”，“让学术界活跃起来”，以及“向科学进军”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这是大气候。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日，梅兰芳祝贺《文汇报》复刊的题词也足以说明当时详和、宽松的氛围：“陈言务去，活泼清新，说古道今，百家争鸣。”１９５７年１月，报纸公布了我国首次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的获得者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奖金一万元。（当时一个鸡蛋是两分五。一级教授的工资是３６０元。小学老师是３６元。）
北大学生会办了许多社团，学生业余生活十分活跃：戏剧社、钢琴社、摩托车队、书法、诗社……
《校刊》一周一期，我经常阅读。中文系早熟的才女温小钰常为《校刊》写文章，令我羡慕。８０年代，她和她丈夫汪浙成合作写中篇小说，颇有名气。２００１年我在浙江遇到校友汪浙成还提起此事。不过才女温小钰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德语专业比我高两班的有位同学在《校刊》上连载了译作《莫扎特》（原著是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斯），也让我羡慕不已。总之，坚硬的冰河在我的内心深处渐渐解冻，夜深人静，我仿佛听到我的平庸内心咔喳解冻的声音。
总体来说，反右前的我是一个外向的青年。我爱跳舞。舞伴多半是两位德国留学生：施麦莱（Ｓｃｈｍｅｌｅｒ），另一位叫布莉吉特（Ｂｒｉｇｉｔｔｅ）。前者略瘦些，后者较胖。两位都长得很丰满。这是跳舞时我的左手通过触觉告诉我的信息。施麦莱和布莉吉特都和我同年，１８岁。
跳舞时我的左手要按住她们的腰肌。哦，好柔软！且结实，富有弹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少女跳舞，并有了这种有关异性的触觉印象。加上西方女子的体味对男性有种特殊的冲击力，我陶醉了。
尽管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在恋爱。不，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５０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今天的年青一代，讲究一夜情。认识第一天就可以拥抱、接吻，第三天即可上床做爱。５０年代大学生在男女关系上要拘谨得多，保守得多。
一年级我开始辅导德国留学生的汉语。我辅导的对象是民主德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叫君特，２０岁。有一回，他偷偷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布莉吉特常同我说起你。我看她喜欢上了你！”我心里一动，没有说什么。我的最大心理障碍是：她是外国人。同外国人谈恋爱会有许多障碍和不便。如果让人知道了，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我顶不住压力。也许我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我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单独邀请布莉吉特到颐和园去。我胆小。
在一次周末舞会上，她告诉我，她是孤儿，二战末期，德累斯顿遭美英飞机轰炸，居民死伤２５万。她的双亲也在死者名单中。她说她是乡下的外祖母带大的。
整个晚上，我只邀请她作为舞伴。有时候，她也被捷克人、波兰人邀请下舞池。其实没有什么舞池。大饭厅把饭桌一撤，拖干净洋灰地，在上面撒些滑石粉，便是个简易大舞厅，至少可以容纳二百对。
在舞会上，我的外向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
舞会结束，我送布莉吉特回留学生宿舍。从大饭厅到她的宿舍仅１０分钟的路。但我没有勇气邀请她同我在未名湖畔再走几圈。我无法开这个口。——今天，我仍然为我当年的胆小如鼠而后悔。男方理应主动进攻。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2)
因为恋爱并不一定要有结果。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更永恒。（当然这是我今天的认识）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的柏林，我打听到她的下落：在外贸部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见面。若是看到她徐娘半老的样子，我会伤感。我怕伤感。
其实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专业发生了两桩涉外婚姻，以致于引起使馆和外交部的过问。
第一桩是我们班上的李淑心（２１岁，１６岁入党，声音沙哑，身高１米６７）和德国研究生曼弗莱德（Ｍａｎｆｒｅｄ）相爱。李淑心的父亲是教育部一位司长，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她父亲对女儿说：“你可以跟他到德国去，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不久，她和曼弗莱德还是走了。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从柏林打电话给在莱比锡的李淑心（整整３０年我们没有见，毕竟是同窗），她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沙哑。据说她有两子一女。她不容易，当年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桩是比我低一级的，来自汉口的女生同匈牙利留学生相爱。她的眼睛很美，估计是全系最漂亮的少女。她性格温柔文静，内心却极有主见。她的婚事引起了中、匈外交部的交涉，结果还是走了。
以上两桩涉外婚姻可谓满城风雨，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哪里有日月，有男女，那里便有相爱的事件发生。不久，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命中注定，我的平庸要在一场血与火的失恋洗礼中才会被彻底地冲刷得干干净净，走向新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失恋不是件坏事。因为天路旅客要进入某种境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身心都要滴过血。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1)
人脑中形成的“情结”既是先天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是由不同的“情结”决定的。“情结”是人的特质的披露。我这个人是由许多“情结”交汇、编织而成的一种存在。可以说，我是为我的“情结”而活在世上。“我情结，故我在。”
我这个人，一无所有，只有“情结”。各种“情结”使我万般眷恋世界，灵有所寄，魂有所托。拿掉我身上的各种“情结”，我只是一个空壳。
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一个个沁入心脾、意深味有余的“情结”。
１９５６年春有件事不得不提及：
我们全班同学去圆明园种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地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这里的废墟和残破。那次植树活动为我日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后来的一切表明，圆明园的荒野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１９５６年暑假我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留校。全班２０位同学，回家探亲的是绝大多数。留校的仅两三名。都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学校暑假文艺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常有电影和舞会。德国留学生都去旅游了。布莉吉特不在北大。我也不进舞厅。当时的周末常播放一首《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曲，江山词，作于１９５５年）。我蛮喜欢。听到它的旋律，我的内心会升起一种无名的惆怅。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惆怅这种复杂、高级的感情。原因估计有两个：想家，感到孤独；布莉吉特不在北大。其实，惆怅这种感情表明了一个人开始摆脱平庸、浅薄。一年级结束，我给全班同学的印象是：单纯，天真，幼稚。由此可见我当时的精神状态。这并不是件好事。
利用暑假，我决心读书。因为穷，不敢对外部物质世界有任何奢望，包括下饭馆，吃喝玩乐。只有一门心思读书才是我的出路，因为这不花钱。我选择了德国乡土作家斯托姆（Ｔ．Ｓｔｏｒｍ，１８１２－１８８８）和他的成名作《茵梦湖》（Ｉｍｍｅｎｓｅｅ）。为了理解得好些，我找了两个中译本来参照。最后我发现郭沫若的译文最好。我指的是有斑斓的文彩。毕竟是出自大家的手笔。
《茵梦湖》是个中篇小说，是作者３３岁写的作品。讲的是一段不幸爱情的故事。主人公莱茵哈德晚年十分孤寂。一天，他触景生情回忆起少年时跟秀美的伊丽莎白一段纯洁、甜蜜的爱情。
原先莱茵哈德一直生活在乡间，后来要到外地去求学深造，只好同青梅竹马的伊丽莎白暂时分离。这期间伊丽莎白的母亲出来包办女儿的婚事，要女儿嫁给富家子弟、莱茵哈德少年时代的同学艾利希。软弱、温顺的伊丽莎白只好服从母亲的意志和压力。婚后，她没有得到幸福。她经常怀念莱茵哈德。他也孤单一人，从未点燃起家室的炉火。
这个悲剧自始至终充满了淡淡的哀愁。斯托姆善于用简洁、优美和清新的德语营造出一种惆怅、感伤的情调，深深印在我这张白纸上，霍地为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红楼梦》，也不是唐诗宋词，而是１９世纪德国一个浪漫主义中篇小说把我带进了文学世界，令我着迷，陶醉。当时我１８岁，读完了大一，也是踏踏实实学了一年基础德文的总结：
精读原版的《茵梦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能读下来，并体会到了德文的美。整篇如同一首优美、伤感的散文诗。斯托姆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是从诗境中发展出来的。
世界文学王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圆圈。它有许许多多的大门。你既可以通过《红楼梦》《西厢记》和唐诗宋词走进去，也可以通过中国历代散文步入它的深处。当然你还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深入它的王国腹地。
这叫“殊途同归”。
精读《茵梦湖》，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读外文原文的滋味。那是从译文读不出来的。怎么也读不出它的原汁原味。
伊丽莎白婚后，她丈夫艾利希邀请莱茵哈德来他庄园小住。伊丽莎白陪同莱茵哈德旧地重游。到处是触景生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下面有这么一段很诗意的文字：
“伊丽莎白，”他说，——“青山的后面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如今它到哪里去了？”
这些德文句子很简洁，很美。我惊讶，斯托姆何以能用如此简洁、平淡的句子表述人类丰富的感情？
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冒出了一个感叹号或惊叹号！对于我的成长，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发生在１９５６年暑假，地点在大图书馆（靠西门，离未名湖只有１００米）。
小说《茵梦湖》有两句诗也给了我难忘印象。那是一首古老歌曲的歌词，十分凄清，哀婉：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ａｃｈ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Ｓｏｌｌ ｉｃｈ ａｌｌｅｉｎ！
直译是： 死啊，啊死，
我便是孤单一人！
这也是我的译文，干巴巴，没有什么文彩，没有一丁点动人心魄的色彩。
但郭沫若的译文却十分妙绝，既忠实原文，又有意境，营造了诗的氛围：
死啊，啊死，
我便独葬荒丘！
德文ａｌｌｅｉｎ是“独自一人”的意思。“独葬荒丘”则是郭沫若的再创造，妙不可言，超过了德文原文！（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2)
我意识到，光学好德文是不够的。那只有一条腿。还要有文学功底和驾驭汉语的能力，获得另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
１９５７年，郭沫若院长陪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立普参观北大。在未名湖畔我遇到郭院长，陪同他走了一程，并有段对话：“我看过郭老您的译作《茵梦湖》，译得真好，尤其是‘独葬荒丘’这一句，超过了原文！”
“我是在日本学医时学的德文，翻译的时候，经常要参考日文，一个人的理解力和驾驭汉语的能力同样重要。”（大意）
我想起三位同班同学，他们都是高材生：
潘子力（福建厦门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郁达夫和郭沫若，还有殷夫。诗人气质，伤感。常写诗。我的德文水平（指理解力、语感和发音）不在他之下，但他的译文水平远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发现了自己的短处。毕业后，他分到天津大学任教。不过后来在翻译界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他的才华和功底，他理应有动作，比如译出《歌德全集》，超过郭沫若的译作《浮士德》。
毕业后，我和潘子力失去了联系。人生是马拉松赛。开头一圈遥遥领先者并不是冠军。要坚持，要看最后几圈。
丁有为（杭州人），文学修养好，擅长写古体诗，且思路开阔，涉猎面广。德文不如我，但译文和在其他领域远在我之上。他成熟，有自己的世界观。当时我没有。１９５７年正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划名右派。他仅比我大两岁。毕业后分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意志一直消沉，人生观很灰很灰。１９８０年平反后，他来北京找过我。我送了一些布票和粮票给他。我看他的精神一直不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
他理应拼搏，杀出一片天地。出身老右的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从维熙不正是从厄运中冲杀出来的吗？
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同才华横溢是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为丁有为（我们同窗４年）自暴自弃而惋惜。他理应像他的名字——有为——那样响当当，一往直前，名符其实。康有为便是意志、志向和才华卓绝结合的产物。
潘海峰（东北鞍山人），文学修养远在我之上，但德文不如我。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长期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７０年代初，周总理接见外宾，照片上有他（但不是主要翻译）。
在德国文学方面，他理应有大动作。
读完一年级，高教部选派留德学生。据说德国专家曾推荐过我。但那个年代政治条件第一。也许在第一轮我便被除名。我一直想去德国留学，但只是一个白日梦。
２００３年９月，德国总统访华。他说要加强德中文化交流，使中国留德学生的总数超过中国留美学生的总数。
我羡慕今天的青年一代，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不再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处处、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辛白林）
丁有为同学的命运不是比我更惨吗？
１９５６年９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构造、建立另一个轮子：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开始自学英文。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不久，我自己买到一本（１９４９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者是艾萨克斯（Ｂ．Ｉｓａａｃｓ）。他把《贵族之家》译成《ＡＮ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ｒｙ》。当年苏联的出版物特别便宜。小说的结尾给我一种人生的根本惆怅感。今天我还背得出来：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ｔｏＬａｖｒｅ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ｉｚａ？”
……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Ｗｈｏ ｃａｎ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ｃａｎ ｓａ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ｕｃｈ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ｆｅ，ｓｕｃｈ ｆｅｅｌｉｎｇ．．．．
（“后来拉列茨基怎样了？丽莎呢？”
……他们两个人在想什么？他们的感觉呢？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在人的一生中的确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感情……）
我发觉我悟出了英文，如鱼得水，豁然开朗。奇怪的是，初中的时代，我为什么那么怕英文？我发觉我对英文的领悟能力很强，有语感，能进入角色。
我成了屠格涅夫小说迷。我喜欢他的优美文笔和笔下的情调。２００１年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专门去寻找他当年留下的足迹。在一幢老屋前和一座老桥上，我曾久久地徘徊。
尤其是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比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令我着迷，沉醉。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进一步为我开启了艺术王国的大门。作为一种副产品，它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3)
直到今天，我仍然崇拜这些高水准的插图。
不久，我开始迷上了英文诗和德文诗。尤其是雪莱的名句，千古绝唱：Ｉ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ｃａｎ Ｓｐｒｉｎｇｂｅ ｆａｒ ｂｅｈｉｎｄ？（如果冬天来了，那末春天还会远吗？）
６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从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弥补了我的不足，进一步驱赶掉了我的平庸、无知和浅薄。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绘画艺术的第一课。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包括初恋。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４１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无与伦比的。它们给了我不少的感叹号和惊叹号。
幸好，我是在这些优秀的影片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长大的，那是什么结果呢？我还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是的，苏联电影有力地塑造了我，苏联电影教给我的东西是全面的。对我的成长，这些优秀影片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营养了我，壮大了我。避开或跳过这些影片来谈我６年的北大生活是个严重残缺。
看这些电影的地点是在北大。这个特殊的地点很重要。如果在南昌，效果会很不相同。恰如同是一块奶油蛋糕，如果你站在杂乱的菜场吃和在巴黎一家很有情调的咖啡屋去品尝，味道会截然不同。
这些影片的“美的构成”（包括背景音乐和插曲）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１０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８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９、第１０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２００１年我第二次造访俄罗斯。我曾打算去寻找一些大导演和功勋演员的墓地。后来放弃了计划。因为他们的影片就是永久性的纪念碑。它们作为我的启蒙老师和生活教科书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墓地才是最好的，风雨岁月无法剥蚀它。
前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在许多地方是个很不人道的秘密警察国家，有过一堆罪恶，但在文学艺术、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建筑和科学技术领域，它创造过辉煌。这是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大一和大二，我只做了一件事：彻底驱散、冲刷掉从少年（中学时期）带来的无知和浑浑噩噩，为迎接“脱胎换骨”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曲》（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合唱团。该团不定期地邀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训练，包括波兰歌曲《左边是桥右边是桥》。
当时北大１０多间钢琴房练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宿舍，特别是浴室，歌声嘹亮，其中也有我的嗓子。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不过说来也奇怪，在１９５７年冬天之前，我还没有接触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埋首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湖畔小路两旁的杨柳和隐隐约约、古色古香风格的街灯；恋人的窃窃私语；学生宿舍熄灯后还在不着边际的神聊和高谈阔论……
所有这一切都在悄悄地为我的“脱胎换骨”作前期准备。（当时我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一所大学最最重要的是她的精神气魄。北大是个大染缸。这我有发言权。
北大的神和气是并举的。它究竟是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８０和９０年代北大校园流行“一塔、湖、图”的一句幽默语。乍一听以为是“一塌糊涂”，其实是指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和图书馆。它们是北大精神气魄的组成部分，但远不全面。比如它没有把圆明园遗址包括进去。文理科的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应是北大神和气的核心部分。
我便是北大神和气的小小产物。所以才叫“母校”，有一层母与子的养育关系。这里既有自身的努力，也有母校冶炼 依我今天的眼光看北大的精神气魄，应包括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大”兼容并包精神。——这才是北大精神气魄的核心所在。
具体来说是北大的激情，清华的严谨，南开的质朴。三者相互渗透，在西南联大时期各得其所，五色交辉，不同声部和谐地协奏，交响。当然，在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功不可没！因为北大燕园是原燕大的地盘。要尊重历史！
这里的一切，让我咀嚼不尽。于是我才萌念主动留一级，为的是多在这里咀嚼一年，品味出囊括宇宙的宏伟气魄，方可毕业。这是后话。
现在可以说出的绝密(1)
在课堂上，讲台下的学生偷偷爱慕讲台上的老师也是人生一道绮丽的风景。没有这类风景，人生不是更枯燥、更单调吗？但只能是珍藏在心底里的爱，不能浮出水面。
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高名凯先生的风采和讲课时的潇洒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是的，一切的一切，既遥远又清晰。
毕业后，法语专业一位女同学才告诉我当年的秘密：有些女生挺喜欢高先生的。只要有他的课，便提早走进阶梯大教室，坐在前排，挑个好视角，为的是把先生的风采“一网打尽”，大饱眼福。
高先生约莫四十七八，福建人，法国留学，一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波兰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普通语言学概论》，曾翻译法国小说多部，但先生的译文我却不敢恭维。读他的译文，好像是吃夹生饭，且有沙子。
讲课时，他的习惯动作是用沾满了粉笔灰的右手去捏去揉那顶黑色便帽。
先生一会儿在黑板上写英文，法文，擦掉后又举德文和意大利文的例子。正是这种左右逢源，两手开弓，吸引了不少女生。男人手中握有权力、金钱和知识都能吸引女人。只要其中一项。三项兼而有之的男人是鲜有的。
高先生是为５５级西语系英、德、法专业和俄语系的新生上大课。学生偷偷爱慕老师，并不新鲜。中学生也会有这种事。何况大学？
说实话，我不喜欢“普通语言学”这门课！讲了两个学期，倒了我的胃口，使我十分厌恶语言学！从课堂上，我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高先生的课还误导了我。
高先生一个劲地讲元音、辅音，比如下颚自然低垂，舌平放；或者气流由鼻腔呼出，摇动声带……等等，你说枯燥不？厌烦不？腻味不？至少我受不了！
我需要听到类似这样一些有震撼灵魂功能的命题：
１． 今天地球上可能有五千多种语言。
２． 人类的理想是最好把五千多种语言都保存下来。但很多语言注定要消失。少数民族语言正在同少数民族的文化一道消失。估计一百年内，地球上的人类只会剩下大约五百种语言。
３． 人类第一种语言大约诞生在十五万年前的东非。
４． 人类同其他动物显著地区别了开来，那首先就是人类的语言。
５． 语言变化的方式同生物进化的方式是很接近的。
６． 为什么有那么多方言？发音是那么不同！浙江省的丽水、永嘉和金华的方言也很不相同。有时河的东岸和西岸的乡民就说着两种不尽相同的方言。——这是怎么演变、形成的？
７． 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
８． 语言哲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９． 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它潜在地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意识之中，作为人们相互了解的工具。它是社会的产物，不属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任何具体、个别的成员。
１０． 语言是我们一出生就被强迫接受的东西。个人不能随意改变传统的语言，也不能随意去创造新的语言。我们所说出的词语的意义不是由我们随心所欲任意选择、自由改变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一种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理解的语言，而会出现无数个人的私有语言。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交谈和相互理解。
１１． 人类最大、最珍贵的财富是土地和语言。
１２． 思维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否则思想、观念便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脱离语言的思维是不可能存在的。
１３． 语言的功用不仅是表达思想，它还使一些没有语言就不能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没有语言的巩固，思维就无法定型。思想是借助语言才得以实现，成为可能的。没有不依赖于语言的思维。
１４． 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只是因为它进入到了人类语言之中的缘故。
１５． 语言不仅使得我们能够谈论过去和未来的世界，而且还能使我们谈论鬼神的世界。——多奇妙的语言啊！
１６． 语言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存在本身。
１７． 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
１８． 语言造就了我们自己。人是一个说话的存在。语言是我们的元素，正如水是鱼的元素。
１９． 我们可以从一种语言追溯出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性格。
世界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英国人）说过：德语非常适合表达哲学思维和某些抽象思维。
在德语和说德语的日耳曼民族性格之间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２０． 语言的语法有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前者对应语言的表层结构，后者对应语言的深层结构。
各种民族语言有各自不同的表层结构，但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才成为可能。
所谓翻译，其实质是，先把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共同的深层结构，然后再从共同的深层结构转换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
各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各各殊异，但深层结构都是同一个。因为我们面对同一个“存在”，都处在同一个太阳底下；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
说来惭愧，进北大前，我连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他们的作品了。由此可见我的平庸。
影片《格林卡》给了我震撼。
作为一位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１８０４－１８５２）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并不显
赫，但他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伊凡·苏萨宁序曲》和《鲁斯兰与柳德米娜序曲》却为我开了眼界，拉开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序幕，同圆的定义、米索不达米亚文明一道，在我的少年心灵的底片上感了光，为我进入北大脱胎换骨作了一丁点准备。
我忘不了格林卡从马德里坐马车回到莫斯科的那些镜头。在波兰和俄罗斯的交界处有一块国境线上的界碑，马车飞驶而过，表明作曲家回到了祖国。在一口井边，格林卡向村姑讨了口水喝。远处传来俄罗斯的民歌，格林卡缓缓抬起了头，沉醉在优美的旋律中……
那些年风行的苏联歌曲（包括俄罗斯民歌），我几乎都能唱。当时我正在学俄语，成绩不错，在外语方面有点开窍，露出了一线曙光。读完二年级，即将进入高三。在同学的带动下，我也开始考虑报考大学。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出路，一切由我作主。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有以下几种看法：
１． 第一等出路是留苏。每年要从毕业班选派几名留苏生。
２． 考取北大、清华是第二等出路。
３． 重理工，轻文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理工科是铁饭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坐天下，理工科都有饭吃）
４． 跨出省界，走得越远越好。考取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也比留在江西强，且强得多。——古人曾用“贵远贱近”这四个汉字来刻画人的这种心理。“远处的和尚会念经”也属于这种心理。
当时班上同学经常去“八一公园”神聊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事。我也被卷入了进去。有位姓熊的同学决心报考东北长春地质学院，劝我也去报名。我的心动了。他煽动我的理由是：可以游遍祖国名山大川。
不久，有位姓王的转业军人（２０岁）加入我们选择志愿、温课、准备报考大学的圈子。我很信任他。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英文很棒。他决心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立志研究１９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拜伦和雪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诗人的名字）他鼓励我报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将来去翻译、研究歌德、席勒和海涅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很遗憾，他自己却名落孙山。我为他难过。这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有把握进北大，我没有）为了准备高考，我紧张了足足有半年。我虽然平庸，但也知道这场考试将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我要为它拼搏一回。后来的事实证明，考上北大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为准备这场高考，我掉了３斤肉。母亲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考上北大是我生命轨迹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还有好几个转折点，要及时、主动、有意识地把握这些转折点。比如毕业后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便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哲学同广大生物学世界的结合。１９７８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我一生的主旋律或磨盘的中心轴——把哲学世界化或把世界哲学化——公开登上了舞台，不再偷偷摸摸，遮遮盖盖。
进了大学，决不是万事大吉，手握镰刀坐等收获。不，远不是这样！
考进大学，仅仅是马拉松长跑的起跑。人要不断搏击。一天也不能松懈。在这一点上，我有清晰的头脑，不再平庸，昏睡；不再浑浑噩噩，不再一切都是偶然。今天我才明白，考进北大，原来是为了拿到一把金钥匙。
“八万四千关捩子，只消一个锁匙开，岂在多言也。”（八万四千个门户关键，只须一把钥匙便可统统打开，不在许多言说。——摘自《枯崖和尚漫录》）
这便是本书副标题的来由：“拾得一把金钥匙的故事”。
１９６１年初夏，即毕业前夕，我还在抓紧时间坐在北大的物理大楼图书馆紧张地阅读。我特别关注一些大物理学家议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这类文章。凡是能到我手中的，我是必读。１９６０年，欧洲文化基金邀请丹麦伟大原子物理学家玻尔（Ｎ．Ｂｏｈｒ）做了一篇讲演。光题目就触动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这篇讲演有以下几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直到今天，它还在起作用，指引我前进，不迷失大方向：
１． 玻尔把数学看成是世界通用的、一种经过精细加工过的语言。对于物理科学的进步，从一开始，使用数学便是关键性的步骤。
２． 要从“我们的整个文明”（Ｏｕｒ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人类历史”（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去观照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造福。
按我的理解，玻尔的讲演是在试图寻找打开八万四千把铁锁的一根金钥匙。“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便有一把“金钥匙”的味道。玻尔强调“总的哲学态度”。（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4)
是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总的哲学态度？
今天我才明白，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为获得一种对人类文明“总的哲学态度”而搏斗。（我向数学、物理王国探头，也是为了这搏斗）关心人类文明的前途和命运已成了我今天的中心课题。而胚胎却要追溯到北大的“名著阅读”，包括玻尔这篇讲演。（我做了详尽摘抄）
今天的世界比玻尔发表讲演的１９６０年要复杂得多。当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相容已经不再。但其它危机重重却是空前的。到处是裂缝和冲突。冲突和裂缝成了描述、刻画当今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在剧烈冲突中。于是裂缝产生了。到处是裂缝。裂缝一大，建筑便会坍塌。
国家、社会、世界、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平衡的结构都是建筑结构。作为地球人的一分子，我最牵肠挂肚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再就是地球环境不断恶化。（前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涉及人与自然）对人类文明安全最大的威胁正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冲突。
过去东、西方贤哲的教导怎么一点也不管用了呢？记得我从北大的“名著阅读”中得出两点精髓：
“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精华；
要懂得时时敬畏星空的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人间道德律，是康德哲学的灵魂。
归结起来，都是一个“敬”字。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严重欠缺“敬”和“爱”的时代，所以很不太平。
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今天我要说，如何唤起人类的“敬天爱人”之心才是让上帝复活的关键。意识到这一点，我才宣告我彻底挣脱了“浑浑噩噩”。个人“浑浑噩噩”无关大局。世界“浑浑噩噩”则是每个人的不幸，子孙后代的不幸。
就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不是“浑浑噩噩”是什么？！世界有病，病态的世界。对世界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与我无关，便是病。
这就是我今天的“世界焦虑”和“世界痛苦”。也是在北大播下的种子。
手接录取通知书和母亲的泪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１９５５年８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８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１０点，下午约４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息。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突然听到邮递员呼叫：“赵鑫珊，通知书！”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
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下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多了。而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６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自１９６１年９月参加工作到１９８０年１月母亲去世，这１９年间我回去过１０多次，每次平均不到半个月，总共只有半年的时间。
母亲死后２０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致于眼睛受伤，去医院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
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６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次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６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
我非常穷，但老说自己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３０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
“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
读到四年级，我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６年？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仔。”
祖父一共有５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方，不在大方。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４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１７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１０岁）、弟弟光华（８岁）和小妹云秋（４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为妈诚然要争气，但也要侍奉妈，让她享到儿子的福。只怪当年中国极左、贫穷的年代太长，老百姓的生命质量较差。比如电话不普及，不能走进普通百姓家。夫妻两地分居不得团圆长达１０年、２０年的情况并不是个别例子。再就是住房紧张，三代同堂。所以坏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恶，好的政治是人间最大的善。前后比较，今天真好。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1)
北大和太监能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句子吗？
火车晚点。晚上１１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４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２８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生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４元。（当年１个月的伙食是１２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２５日凌晨１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一个不男不女年近６０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像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的是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９０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洋磁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Ｍａｄｅｉｎ Ｃｚｅｃｈｏｓｌｏｖａｋ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８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１４．５元，１２元伙食，２．５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６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５０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２５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２７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６年。我从没有问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１９５８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１０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２００１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６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六七十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６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６年的成绩。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４０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老”，指的是１８９８－１９３２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和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重返红楼。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脱胎换骨、日后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太监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2)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Ａ， Ｂ， Ｃ……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六年，我只做了一件事：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渐渐地我从平庸中挣脱了出来，发现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庄子》）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1)
这是德语第一课开头第一句：Ａｎｎａ ｕｎｄ Ｋｕｒｔ ｋｏｍｍｅｎ ｎａｃｈ Ｂｅｒｌｉｎ．（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我到老到死都会记得这个句子。
初中我害怕英文。高中我的英文、俄文有很大进步，外语细胞开始苏醒，不再昏睡。一进北大，我身上的遗传基因原形毕露。
我父亲的语言能力很强。他是商人，走南闯北。全国许多方言，他都能讲，一学就会。他热爱京剧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音乐语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我，并发扬光大。所以我学德语一点也不费力。
教我们的主课老师是德国专家叫赵林克娣。她用了丈夫的姓。后来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差一步成了他们家的一员，有关我和赵太太一家的关系，我在后面要专辟一章来回顾。
系里给赵太太安排了一位毕业于外语学院的中年助教邱崇仁先生。赵、邱两人合写了一本德语教材，不断再版，稿费收入很可观。
从１９５５年９月到１９５７年４月，我跟着赵太太踏踏实实学了将近两年基础德语（包括发音）。
赵太太喜欢我机灵，尽管是白纸一张，但好在上面画上美丽的图画。下课后，我总爱跑到黑板跟前去提问。她是有问必答。于是边问边答，不知不觉走出了文史楼，走出了校门，我一直送她到清华园。那是赵太太的家。
送赵太太回家的常常还有黄文华同学。由于我常同先生接近，德语会话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反右前，学校整个气氛或大的政治背景是和平的，阶级斗争火药味相对较淡。这有利于安心学习。尽管这段时期开展了肃反和批判梁漱溟，但没有波及到广大师生。当时较多的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神，希望全国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昌盛，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作贡献。
全国提倡“尊师重道”，“让学术界活跃起来”，以及“向科学进军”等激动人心的口号。这是大气候。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日，梅兰芳祝贺《文汇报》复刊的题词也足以说明当时详和、宽松的氛围：“陈言务去，活泼清新，说古道今，百家争鸣。”１９５７年１月，报纸公布了我国首次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一等奖的获得者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奖金一万元。（当时一个鸡蛋是两分五。一级教授的工资是３６０元。小学老师是３６元。）
北大学生会办了许多社团，学生业余生活十分活跃：戏剧社、钢琴社、摩托车队、书法、诗社……
《校刊》一周一期，我经常阅读。中文系早熟的才女温小钰常为《校刊》写文章，令我羡慕。８０年代，她和她丈夫汪浙成合作写中篇小说，颇有名气。２００１年我在浙江遇到校友汪浙成还提起此事。不过才女温小钰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德语专业比我高两班的有位同学在《校刊》上连载了译作《莫扎特》（原著是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斯），也让我羡慕不已。总之，坚硬的冰河在我的内心深处渐渐解冻，夜深人静，我仿佛听到我的平庸内心咔喳解冻的声音。
总体来说，反右前的我是一个外向的青年。我爱跳舞。舞伴多半是两位德国留学生：施麦莱（Ｓｃｈｍｅｌｅｒ），另一位叫布莉吉特（Ｂｒｉｇｉｔｔｅ）。前者略瘦些，后者较胖。两位都长得很丰满。这是跳舞时我的左手通过触觉告诉我的信息。施麦莱和布莉吉特都和我同年，１８岁。
跳舞时我的左手要按住她们的腰肌。哦，好柔软！且结实，富有弹性。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同少女跳舞，并有了这种有关异性的触觉印象。加上西方女子的体味对男性有种特殊的冲击力，我陶醉了。
尽管这样，我还不能说我在恋爱。不，还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５０年代的大学生不像今天的年青一代，讲究一夜情。认识第一天就可以拥抱、接吻，第三天即可上床做爱。５０年代大学生在男女关系上要拘谨得多，保守得多。
一年级我开始辅导德国留学生的汉语。我辅导的对象是民主德国的工农兵大学生，叫君特，２０岁。有一回，他偷偷地告诉我一个秘密：“布莉吉特常同我说起你。我看她喜欢上了你！”我心里一动，没有说什么。我的最大心理障碍是：她是外国人。同外国人谈恋爱会有许多障碍和不便。如果让人知道了，必然会闹得满城风雨，我顶不住压力。也许我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我从来就没有谈过恋爱！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单独邀请布莉吉特到颐和园去。我胆小。
在一次周末舞会上，她告诉我，她是孤儿，二战末期，德累斯顿遭美英飞机轰炸，居民死伤２５万。她的双亲也在死者名单中。她说她是乡下的外祖母带大的。
整个晚上，我只邀请她作为舞伴。有时候，她也被捷克人、波兰人邀请下舞池。其实没有什么舞池。大饭厅把饭桌一撤，拖干净洋灰地，在上面撒些滑石粉，便是个简易大舞厅，至少可以容纳二百对。
在舞会上，我的外向性格得到了充分施展。
舞会结束，我送布莉吉特回留学生宿舍。从大饭厅到她的宿舍仅１０分钟的路。但我没有勇气邀请她同我在未名湖畔再走几圈。我无法开这个口。——今天，我仍然为我当年的胆小如鼠而后悔。男方理应主动进攻。
“安娜和库尔特到柏林去”(2)
因为恋爱并不一定要有结果。过程比结果更有价值，更永恒。（当然这是我今天的认识）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的柏林，我打听到她的下落：在外贸部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见面。若是看到她徐娘半老的样子，我会伤感。我怕伤感。
其实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专业发生了两桩涉外婚姻，以致于引起使馆和外交部的过问。
第一桩是我们班上的李淑心（２１岁，１６岁入党，声音沙哑，身高１米６７）和德国研究生曼弗莱德（Ｍａｎｆｒｅｄ）相爱。李淑心的父亲是教育部一位司长，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她父亲对女儿说：“你可以跟他到德国去，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不久，她和曼弗莱德还是走了。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我从柏林打电话给在莱比锡的李淑心（整整３０年我们没有见，毕竟是同窗），她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沙哑。据说她有两子一女。她不容易，当年顶住了多大的压力！
第二桩是比我低一级的，来自汉口的女生同匈牙利留学生相爱。她的眼睛很美，估计是全系最漂亮的少女。她性格温柔文静，内心却极有主见。她的婚事引起了中、匈外交部的交涉，结果还是走了。
以上两桩涉外婚姻可谓满城风雨，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没有不知道的。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哪里有日月，有男女，那里便有相爱的事件发生。不久，我也开始了我的初恋。命中注定，我的平庸要在一场血与火的失恋洗礼中才会被彻底地冲刷得干干净净，走向新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失恋不是件坏事。因为天路旅客要进入某种境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身心都要滴过血。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1)
人脑中形成的“情结”既是先天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与人的区别往往是由不同的“情结”决定的。“情结”是人的特质的披露。我这个人是由许多“情结”交汇、编织而成的一种存在。可以说，我是为我的“情结”而活在世上。“我情结，故我在。”
我这个人，一无所有，只有“情结”。各种“情结”使我万般眷恋世界，灵有所寄，魂有所托。拿掉我身上的各种“情结”，我只是一个空壳。
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在我的内心渐渐形成了一个个沁入心脾、意深味有余的“情结”。
１９５６年春有件事不得不提及：
我们全班同学去圆明园种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圆明园”这个地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踏进这里的废墟和残破。那次植树活动为我日后的故事情节埋下伏笔。后来的一切表明，圆明园的荒野对我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１９５６年暑假我因为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留校。全班２０位同学，回家探亲的是绝大多数。留校的仅两三名。都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学校暑假文艺生活安排得很丰富，常有电影和舞会。德国留学生都去旅游了。布莉吉特不在北大。我也不进舞厅。当时的周末常播放一首《青年友谊圆舞曲》（天戈曲，江山词，作于１９５５年）。我蛮喜欢。听到它的旋律，我的内心会升起一种无名的惆怅。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惆怅这种复杂、高级的感情。原因估计有两个：想家，感到孤独；布莉吉特不在北大。其实，惆怅这种感情表明了一个人开始摆脱平庸、浅薄。一年级结束，我给全班同学的印象是：单纯，天真，幼稚。由此可见我当时的精神状态。这并不是件好事。
利用暑假，我决心读书。因为穷，不敢对外部物质世界有任何奢望，包括下饭馆，吃喝玩乐。只有一门心思读书才是我的出路，因为这不花钱。我选择了德国乡土作家斯托姆（Ｔ．Ｓｔｏｒｍ，１８１２－１８８８）和他的成名作《茵梦湖》（Ｉｍｍｅｎｓｅｅ）。为了理解得好些，我找了两个中译本来参照。最后我发现郭沫若的译文最好。我指的是有斑斓的文彩。毕竟是出自大家的手笔。
《茵梦湖》是个中篇小说，是作者３３岁写的作品。讲的是一段不幸爱情的故事。主人公莱茵哈德晚年十分孤寂。一天，他触景生情回忆起少年时跟秀美的伊丽莎白一段纯洁、甜蜜的爱情。
原先莱茵哈德一直生活在乡间，后来要到外地去求学深造，只好同青梅竹马的伊丽莎白暂时分离。这期间伊丽莎白的母亲出来包办女儿的婚事，要女儿嫁给富家子弟、莱茵哈德少年时代的同学艾利希。软弱、温顺的伊丽莎白只好服从母亲的意志和压力。婚后，她没有得到幸福。她经常怀念莱茵哈德。他也孤单一人，从未点燃起家室的炉火。
这个悲剧自始至终充满了淡淡的哀愁。斯托姆善于用简洁、优美和清新的德语营造出一种惆怅、感伤的情调，深深印在我这张白纸上，霍地为我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是《红楼梦》，也不是唐诗宋词，而是１９世纪德国一个浪漫主义中篇小说把我带进了文学世界，令我着迷，陶醉。当时我１８岁，读完了大一，也是踏踏实实学了一年基础德文的总结：
精读原版的《茵梦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能读下来，并体会到了德文的美。整篇如同一首优美、伤感的散文诗。斯托姆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是从诗境中发展出来的。
世界文学王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圆圈。它有许许多多的大门。你既可以通过《红楼梦》《西厢记》和唐诗宋词走进去，也可以通过中国历代散文步入它的深处。当然你还可以从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深入它的王国腹地。
这叫“殊途同归”。
精读《茵梦湖》，我第一次品尝到了读外文原文的滋味。那是从译文读不出来的。怎么也读不出它的原汁原味。
伊丽莎白婚后，她丈夫艾利希邀请莱茵哈德来他庄园小住。伊丽莎白陪同莱茵哈德旧地重游。到处是触景生情，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下面有这么一段很诗意的文字：
“伊丽莎白，”他说，——“青山的后面是我们的青年时代。如今它到哪里去了？”
这些德文句子很简洁，很美。我惊讶，斯托姆何以能用如此简洁、平淡的句子表述人类丰富的感情？
在我的内心世界，终于冒出了一个感叹号或惊叹号！对于我的成长，这不是一件小事。它发生在１９５６年暑假，地点在大图书馆（靠西门，离未名湖只有１００米）。
小说《茵梦湖》有两句诗也给了我难忘印象。那是一首古老歌曲的歌词，十分凄清，哀婉：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ａｃｈ ｓｔｅｒｂｅｎ
Ｓｏｌｌ ｉｃｈ ａｌｌｅｉｎ！
直译是： 死啊，啊死，
我便是孤单一人！
这也是我的译文，干巴巴，没有什么文彩，没有一丁点动人心魄的色彩。
但郭沫若的译文却十分妙绝，既忠实原文，又有意境，营造了诗的氛围：
死啊，啊死，
我便独葬荒丘！
德文ａｌｌｅｉｎ是“独自一人”的意思。“独葬荒丘”则是郭沫若的再创造，妙不可言，超过了德文原文！（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2)
我意识到，光学好德文是不够的。那只有一条腿。还要有文学功底和驾驭汉语的能力，获得另一条腿。两条腿才能走路。
１９５７年，郭沫若院长陪同法国著名演员钱拉·菲立普参观北大。在未名湖畔我遇到郭院长，陪同他走了一程，并有段对话：“我看过郭老您的译作《茵梦湖》，译得真好，尤其是‘独葬荒丘’这一句，超过了原文！”
“我是在日本学医时学的德文，翻译的时候，经常要参考日文，一个人的理解力和驾驭汉语的能力同样重要。”（大意）
我想起三位同班同学，他们都是高材生：
潘子力（福建厦门人），文学修养很好，崇拜郁达夫和郭沫若，还有殷夫。诗人气质，伤感。常写诗。我的德文水平（指理解力、语感和发音）不在他之下，但他的译文水平远在我之上。这是为什么？他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发现了自己的短处。毕业后，他分到天津大学任教。不过后来在翻译界他并没有什么大动作。按他的才华和功底，他理应有动作，比如译出《歌德全集》，超过郭沫若的译作《浮士德》。
毕业后，我和潘子力失去了联系。人生是马拉松赛。开头一圈遥遥领先者并不是冠军。要坚持，要看最后几圈。
丁有为（杭州人），文学修养好，擅长写古体诗，且思路开阔，涉猎面广。德文不如我，但译文和在其他领域远在我之上。他成熟，有自己的世界观。当时我没有。１９５７年正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划名右派。他仅比我大两岁。毕业后分到贵阳医学院图书馆。意志一直消沉，人生观很灰很灰。１９８０年平反后，他来北京找过我。我送了一些布票和粮票给他。我看他的精神一直不振。恶劣的环境把他压垮了！
他理应拼搏，杀出一片天地。出身老右的著名作家王蒙、张贤亮和从维熙不正是从厄运中冲杀出来的吗？
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同才华横溢是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我为丁有为（我们同窗４年）自暴自弃而惋惜。他理应像他的名字——有为——那样响当当，一往直前，名符其实。康有为便是意志、志向和才华卓绝结合的产物。
潘海峰（东北鞍山人），文学修养远在我之上，但德文不如我。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长期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７０年代初，周总理接见外宾，照片上有他（但不是主要翻译）。
在德国文学方面，他理应有大动作。
读完一年级，高教部选派留德学生。据说德国专家曾推荐过我。但那个年代政治条件第一。也许在第一轮我便被除名。我一直想去德国留学，但只是一个白日梦。
２００３年９月，德国总统访华。他说要加强德中文化交流，使中国留德学生的总数超过中国留美学生的总数。
我羡慕今天的青年一代，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不再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是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处处、年年月月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辛白林）
丁有为同学的命运不是比我更惨吗？
１９５６年９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构造、建立另一个轮子：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开始自学英文。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不久，我自己买到一本（１９４９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译者是艾萨克斯（Ｂ．Ｉｓａａｃｓ）。他把《贵族之家》译成《ＡＮ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ｒｙ》。当年苏联的出版物特别便宜。小说的结尾给我一种人生的根本惆怅感。今天我还背得出来：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ｔｏＬａｖｒｅ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ｉｚａ？”
…… 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ｗ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Ｗｈｏ ｃａｎ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ｃａｎ ｓａ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ｕｃｈ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ｆｅ，ｓｕｃｈ ｆｅｅｌｉｎｇ．．．．
（“后来拉列茨基怎样了？丽莎呢？”
……他们两个人在想什么？他们的感觉呢？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在人的一生中的确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感情……）
我发觉我悟出了英文，如鱼得水，豁然开朗。奇怪的是，初中的时代，我为什么那么怕英文？我发觉我对英文的领悟能力很强，有语感，能进入角色。
我成了屠格涅夫小说迷。我喜欢他的优美文笔和笔下的情调。２００１年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专门去寻找他当年留下的足迹。在一幢老屋前和一座老桥上，我曾久久地徘徊。
尤其是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比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令我着迷，沉醉。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进一步为我开启了艺术王国的大门。作为一种副产品，它出乎我的意料。
我的“茵梦湖情结”和“俄罗斯情结”(3)
直到今天，我仍然崇拜这些高水准的插图。
不久，我开始迷上了英文诗和德文诗。尤其是雪莱的名句，千古绝唱：Ｉｆ Ｗｉｎｔ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ｃａｎ Ｓｐｒｉｎｇｂｅ ｆａｒ ｂｅｈｉｎｄ？（如果冬天来了，那末春天还会远吗？）
６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从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弥补了我的不足，进一步驱赶掉了我的平庸、无知和浅薄。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绘画艺术的第一课。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包括初恋。
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４１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无与伦比的。它们给了我不少的感叹号和惊叹号。
幸好，我是在这些优秀的影片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长大的，那是什么结果呢？我还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是的，苏联电影有力地塑造了我，苏联电影教给我的东西是全面的。对我的成长，这些优秀影片就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营养了我，壮大了我。避开或跳过这些影片来谈我６年的北大生活是个严重残缺。
看这些电影的地点是在北大。这个特殊的地点很重要。如果在南昌，效果会很不相同。恰如同是一块奶油蛋糕，如果你站在杂乱的菜场吃和在巴黎一家很有情调的咖啡屋去品尝，味道会截然不同。
这些影片的“美的构成”（包括背景音乐和插曲）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１０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８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９、第１０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２００１年我第二次造访俄罗斯。我曾打算去寻找一些大导演和功勋演员的墓地。后来放弃了计划。因为他们的影片就是永久性的纪念碑。它们作为我的启蒙老师和生活教科书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墓地才是最好的，风雨岁月无法剥蚀它。
前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在许多地方是个很不人道的秘密警察国家，有过一堆罪恶，但在文学艺术、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建筑和科学技术领域，它创造过辉煌。这是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大一和大二，我只做了一件事：彻底驱散、冲刷掉从少年（中学时期）带来的无知和浑浑噩噩，为迎接“脱胎换骨”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曲》（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合唱团。该团不定期地邀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训练，包括波兰歌曲《左边是桥右边是桥》。
当时北大１０多间钢琴房练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宿舍，特别是浴室，歌声嘹亮，其中也有我的嗓子。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不过说来也奇怪，在１９５７年冬天之前，我还没有接触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埋首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湖畔小路两旁的杨柳和隐隐约约、古色古香风格的街灯；恋人的窃窃私语；学生宿舍熄灯后还在不着边际的神聊和高谈阔论……
所有这一切都在悄悄地为我的“脱胎换骨”作前期准备。（当时我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一所大学最最重要的是她的精神气魄。北大是个大染缸。这我有发言权。
北大的神和气是并举的。它究竟是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８０和９０年代北大校园流行“一塔、湖、图”的一句幽默语。乍一听以为是“一塌糊涂”，其实是指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和图书馆。它们是北大精神气魄的组成部分，但远不全面。比如它没有把圆明园遗址包括进去。文理科的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应是北大神和气的核心部分。
我便是北大神和气的小小产物。所以才叫“母校”，有一层母与子的养育关系。这里既有自身的努力，也有母校冶炼 依我今天的眼光看北大的精神气魄，应包括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大”兼容并包精神。——这才是北大精神气魄的核心所在。
具体来说是北大的激情，清华的严谨，南开的质朴。三者相互渗透，在西南联大时期各得其所，五色交辉，不同声部和谐地协奏，交响。当然，在这里我要说句公道话：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功不可没！因为北大燕园是原燕大的地盘。要尊重历史！
这里的一切，让我咀嚼不尽。于是我才萌念主动留一级，为的是多在这里咀嚼一年，品味出囊括宇宙的宏伟气魄，方可毕业。这是后话。
现在可以说出的绝密(1)
在课堂上，讲台下的学生偷偷爱慕讲台上的老师也是人生一道绮丽的风景。没有这类风景，人生不是更枯燥、更单调吗？但只能是珍藏在心底里的爱，不能浮出水面。
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高名凯先生的风采和讲课时的潇洒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是的，一切的一切，既遥远又清晰。
毕业后，法语专业一位女同学才告诉我当年的秘密：有些女生挺喜欢高先生的。只要有他的课，便提早走进阶梯大教室，坐在前排，挑个好视角，为的是把先生的风采“一网打尽”，大饱眼福。
高先生约莫四十七八，福建人，法国留学，一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波兰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普通语言学概论》，曾翻译法国小说多部，但先生的译文我却不敢恭维。读他的译文，好像是吃夹生饭，且有沙子。
讲课时，他的习惯动作是用沾满了粉笔灰的右手去捏去揉那顶黑色便帽。
先生一会儿在黑板上写英文，法文，擦掉后又举德文和意大利文的例子。正是这种左右逢源，两手开弓，吸引了不少女生。男人手中握有权力、金钱和知识都能吸引女人。只要其中一项。三项兼而有之的男人是鲜有的。
高先生是为５５级西语系英、德、法专业和俄语系的新生上大课。学生偷偷爱慕老师，并不新鲜。中学生也会有这种事。何况大学？
说实话，我不喜欢“普通语言学”这门课！讲了两个学期，倒了我的胃口，使我十分厌恶语言学！从课堂上，我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高先生的课还误导了我。
高先生一个劲地讲元音、辅音，比如下颚自然低垂，舌平放；或者气流由鼻腔呼出，摇动声带……等等，你说枯燥不？厌烦不？腻味不？至少我受不了！
我需要听到类似这样一些有震撼灵魂功能的命题：
１． 今天地球上可能有五千多种语言。
２． 人类的理想是最好把五千多种语言都保存下来。但很多语言注定要消失。少数民族语言正在同少数民族的文化一道消失。估计一百年内，地球上的人类只会剩下大约五百种语言。
３． 人类第一种语言大约诞生在十五万年前的东非。
４． 人类同其他动物显著地区别了开来，那首先就是人类的语言。
５． 语言变化的方式同生物进化的方式是很接近的。
６． 为什么有那么多方言？发音是那么不同！浙江省的丽水、永嘉和金华的方言也很不相同。有时河的东岸和西岸的乡民就说着两种不尽相同的方言。——这是怎么演变、形成的？
７． 语言问题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
８． 语言哲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
９． 语言是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语言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汇，它潜在地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意识之中，作为人们相互了解的工具。它是社会的产物，不属于语言共同体中的任何具体、个别的成员。
１０． 语言是我们一出生就被强迫接受的东西。个人不能随意改变传统的语言，也不能随意去创造新的语言。我们所说出的词语的意义不是由我们随心所欲任意选择、自由改变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一种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理解的语言，而会出现无数个人的私有语言。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就不可能进行交谈和相互理解。
１１． 人类最大、最珍贵的财富是土地和语言。
１２． 思维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否则思想、观念便不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脱离语言的思维是不可能存在的。
１３． 语言的功用不仅是表达思想，它还使一些没有语言就不能存在的思想成为可能。没有语言的巩固，思维就无法定型。思想是借助语言才得以实现，成为可能的。没有不依赖于语言的思维。
１４． 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只是因为它进入到了人类语言之中的缘故。
１５． 语言不仅使得我们能够谈论过去和未来的世界，而且还能使我们谈论鬼神的世界。——多奇妙的语言啊！
１６． 语言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人的存在本身。
１７． 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
１８． 语言造就了我们自己。人是一个说话的存在。语言是我们的元素，正如水是鱼的元素。
１９． 我们可以从一种语言追溯出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性格。
世界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英国人）说过：德语非常适合表达哲学思维和某些抽象思维。
在德语和说德语的日耳曼民族性格之间有什么内在关系吗？
２０． 语言的语法有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前者对应语言的表层结构，后者对应语言的深层结构。
各种民族语言有各自不同的表层结构，但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翻译”才成为可能。
所谓翻译，其实质是，先把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共同的深层结构，然后再从共同的深层结构转换成另一种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
各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各各殊异，但深层结构都是同一个。因为我们面对同一个“存在”，都处在同一个太阳底下；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
现在可以说出的绝密(2) “太阳落山了。开始刮起了北风。有群乌鸦掠过树林。”这是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也是决定各民族语言具有共同深层构造的惟一理由。但表层结构（或表层语法）则可以各各殊异。
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蒙古语、波斯语、希伯莱语……描述上面景物句子的表层结构或语法是不尽相同的。
以上２０个命题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研究的对象或内容。
高名凯教授仅仅是一位有成就的语言学家，而不是语言哲学家。在大学一年级的课堂，高先生不可能提出上述２０个语言哲学命题。但即使是提出了，当时我的平庸、蒙昧和浑浑噩噩能起反应，能与之发生共鸣吗？估计是耳边风。
估计高先生也提不出，当时的我也听不懂，不会感兴趣。如果把这２０个命题放到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课堂上来讲，很有可能会激起我对“语言哲学”的强烈兴趣，从此我会步入“语言哲学”的王国。
高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这门课没有任何哲学色彩，没有什么哲学智慧的闪光，反而使我一看到“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名称心就烦，生厌。它成了枯燥的代名词，以致于我后来对任何语法都讨厌。
可见，一门学科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或入门对一个初学者是多么重要！让我打个比方：
有人不吃羊肉。原因是他小时候第一次吃羊肉的时候，肉没有洗净，羊肠里还有少许羊粪，加上又没有放必要的佐料，结果他吐了，他受不了羊肉的怪味，倒了胃口。从此他远离羊肉。
其实从名厨手中烧出来的红烧羊肉、羊肉面、葱爆羊肉和羊肉炖萝卜汤味道特别鲜美。完全是另一个天地。
我对“语言哲学”恍然大悟，感受到它的哲学智慧之光，还是１９７８年我进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的事。离高名凯先生的课已是２２年；离我走出北大校门是１７年。
突然发觉我错怪了“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这是一个大金矿。
２０世纪西方许多大思想家都思索过语言的本质。维特根斯坦便提出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瑞士杰出语言思想家索绪尔（Ｆ．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１９５９年，法文版）便涉及到语言哲学的层面。
维特根斯坦、罗素、萨特、海德格尔、卡西勒（Ｅ．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杜威和乔姆斯基……都探讨过思维和语言的本质。非常精彩，深刻。
我与语言哲学是失之交臂。幸好，我赶上了末班车。
迟到的省悟比无知和偏见要好上十倍，一百倍。
我这个人，什么都是晚熟，总是慢一拍。处处慢一拍，在许多领域，我都是在赶末班车。慢一拍是迟钝吗？我迟钝吗？我自认为我还敏感，但就是慢一拍。老是在赶路，补课。
在这个世界，我们自以为最熟悉、司空见惯的事物，恰恰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比如光线。人对光是多么熟悉啊！一睁开眼便见光。死才瞑目。但光是什么？光的本质是什么？里面的学问大得不得了。晚年的爱因斯坦发出感叹：“整整５０年的自觉思考没有使我更接近于解答‘光量子是什么’这个问题。”
语言呢？
我们（人人）多么熟悉语言，就像我们熟悉光一样。但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吗？
思考语言本质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叫：语言哲学。它涉及到人脑的秘密，左脑半球和右脑半球的分工及其协作。它涉及计算机科学。
自然语言指汉语、英语、德语、日语……哦，让机器理解语言！今天，自然语言处理已属于高技术学科。程序设计语言是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计算机语言分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包括ＢＡＳＩＣ语言、ＰＡＳＣＡＬ语言、Ｃ语言、ＪＡＶＡ语言等）。ＰＡＳＣＡＬ语言是一种简单易学、结构非常好的语言。不能要求１９５６年高名凯先生在课堂上讲到这些。当时语言哲学和计算机语言也在起步阶段，远不成熟。
你能想像没有计算机语言，也照样会有电脑吗？
６年北大，我对语言哲学一无所知。高名凯先生的课彻底倒了我的胃口，使我产生了错觉或误解。如果他的课具有哲学色彩，能启蒙我，那才是真正的潇洒，内在的高级风流，我也要提早进大教室，在前排挑个好位置，必定会引起女生的百思不解：“赵鑫珊凑什么热闹？”
各有各的秘密。同在一个太阳底下，各取所需。
最近１０年，我开始从基因和遗传分子生物学的层面去走近语言哲学。比如有种基因一旦发生变异，人便不能按正确的语法造句，组织句子，也无法理解复杂的语言。而不懂语言的人是无法拥有世界的！人的语言范围有多大，他的世界便有多大。犯罪分子的语言是邪恶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才邪恶。
“我选择，故我在”
北大６年，洗衣服也成了我的一道风景线。我是被迫。
读北大之前，我在家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一年级，新生的住所不定，打了一两个月的游击，后来才搬进新盖好的２８号楼，６个人一间。每层有两间大的洗脸、洗衣间。
我开始自己动手洗衣服。我最怕洗外套。衬衣也怕。凡是费时费力的大件，我就怕，主
要是不耐烦，不愿花时间在这上面。——这是我的准则。
我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若用我母亲的标准或尺度去衡量，只洗净了百分之五十。内衣则达到７０％。若是我母亲知道洗衣服的真相，她准会心疼儿子。
五六件衣服堆在一块洗，更不耐烦。干脆，浸泡在脸盆里，赶快从洗衣间逃出来，不是进图书馆，就是去朗润园听音乐，或到钢琴房去弹琴，或进体育馆。
有时周末要洗澡，发现没有内衣替换，只好走进洗衣房。我发现因衣服浸泡过久（约一星期），脸盆里的水有臭味，表面上有层发绿的颜色。至今我还能记起这种特殊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不好。我只是把内衣内裤马马虎虎洗出来，其它的大件换上两次新鲜水，照样放在那里继续浸泡。真是委曲了它们！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要赶路，把因平庸和晚熟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在６年的大学生活中，这是我的最高准则。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一个个坚决的行动贯彻我的准则。
我从来没有惋惜我的衣服。我是没有法子才去损伤衣服。我知道，它们因长时间浸泡（有时长达一个月），寿命估计会缩短三分之二，我也在所不惜。我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回冬天，我发现我床上的床单已有多日不见。我想起是上个礼拜天洗了，晒在底下燕南园围墙后面和２８号楼之间的空地上。我下去找。正下着雪。空荡荡的。压根就没有见到一件衣服。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星期前，我把床单就晒在铁丝上。会有人偷？一件破床单，值得人去偷？
突然，我看见紧靠燕南园围墙外的墙根露出一角像衣服的东西。走近一看，正是我的床单，被雪和沙土盖住了百分之九十的面积。
估计是前几天刮风沙，然后又是下大雪共同造成的结果。
４０年后，即１９９９年，我一个人偷偷地返回了北大，还特意在我当年晒衣服、风雪把我的床单深深掩埋的地方足足站了５分钟。我好像来到了一座坟场。这里有我的青年时代。我在凭吊。我想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场。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逝去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老人有双神秘的手：左手创造一切，右手又毁灭一切。他不慌不忙，同时进行。上帝就是时间加上空间。这是我给上帝下的定义。我既喜欢又憎恨上帝。因为它不让逝去的东西重现。但毕竟他又向人类妥协了一步：把记忆赠给了人，只允许人在自己的记忆中同往事相聚，相逢。长期记忆是人的专利吗？
老虎、狮子、大象、蛇、龟、牛、马……也有能力回忆它们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吗？
站在２８号楼前当年的晒衣场地，我自然想起我的衣服和床单。当年我没有善待它们，没有做到“物尽其用”，糟蹋了它们，我内疚吗？要忏悔吗？
不必小题大作。但也正是我母亲说我读书读傻了的有力证据。幸好她不知道。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选择。永远选择最重要、最珍贵的，只好放弃不很重要、日后可以补回的东西。
我不是布里丹的驴。
布里丹（Ｊ．Ｂｕｒｉｄａｎ， １３５０年在世）是位哲学家。他假定有一头驴站在两堆同样大、同样鲜美、同样距离的干草之间，它不能决定该先吃哪堆干草，结果活活饿死在两堆干草之间。
半个世纪来，我一直在用我的价值观、判断和意志作出一长串大小选择。我便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
我在北大６年，只懂得两个汉字：“选择”，包括选择留级。我的选择营造了我。“我选择，故我在。”直到今天，我还在选择。比如一个月同时有三个地方邀请我参加学术讨论会。我只能选择一个。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是没有选择权利的，这就是死亡。将来我必有一死。我不能叫别人替我去死。我一定要亲自去死。
寻找“记恒女性”(1)
一座大学，不管是北大、清华、复旦，还是哈佛、剑桥或牛津，如果没有几朵美丽的校花，没有几个亮丽的女生，那么，校园生活便会出现无形的、叫男生说不出口的沉闷，并伴有干巴、枯燥、没有生气。——这是人性决定了的。这是造物主制定的一条性（Ｓｅｘ）心理法则。
大学之所以是个充满灵性的和朝气的场所，名教授、一流学术讲演和交流、图书馆、校
园建筑、丰富的文体活动和校风固然重要，但欠缺校花，缺少几个楚楚动人的女生，男生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便会暗淡无光，失望；人也会乏力，无精打彩，提不起精神。
这样的校园毕竟有点残缺。因为男生缺少心理上的鼓舞。
世界足球赛场上如果球员们知道观众席上坐着一群性感女人，他们的勇猛和雄风便会倍增。——这是男脑和体内男性荷尔蒙决定了的。
归根到底这是上帝的设计和安排。有什么法子呢？
人能同上帝对着干？
人能违背自然法则？
一般来说，漂亮少女多半在文科，不在理科。在我那个时代，据说北京亮丽的、叫男同学看了动心的女生都跑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去了。这我相信。国庆节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夜的亮相便证实了这点。
你能期望一群群绝代佳人集中在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和石油学院？当然个别例外总是有的。
造物主对热爱数理化的少女十分苛刻。
数理化的严谨逻辑美同女子外表美好像是不相容的。前者是后者的克星。“有你就没有我，或者有我就没有你！”拥有精密科学的审美，就没有少女外表美的席位。
上帝对女人说：“选择吧，是要居里夫人和吴剑雄博士的头脑，还是要索菲娅·罗兰或费斐丽的外表？两者必居其一。选择吧！”
不过据说居里夫人的外貌是秀美的。可见上帝也允许有例外。
女子的美一般有两种：漂亮，高贵。
高贵是大圆圈，漂亮是个小圆圈。大包容小。高贵一定漂亮，但漂亮不一定高贵。高贵的层次高于漂亮。高贵的极致即永恒女性。许多年，苏联电影一些女演员（如《攻克柏林》的女主角柯瓦廖娃）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区别、判断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
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既来自他的先天或本能，也来自他所接受的陶冶、熏陶和教育。据我的观察，５０年代北大文科女同学漂亮的多些。每年国庆游行队伍要挑出１２０名由女生组成的仪仗队方阵。要求穿花裙子，手拿鲜花通过天安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文科，中文系和西语系的比例尤其大。我看也是。我也这样挑选。
我对异性的审美同我挣脱平庸是紧密联系的。我离平庸越远，对女人的审美就越符合美学：黄金分割、尺度、比例、均衡、韵味、风韵、和谐。我越是懂得去审美女性，我就越脱离平庸，走向成熟。我欣赏、评价女人的过程同我走近“世界哲学”是平行的。审美女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年级，我开始读歌德的《浮士德》。作者用这样两句作为全书的结语：
Ｄａｓ Ｅｗｉｇ－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
Ｚｉｅｈｔ ｕｎｓ ｈｉｎａｎ．
我的译文是：
永恒女性
引导我们上进。
那么，什么是“永恒女性”？就这个问题，我曾求教过几位德国专家：伊夫兰特先生、马纳特夫人、赵太太、洛赫夫人和蔡司贝格先生（奥地利人）。我总结他们一致的地方：美丽和善良是“永恒女性”的核心。
我赞同。
大诗人歌德对女人是有发言权的。爱情滋养过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他在这方面的经历或阅历很丰富。对于我，“永恒女性”并不仅仅是个书本和理论问题，也是个观察和实践问题。
随着我的不断成熟，我对“永恒女性”也有了较全面、准确的把握。１９８９年，我专门写过文章“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算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总结。从１９５９年我在北大上学思考这个问题到１９８９年发表文章，中间断断续续经过了３０个春秋寒暑，这已是我大半辈子。可见我对女人的看法也起源于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有两种女人对男人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性感女人和高贵女人。（高贵女人的最高表现便是歌德心目中的“永恒女性”）
性感女人（比如梦露）纯粹是肉弹，她以撩拨男性荷尔蒙或野性十足的汉子为对象。她身上有一种邪恶的艳丽，叫好人变成坏人，去贪污，去叛变，去出卖，去堕落或贩毒。
许多（当然不是全部）男人抵挡不住这种女人的诱惑，就像树上的苹果抵抗不住地心吸引力，总有一天会落向地面。
高贵女人既美丽，同时又温柔，善良，有德行。
仅有德行、善良和温柔，仅有女人的优秀品质，但外表很丑，也不能算高贵。
简单地说，高贵女人是外在美加上内心美。气质、风度和教养是构成高贵女人的决定性因素。高贵女人的存在是男人的福。她身上有种光，可以照射男人，使他改邪归正：吸毒者去戒毒；赌徒决心金盆洗手不干；弱小者变得强大；胆小者变得勇敢；双膝跪地的人会霍地一下子站起来，堂堂正正地活在世上。——这就是“引导我们上进”的功能。
寻找“记恒女性”(2)
现实生活中有这种高贵女人，但很少见，多半是诗人的理想。这就好比你有一天在某个山区漫游，突然用脚踢到一颗重３００克拉的金刚钻或一块重５００克的纯金块。
在有些漂亮女人身上也有那么百分之十高贵元素或永恒女性的成分，这就很难得了。现实生活中的漂亮女人绝大多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性感和永恒。
有的靠近这头，另一些又接近那一头。
５０年代北大校园的女生至少有一千，包括留学生。能使男生眼睛一亮的漂亮女生估计在几十名左右。——这个比例同数理统计的正态分布律（又叫高斯分布律）有关。
在德国留学生布莉吉特身上便有不少“永恒女性”的元素。——这是我今天回顾往事的审美判断。当年我并不懂得其中审美原理。温柔是她最突出的素质。她说起话来总是那么轻声柔气。她的眼睛像波斯猫的一对眼睛。有亮光，但光线是柔和的，使男人心平气和，能冲刷掉内心的骚乱和浮躁，使男人的灵魂趋于安宁。我毕业那年，布莉吉特早已离开了北大。她在北大学了两年基础汉语，便到北京外贸学院去学专业了。１９５７年反右后，中国学生同留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我毕业前，常经过布莉吉特当年住过的宿舍。她住在二楼，窗子和墙壁依旧爬满了植物的藤蔓和绿叶，那是燕园常见的落叶藤植物，叫爬山虎。夕阳照着，只是人去楼空。我想起两句宋词：“梅花落尽桃花小，春事余多少。”
在我的想像中，布莉吉特是现实世界的“永恒女性”，她能拔高我，鼓舞我，由小男人变成大男人。——这是我的感觉，尽管我同她相处的日子不多，加起来不会超过十次。
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顾德华同学也是一位优秀女子。我一年级，她要毕业。在校园内，我只见过她不多的几次。有几回是在网球场上。她身着白色运动服，短裤。腿这个部件很有曲线美。她的身高约１米６８或１米７０，什么都合比例，处处是黄金分割，脸型和五官布局同样和谐。在她身上有一种风韵，一种气质。也就是我所崇拜的有几分高贵或永恒的东西。
我只敢远远地站在树底下偷偷地加以欣赏，赞美，感叹。
１９５６年国庆游行，北大队伍通过天安门，突然我在前方记者席看到顾德华（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站在摄影梯子上，胸前挂了三台相机，身着运动衫，透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潇洒和风度。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师姐、校友了。估计她比我大四五岁。我从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是我胆小的缘故。我只有暗中羡慕的勇气。也是一种享受或鼓舞。
１９７９年，是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二年。有一回在王府井我看见她。我有上去认这位校友的冲动，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一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在３路无轨电车上又碰上了她，这回终于鼓足勇气，上去当面对她说（我知道，如果这次不说，我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你是北大的吧？我也是。我是５５级西语系。在学校，你长得很优秀，给了我难忘印象。所以我今天才鼓起勇气，把藏在心里２０多年的话当着你的面大胆说出来，你不在意吧？你喜欢打网球吧？我看过你打球。”
她友好地笑了笑，说她叫顾德华，工作单位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她把它写在我的本子上。
这就是故事的结束，幕落，之后的一切，只珍藏、贮存在我的长期记忆中。
优秀的女人也像天才，是造物主一次性给定的。非常难得。一代人才出两三个。造物主造一般女子只用了３分钟，造优秀女子则花了３０分钟，打造“永恒女性”恐怕要花去６０分钟。有区别才成其为世界。
数学力学系５５级的丁爱莉同学（福建人）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女子，称得上是出类拔萃。
原先我并不知道丁爱莉，是姚伟玉提醒我的。姚是我中学同学。他考取北大数学力学系，我考取西语系。每个学期我至少要同他在一起相聚三四回。有时会谈起丁爱莉。姚说，他同丁谈过几句话，兴奋得不得了。姚说他不敢正面接近丁。她身上有种神性。
是的，神性。——这正是“永恒女性”身上的最高品质或素质。如果同这种女子握手，男人会出现颤栗现象。后来我才慢慢理解这种心理反应。当今的年青一代还会有这种颤栗反应吗？这才是恋爱的极致。
姚伟玉是数力系的排球队员，丁爱莉是校摩托队的成员，都是体育运动健将，有结识的机会，何况又是同一个系。但姚始终没有胆量去追求丁。听说当年数力系试图向丁求爱的人不在少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窈窕淑女”，指美貌又有德行的女子。——这是上帝的杰作，恰如李白、莫扎特和歌德这些天才是上帝的杰作。“窈窕淑女”大概就是歌德所界定的“永恒女性”吧。上帝派这种女子来到人间是为了拔高男人，使小男人变成大男人。
我就被丁同学拔高过，尽管我只是从远处见到过她。身高约１米６８，人高马大，属于运动体型，很健美，这在福建人当中是罕见的。听姚说，她父亲是军医，可见她的气质、教养和风度同她的出身有关。
寻找“记恒女性”(3)
大一、大二我经常在东操场（隔壁就是圆明园的地盘）跑８００米，那里也是北大摩托车队训练场地。所以我有机会见到丁同学。
她的脸型长得很甜美，如同天使。看样子性格温静，但她的业余爱好——摩托越野运动又很野性。这一反差和对比集于一身，更使她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在５０年代的北大校园无疑是一道很独特、很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我就有这种看法。
关于优秀女子对男人的鼓舞，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比如你从哈尔滨坐火车（硬席）去北京。如果你所在的车厢里中途上来一位优秀女子，你会突然觉得整个车厢都是光亮的，生机勃勃，不再沉闷、无聊、枯燥。尽管你不可能同她说上一句话，但你在整个旅途上也会受到鼓舞和光照。有时，你会故意去洗手间，从她的位置身边走过，为的是偷偷看她几眼。——上帝就是这样造男人的。有什么法子呢？天性。什么是天性呢？
大二我读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１３１３－１３２５）的《十日谈》，其中有一个故事：一位父亲把儿子从小带至深山修道院去隐修，为的是杜绝人欲横流的尘世生活对他的诱惑。儿子１８岁，随父下山到了繁华的工商业和艺术之都佛罗伦萨，迎面碰上一群健康、美貌的少女。小伙子生平第一次见到少女自然很激动。他问父亲这是什么东西，父亲要他赶快低下头，说这是些名叫“绿鹅”的“祸水”。岂料一路上对任何事物一味索然寡味的儿子偏偏爱上了“绿鹅”，恳求父亲让他带一只回去喂养。老爸这才恍然大悟，说：“自然的力量比人的教诫要强大得多！”
读到这句至理名言，我的内心受到了一次震撼，我用无声的语言发出了一个惊叹号：哦！
北大６年，我从许多领域（文科和理科）读到过各种各样的格言。格言多半是智慧结晶。智慧高于知识。格言用哲学智慧营养了我，使我猛醒，在我背后猛击一掌，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的大道。
西语系的彭浩和屠丽也是我眼中的优秀女子。
我刚进北大，她们是毕业班。两人是好友，常结伴而行，都长得人高马大。记得彭浩皮肤白嫩，大家闺秀的气质，给了我深刻印象。屠丽的骨子里则有种野性，不久嫁给德文专业助教泰国华侨潘复生。他是艳福不浅。根据我的观察，潘先生不见得能驾驭屠丽，屠会崇拜潘？屠很浪漫，潘则欠缺艺术气质。——这只是我当年的判断。估计现在他们的年龄已是古稀之年了。唉，到处都碰到“人生苦短”这个铁面无私的大敌。人生苦短，甜更短。
法文专业和我同级的蔡文娟同学（上海人）也是一位优秀女子：丰满、温柔、厚道。比我大两岁。所以我不敢追她，尽管我有点喜欢她。
上马列主义课、上高名凯的语言学和体育课，我们专业同法、英专业同学总在一起。有几次，我和蔡在钢琴房相遇。我替她翻谱子，但我从不敢吐露我对她的好感。如今她已移民加拿大。前两年她找过我。我请她喝咖啡。
我们都已到了坦率披露当年绝密的时候。
“当时你为什么不来追我？”蔡说。
“我不敢。”
这就是当年的我，始终不开窍，在男女关系方面更是晚熟，弄懂的时间很长。
大学６年，我从没有拥抱过、亲吻过一个女生。５０年代的大学生像我这种傻冒的恐怕是多数。我年龄小是一个原因。１９５６年国庆游行前，班上女同学还没有来集合。班长对我说：
“小鬼，去看看女同胞为什么还不来，催她们一下！”
我奉命去２６号楼女生宿舍。我敲门：
“谁呀？”传出李舒心的声音。
“赵鑫珊。”我在门外回答。
“呀，我的衣服还没有穿好！”汪佩君的声音。
“是小鬼，没有关系，让他进来。”张晓珲边说边把门打开。
我走进去，只见一屋子女同胞还在打扮，有人上身胸罩还露了出来。
这就是女同学眼中的我。一般来说，她们比我大１到５岁，而后来我才知道女性心理学一条普遍原理：不会爱上比自己小、比自己幼稚的男子。
５０年代北大并不禁止学生谈恋爱，只要不太越轨。
后来我才知道，法文专业有个男生同好几个女生发生过性关系，其中一个怀了孕。野合地点就在未名湖畔林中草地上。结果被开除学籍。
北大校园是恋爱的好地方。晚上，情侣在树下丰草丛中接吻，天上有繁星闪烁，四周有蛙声一片，这里是燕园为少男少女提供的天堂。
很遗憾，６年来，我同这样的天堂失之交臂。
当我在北大拥有这天堂空间的时候，我身边又没有恋人；等我后来有了恋人，我又失去了燕园未名湖畔树下丰草丛中的天堂。——这是我青年时代的悲哀。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永恒女性”，我只好跑到书本中去寻找。
在《茵梦湖》的主人公伊丽莎白身上便有不少“永恒女性”的成分或元素。许多年，她一直在“引导我上进”。
莎士比亚《奥赛罗》女主人公德丝台蒙娜（Ｄｅｓｄｅｍｏｎａ）则是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典型。北大６年，这个悲剧我总共读了两遍。最后我决定卖掉一条毛料裤，跑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把《莎士比亚全集》（英文版）买来。
寻找“记恒女性”(4)
其实我主要是买《奥赛罗》这一个剧本。该剧本最为闪光的形象便是德丝台蒙娜。如果有人问我：“怎样的女人才是歌德心目中的永恒女性？”
我便会明确地回答：“去读读莎翁的《奥赛罗》吧！”
北大６年，暗中引导我上进的，的确有德丝台蒙娜的身影。拔高我的是来自许多领域的
力。德丝台蒙娜是合力中的一个分力。
１９５９年暑假，东操场放了苏联电影《奥赛罗》，女主角的气质和风韵给了我难忘的印象。据说，导演物色扮演德丝台蒙娜这个角色的演员花了很多时间，最后选中了列宁格勒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
我佩服导演的眼力。电影散场，已是１０点。为了消化这部优秀影片，我独自一人跑到圆明园的荒野去感叹。由此可见我和圆明园不同寻常的一层关系。
１９５８年夏天我开始读哈代的《苔丝》。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苔丝成了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典型。不过她和德丝台蒙娜属于不同类型，尽管两人的名字都有一个“丝”字，一个出身贵族，另一个是乡村姑娘，文化程度不高，但两人的实质和核心有相通处：美貌和善良。这两种类型都能引导我上进，直到今天。
看来，“永恒女性”有不同类型，恰如玫瑰有不同品种。
也是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又读了美国霍桑的《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又有一个“丝”字）则是“永恒女性”的另一种类型，同样深深震撼过我的内心世界，鼓舞我上进。
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阅读天地中不久又冒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类型，我理应把她们归结为“永恒女性”。该类型包括三个文学形象：冯梦龙（１５２４－１６４６）笔下的名妓花魁娘子和杜十娘。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
三人都是名妓，但都是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这是奇怪的。因为她们同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一样，都能拔高我，引导我上进，而不是堕落。
我读的《茶花女》是英译本，也是从旧书店淘便宜货掏来的，可见我在北大６年同东安市场的密切关系。过去我买书的劲头特别大，的的确确是卖掉裤子也要买书。今天我把买书的热情转化成了写书的热情。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发生在１９８３年，即走出北大校门的第２２年。
所有在北大犁沟中撒下去的种子要等待２２年后才陆陆续续破土，发芽，成长为一株株树。这已是我一生。
我忘不了《茶花女》的英译本。英文是那样简洁，却能包含那么丰富、那么深刻的人类感情！我再一次笑我上初中的时候居然会把英文看成是我的死敌，而在北大，英文却成了我的至爱亲朋，为我打开了整个世界！（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北大６年，我大约读了二三十本英文小说，这是我自学的成绩。我品尝到了英文语言的美。
我忘不了茶花女玛格丽特在巴黎的冬天１２月１５日给阿芒写的信，开头一段是：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病了三四天了。今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天气阴沉，我的心情忧郁；没有人在我身边。我想着你，阿芒。而你，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听说，远离巴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你已经忘了玛格丽特吧。不管怎样，愿你幸福，正是多亏你，我才在一生中有了惟一的欢乐时刻。
中译文尽管也不错，但它震撼我内心的强度只有６级，而英文的强度则高达８级。这多亏了我的英文语感：
Ｔｏｄ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ｌｌ ｔｈｒｅｅ ｏｆｆｏｕｒ ｄａｙ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Ｉ ｓｔａｙｅｄ ｉｎ ｂ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ｓ ｄａｒｋ， Ｉ ａｍ ｓａ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ｎｏ ｏｎｅ ｂｙ ｍｅ． Ｉ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ｙｏｕ， Ａｒ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ｙｏｕ，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ｗｈｉｌｅ Ｉ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ｓｅｌｉｎｅ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 ｆａｒ， ｔｈｅｙ ｔｅｌｌ 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Ｍａｒｇｕｅｒｉｔｅ． Ｗｅｌｌ， ｂｅ ｈａｐｐｙ； Ｉ ｏｗｅ ｙｏｕ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ｈａｐｐｙ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ｍｙ ｌｉｆｅ．
读到它，我的双眼有泪水在闪烁。
茶花女玛格丽特成了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１９９３年当我路过巴黎一幢１９世纪中叶的房屋时，我停住了脚步，看看二楼的窗口，觉得茶花女在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
这是奇怪的，巴黎一代名妓，小仲马笔下的一个文学形象会鼓舞我上进。
其实，这并不奇怪。真正的理想爱情都是梦中梦。现实需要梦来补充。
恋爱的本质其实是男女合作，共同营造一种梦样的氛围。所以恋爱的最佳场所是在月朦胧、鸟朦胧的大树底下。
恋爱的极致是诗。单方面不能写诗。需要男女双方合作。有“永恒女性”，那么，有“永恒男性”吗？我只能提出问题。回答不应是我，而是女性。
也是法文专业的蔡文娟在２０００年的一个晚上坐在咖啡屋同我一起回顾往事，说在她们女生宿舍，议论男同学是主要话题之一，尤其是在晚上刚熄灯之后。
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蒙古语、波斯语、希伯莱语……描述上面景物句子的表层结构或语法是不尽相同的。
以上２０个命题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研究的对象或内容。
高名凯教授仅仅是一位有成就的语言学家，而不是语言哲学家。在大学一年级的课堂，高先生不可能提出上述２０个语言哲学命题。但即使是提出了，当时我的平庸、蒙昧和浑浑噩噩能起反应，能与之发生共鸣吗？估计是耳边风。
估计高先生也提不出，当时的我也听不懂，不会感兴趣。如果把这２０个命题放到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的课堂上来讲，很有可能会激起我对“语言哲学”的强烈兴趣，从此我会步入“语言哲学”的王国。
高先生的“普通语言学”这门课没有任何哲学色彩，没有什么哲学智慧的闪光，反而使我一看到“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名称心就烦，生厌。它成了枯燥的代名词，以致于我后来对任何语法都讨厌。
可见，一门学科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或入门对一个初学者是多么重要！让我打个比方：
有人不吃羊肉。原因是他小时候第一次吃羊肉的时候，肉没有洗净，羊肠里还有少许羊粪，加上又没有放必要的佐料，结果他吐了，他受不了羊肉的怪味，倒了胃口。从此他远离羊肉。
其实从名厨手中烧出来的红烧羊肉、羊肉面、葱爆羊肉和羊肉炖萝卜汤味道特别鲜美。完全是另一个天地。
我对“语言哲学”恍然大悟，感受到它的哲学智慧之光，还是１９７８年我进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的事。离高名凯先生的课已是２２年；离我走出北大校门是１７年。
突然发觉我错怪了“普通语言学”这门学科！其实这里面有许多金银财宝。这是一个大金矿。
２０世纪西方许多大思想家都思索过语言的本质。维特根斯坦便提出了“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瑞士杰出语言思想家索绪尔（Ｆ．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１９５９年，法文版）便涉及到语言哲学的层面。
维特根斯坦、罗素、萨特、海德格尔、卡西勒（Ｅ．Ｃａｓｓｉｒｅｒ）、杜威和乔姆斯基……都探讨过思维和语言的本质。非常精彩，深刻。
我与语言哲学是失之交臂。幸好，我赶上了末班车。
迟到的省悟比无知和偏见要好上十倍，一百倍。
我这个人，什么都是晚熟，总是慢一拍。处处慢一拍，在许多领域，我都是在赶末班车。慢一拍是迟钝吗？我迟钝吗？我自认为我还敏感，但就是慢一拍。老是在赶路，补课。
在这个世界，我们自以为最熟悉、司空见惯的事物，恰恰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比如光线。人对光是多么熟悉啊！一睁开眼便见光。死才瞑目。但光是什么？光的本质是什么？里面的学问大得不得了。晚年的爱因斯坦发出感叹：“整整５０年的自觉思考没有使我更接近于解答‘光量子是什么’这个问题。”
语言呢？
我们（人人）多么熟悉语言，就像我们熟悉光一样。但我们知道语言的本质吗？
思考语言本质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叫：语言哲学。它涉及到人脑的秘密，左脑半球和右脑半球的分工及其协作。它涉及计算机科学。
自然语言指汉语、英语、德语、日语……哦，让机器理解语言！今天，自然语言处理已属于高技术学科。程序设计语言是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计算机语言分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包括ＢＡＳＩＣ语言、ＰＡＳＣＡＬ语言、Ｃ语言、ＪＡＶＡ语言等）。ＰＡＳＣＡＬ语言是一种简单易学、结构非常好的语言。不能要求１９５６年高名凯先生在课堂上讲到这些。当时语言哲学和计算机语言也在起步阶段，远不成熟。
你能想像没有计算机语言，也照样会有电脑吗？
６年北大，我对语言哲学一无所知。高名凯先生的课彻底倒了我的胃口，使我产生了错觉或误解。如果他的课具有哲学色彩，能启蒙我，那才是真正的潇洒，内在的高级风流，我也要提早进大教室，在前排挑个好位置，必定会引起女生的百思不解：“赵鑫珊凑什么热闹？”
各有各的秘密。同在一个太阳底下，各取所需。
最近１０年，我开始从基因和遗传分子生物学的层面去走近语言哲学。比如有种基因一旦发生变异，人便不能按正确的语法造句，组织句子，也无法理解复杂的语言。而不懂语言的人是无法拥有世界的！人的语言范围有多大，他的世界便有多大。犯罪分子的语言是邪恶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才邪恶。
“我选择，故我在”
北大６年，洗衣服也成了我的一道风景线。我是被迫。
读北大之前，我在家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一年级，新生的住所不定，打了一两个月的游击，后来才搬进新盖好的２８号楼，６个人一间。每层有两间大的洗脸、洗衣间。
我开始自己动手洗衣服。我最怕洗外套。衬衣也怕。凡是费时费力的大件，我就怕，主
要是不耐烦，不愿花时间在这上面。——这是我的准则。
我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若用我母亲的标准或尺度去衡量，只洗净了百分之五十。内衣则达到７０％。若是我母亲知道洗衣服的真相，她准会心疼儿子。
五六件衣服堆在一块洗，更不耐烦。干脆，浸泡在脸盆里，赶快从洗衣间逃出来，不是进图书馆，就是去朗润园听音乐，或到钢琴房去弹琴，或进体育馆。
有时周末要洗澡，发现没有内衣替换，只好走进洗衣房。我发现因衣服浸泡过久（约一星期），脸盆里的水有臭味，表面上有层发绿的颜色。至今我还能记起这种特殊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不好。我只是把内衣内裤马马虎虎洗出来，其它的大件换上两次新鲜水，照样放在那里继续浸泡。真是委曲了它们！但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要赶路，把因平庸和晚熟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在６年的大学生活中，这是我的最高准则。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一个个坚决的行动贯彻我的准则。
我从来没有惋惜我的衣服。我是没有法子才去损伤衣服。我知道，它们因长时间浸泡（有时长达一个月），寿命估计会缩短三分之二，我也在所不惜。我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回冬天，我发现我床上的床单已有多日不见。我想起是上个礼拜天洗了，晒在底下燕南园围墙后面和２８号楼之间的空地上。我下去找。正下着雪。空荡荡的。压根就没有见到一件衣服。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星期前，我把床单就晒在铁丝上。会有人偷？一件破床单，值得人去偷？
突然，我看见紧靠燕南园围墙外的墙根露出一角像衣服的东西。走近一看，正是我的床单，被雪和沙土盖住了百分之九十的面积。
估计是前几天刮风沙，然后又是下大雪共同造成的结果。
４０年后，即１９９９年，我一个人偷偷地返回了北大，还特意在我当年晒衣服、风雪把我的床单深深掩埋的地方足足站了５分钟。我好像来到了一座坟场。这里有我的青年时代。我在凭吊。我想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场。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逝去了的，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老人有双神秘的手：左手创造一切，右手又毁灭一切。他不慌不忙，同时进行。上帝就是时间加上空间。这是我给上帝下的定义。我既喜欢又憎恨上帝。因为它不让逝去的东西重现。但毕竟他又向人类妥协了一步：把记忆赠给了人，只允许人在自己的记忆中同往事相聚，相逢。长期记忆是人的专利吗？
老虎、狮子、大象、蛇、龟、牛、马……也有能力回忆它们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吗？
站在２８号楼前当年的晒衣场地，我自然想起我的衣服和床单。当年我没有善待它们，没有做到“物尽其用”，糟蹋了它们，我内疚吗？要忏悔吗？
不必小题大作。但也正是我母亲说我读书读傻了的有力证据。幸好她不知道。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选择。永远选择最重要、最珍贵的，只好放弃不很重要、日后可以补回的东西。
我不是布里丹的驴。
布里丹（Ｊ．Ｂｕｒｉｄａｎ， １３５０年在世）是位哲学家。他假定有一头驴站在两堆同样大、同样鲜美、同样距离的干草之间，它不能决定该先吃哪堆干草，结果活活饿死在两堆干草之间。
半个世纪来，我一直在用我的价值观、判断和意志作出一长串大小选择。我便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来的。
没有选择，便没有人生。
我在北大６年，只懂得两个汉字：“选择”，包括选择留级。我的选择营造了我。“我选择，故我在。”直到今天，我还在选择。比如一个月同时有三个地方邀请我参加学术讨论会。我只能选择一个。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是没有选择权利的，这就是死亡。将来我必有一死。我不能叫别人替我去死。我一定要亲自去死。
寻找“记恒女性”(1)
一座大学，不管是北大、清华、复旦，还是哈佛、剑桥或牛津，如果没有几朵美丽的校花，没有几个亮丽的女生，那么，校园生活便会出现无形的、叫男生说不出口的沉闷，并伴有干巴、枯燥、没有生气。——这是人性决定了的。这是造物主制定的一条性（Ｓｅｘ）心理法则。
大学之所以是个充满灵性的和朝气的场所，名教授、一流学术讲演和交流、图书馆、校
园建筑、丰富的文体活动和校风固然重要，但欠缺校花，缺少几个楚楚动人的女生，男生的眼神在某种程度上便会暗淡无光，失望；人也会乏力，无精打彩，提不起精神。
这样的校园毕竟有点残缺。因为男生缺少心理上的鼓舞。
世界足球赛场上如果球员们知道观众席上坐着一群性感女人，他们的勇猛和雄风便会倍增。——这是男脑和体内男性荷尔蒙决定了的。
归根到底这是上帝的设计和安排。有什么法子呢？
人能同上帝对着干？
人能违背自然法则？
一般来说，漂亮少女多半在文科，不在理科。在我那个时代，据说北京亮丽的、叫男同学看了动心的女生都跑到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和医学院去了。这我相信。国庆节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狂欢之夜的亮相便证实了这点。
你能期望一群群绝代佳人集中在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和石油学院？当然个别例外总是有的。
造物主对热爱数理化的少女十分苛刻。
数理化的严谨逻辑美同女子外表美好像是不相容的。前者是后者的克星。“有你就没有我，或者有我就没有你！”拥有精密科学的审美，就没有少女外表美的席位。
上帝对女人说：“选择吧，是要居里夫人和吴剑雄博士的头脑，还是要索菲娅·罗兰或费斐丽的外表？两者必居其一。选择吧！”
不过据说居里夫人的外貌是秀美的。可见上帝也允许有例外。
女子的美一般有两种：漂亮，高贵。
高贵是大圆圈，漂亮是个小圆圈。大包容小。高贵一定漂亮，但漂亮不一定高贵。高贵的层次高于漂亮。高贵的极致即永恒女性。许多年，苏联电影一些女演员（如《攻克柏林》的女主角柯瓦廖娃）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区别、判断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
男人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既来自他的先天或本能，也来自他所接受的陶冶、熏陶和教育。据我的观察，５０年代北大文科女同学漂亮的多些。每年国庆游行队伍要挑出１２０名由女生组成的仪仗队方阵。要求穿花裙子，手拿鲜花通过天安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文科，中文系和西语系的比例尤其大。我看也是。我也这样挑选。
我对异性的审美同我挣脱平庸是紧密联系的。我离平庸越远，对女人的审美就越符合美学：黄金分割、尺度、比例、均衡、韵味、风韵、和谐。我越是懂得去审美女性，我就越脱离平庸，走向成熟。我欣赏、评价女人的过程同我走近“世界哲学”是平行的。审美女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年级，我开始读歌德的《浮士德》。作者用这样两句作为全书的结语：
Ｄａｓ Ｅｗｉｇ－Ｗｅｉｂｌｉｃｈｅ
Ｚｉｅｈｔ ｕｎｓ ｈｉｎａｎ．
我的译文是：
永恒女性
引导我们上进。
那么，什么是“永恒女性”？就这个问题，我曾求教过几位德国专家：伊夫兰特先生、马纳特夫人、赵太太、洛赫夫人和蔡司贝格先生（奥地利人）。我总结他们一致的地方：美丽和善良是“永恒女性”的核心。
我赞同。
大诗人歌德对女人是有发言权的。爱情滋养过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他在这方面的经历或阅历很丰富。对于我，“永恒女性”并不仅仅是个书本和理论问题，也是个观察和实践问题。
随着我的不断成熟，我对“永恒女性”也有了较全面、准确的把握。１９８９年，我专门写过文章“漂亮女人和高贵女人”，算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总结。从１９５９年我在北大上学思考这个问题到１９８９年发表文章，中间断断续续经过了３０个春秋寒暑，这已是我大半辈子。可见我对女人的看法也起源于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有两种女人对男人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性感女人和高贵女人。（高贵女人的最高表现便是歌德心目中的“永恒女性”）
性感女人（比如梦露）纯粹是肉弹，她以撩拨男性荷尔蒙或野性十足的汉子为对象。她身上有一种邪恶的艳丽，叫好人变成坏人，去贪污，去叛变，去出卖，去堕落或贩毒。
许多（当然不是全部）男人抵挡不住这种女人的诱惑，就像树上的苹果抵抗不住地心吸引力，总有一天会落向地面。
高贵女人既美丽，同时又温柔，善良，有德行。
仅有德行、善良和温柔，仅有女人的优秀品质，但外表很丑，也不能算高贵。
简单地说，高贵女人是外在美加上内心美。气质、风度和教养是构成高贵女人的决定性因素。高贵女人的存在是男人的福。她身上有种光，可以照射男人，使他改邪归正：吸毒者去戒毒；赌徒决心金盆洗手不干；弱小者变得强大；胆小者变得勇敢；双膝跪地的人会霍地一下子站起来，堂堂正正地活在世上。——这就是“引导我们上进”的功能。
寻找“记恒女性”(2)
现实生活中有这种高贵女人，但很少见，多半是诗人的理想。这就好比你有一天在某个山区漫游，突然用脚踢到一颗重３００克拉的金刚钻或一块重５００克的纯金块。
在有些漂亮女人身上也有那么百分之十高贵元素或永恒女性的成分，这就很难得了。现实生活中的漂亮女人绝大多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性感和永恒。
有的靠近这头，另一些又接近那一头。
５０年代北大校园的女生至少有一千，包括留学生。能使男生眼睛一亮的漂亮女生估计在几十名左右。——这个比例同数理统计的正态分布律（又叫高斯分布律）有关。
在德国留学生布莉吉特身上便有不少“永恒女性”的元素。——这是我今天回顾往事的审美判断。当年我并不懂得其中审美原理。温柔是她最突出的素质。她说起话来总是那么轻声柔气。她的眼睛像波斯猫的一对眼睛。有亮光，但光线是柔和的，使男人心平气和，能冲刷掉内心的骚乱和浮躁，使男人的灵魂趋于安宁。我毕业那年，布莉吉特早已离开了北大。她在北大学了两年基础汉语，便到北京外贸学院去学专业了。１９５７年反右后，中国学生同留学生的交往受到限制。我一次也没有找过她。
我毕业前，常经过布莉吉特当年住过的宿舍。她住在二楼，窗子和墙壁依旧爬满了植物的藤蔓和绿叶，那是燕园常见的落叶藤植物，叫爬山虎。夕阳照着，只是人去楼空。我想起两句宋词：“梅花落尽桃花小，春事余多少。”
在我的想像中，布莉吉特是现实世界的“永恒女性”，她能拔高我，鼓舞我，由小男人变成大男人。——这是我的感觉，尽管我同她相处的日子不多，加起来不会超过十次。
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顾德华同学也是一位优秀女子。我一年级，她要毕业。在校园内，我只见过她不多的几次。有几回是在网球场上。她身着白色运动服，短裤。腿这个部件很有曲线美。她的身高约１米６８或１米７０，什么都合比例，处处是黄金分割，脸型和五官布局同样和谐。在她身上有一种风韵，一种气质。也就是我所崇拜的有几分高贵或永恒的东西。
我只敢远远地站在树底下偷偷地加以欣赏，赞美，感叹。
１９５６年国庆游行，北大队伍通过天安门，突然我在前方记者席看到顾德华（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站在摄影梯子上，胸前挂了三台相机，身着运动衫，透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潇洒和风度。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师姐、校友了。估计她比我大四五岁。我从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是我胆小的缘故。我只有暗中羡慕的勇气。也是一种享受或鼓舞。
１９７９年，是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二年。有一回在王府井我看见她。我有上去认这位校友的冲动，但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一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在３路无轨电车上又碰上了她，这回终于鼓足勇气，上去当面对她说（我知道，如果这次不说，我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你是北大的吧？我也是。我是５５级西语系。在学校，你长得很优秀，给了我难忘印象。所以我今天才鼓起勇气，把藏在心里２０多年的话当着你的面大胆说出来，你不在意吧？你喜欢打网球吧？我看过你打球。”
她友好地笑了笑，说她叫顾德华，工作单位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她把它写在我的本子上。
这就是故事的结束，幕落，之后的一切，只珍藏、贮存在我的长期记忆中。
优秀的女人也像天才，是造物主一次性给定的。非常难得。一代人才出两三个。造物主造一般女子只用了３分钟，造优秀女子则花了３０分钟，打造“永恒女性”恐怕要花去６０分钟。有区别才成其为世界。
数学力学系５５级的丁爱莉同学（福建人）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女子，称得上是出类拔萃。
原先我并不知道丁爱莉，是姚伟玉提醒我的。姚是我中学同学。他考取北大数学力学系，我考取西语系。每个学期我至少要同他在一起相聚三四回。有时会谈起丁爱莉。姚说，他同丁谈过几句话，兴奋得不得了。姚说他不敢正面接近丁。她身上有种神性。
是的，神性。——这正是“永恒女性”身上的最高品质或素质。如果同这种女子握手，男人会出现颤栗现象。后来我才慢慢理解这种心理反应。当今的年青一代还会有这种颤栗反应吗？这才是恋爱的极致。
姚伟玉是数力系的排球队员，丁爱莉是校摩托队的成员，都是体育运动健将，有结识的机会，何况又是同一个系。但姚始终没有胆量去追求丁。听说当年数力系试图向丁求爱的人不在少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窈窕淑女”，指美貌又有德行的女子。——这是上帝的杰作，恰如李白、莫扎特和歌德这些天才是上帝的杰作。“窈窕淑女”大概就是歌德所界定的“永恒女性”吧。上帝派这种女子来到人间是为了拔高男人，使小男人变成大男人。
我就被丁同学拔高过，尽管我只是从远处见到过她。身高约１米６８，人高马大，属于运动体型，很健美，这在福建人当中是罕见的。听姚说，她父亲是军医，可见她的气质、教养和风度同她的出身有关。
寻找“记恒女性”(3)
大一、大二我经常在东操场（隔壁就是圆明园的地盘）跑８００米，那里也是北大摩托车队训练场地。所以我有机会见到丁同学。
她的脸型长得很甜美，如同天使。看样子性格温静，但她的业余爱好——摩托越野运动又很野性。这一反差和对比集于一身，更使她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在５０年代的北大校园无疑是一道很独特、很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我就有这种看法。
关于优秀女子对男人的鼓舞，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比如你从哈尔滨坐火车（硬席）去北京。如果你所在的车厢里中途上来一位优秀女子，你会突然觉得整个车厢都是光亮的，生机勃勃，不再沉闷、无聊、枯燥。尽管你不可能同她说上一句话，但你在整个旅途上也会受到鼓舞和光照。有时，你会故意去洗手间，从她的位置身边走过，为的是偷偷看她几眼。——上帝就是这样造男人的。有什么法子呢？天性。什么是天性呢？
大二我读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１３１３－１３２５）的《十日谈》，其中有一个故事：一位父亲把儿子从小带至深山修道院去隐修，为的是杜绝人欲横流的尘世生活对他的诱惑。儿子１８岁，随父下山到了繁华的工商业和艺术之都佛罗伦萨，迎面碰上一群健康、美貌的少女。小伙子生平第一次见到少女自然很激动。他问父亲这是什么东西，父亲要他赶快低下头，说这是些名叫“绿鹅”的“祸水”。岂料一路上对任何事物一味索然寡味的儿子偏偏爱上了“绿鹅”，恳求父亲让他带一只回去喂养。老爸这才恍然大悟，说：“自然的力量比人的教诫要强大得多！”
读到这句至理名言，我的内心受到了一次震撼，我用无声的语言发出了一个惊叹号：哦！
北大６年，我从许多领域（文科和理科）读到过各种各样的格言。格言多半是智慧结晶。智慧高于知识。格言用哲学智慧营养了我，使我猛醒，在我背后猛击一掌，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的大道。
西语系的彭浩和屠丽也是我眼中的优秀女子。
我刚进北大，她们是毕业班。两人是好友，常结伴而行，都长得人高马大。记得彭浩皮肤白嫩，大家闺秀的气质，给了我深刻印象。屠丽的骨子里则有种野性，不久嫁给德文专业助教泰国华侨潘复生。他是艳福不浅。根据我的观察，潘先生不见得能驾驭屠丽，屠会崇拜潘？屠很浪漫，潘则欠缺艺术气质。——这只是我当年的判断。估计现在他们的年龄已是古稀之年了。唉，到处都碰到“人生苦短”这个铁面无私的大敌。人生苦短，甜更短。
法文专业和我同级的蔡文娟同学（上海人）也是一位优秀女子：丰满、温柔、厚道。比我大两岁。所以我不敢追她，尽管我有点喜欢她。
上马列主义课、上高名凯的语言学和体育课，我们专业同法、英专业同学总在一起。有几次，我和蔡在钢琴房相遇。我替她翻谱子，但我从不敢吐露我对她的好感。如今她已移民加拿大。前两年她找过我。我请她喝咖啡。
我们都已到了坦率披露当年绝密的时候。
“当时你为什么不来追我？”蔡说。
“我不敢。”
这就是当年的我，始终不开窍，在男女关系方面更是晚熟，弄懂的时间很长。
大学６年，我从没有拥抱过、亲吻过一个女生。５０年代的大学生像我这种傻冒的恐怕是多数。我年龄小是一个原因。１９５６年国庆游行前，班上女同学还没有来集合。班长对我说：
“小鬼，去看看女同胞为什么还不来，催她们一下！”
我奉命去２６号楼女生宿舍。我敲门：
“谁呀？”传出李舒心的声音。
“赵鑫珊。”我在门外回答。
“呀，我的衣服还没有穿好！”汪佩君的声音。
“是小鬼，没有关系，让他进来。”张晓珲边说边把门打开。
我走进去，只见一屋子女同胞还在打扮，有人上身胸罩还露了出来。
这就是女同学眼中的我。一般来说，她们比我大１到５岁，而后来我才知道女性心理学一条普遍原理：不会爱上比自己小、比自己幼稚的男子。
５０年代北大并不禁止学生谈恋爱，只要不太越轨。
后来我才知道，法文专业有个男生同好几个女生发生过性关系，其中一个怀了孕。野合地点就在未名湖畔林中草地上。结果被开除学籍。
北大校园是恋爱的好地方。晚上，情侣在树下丰草丛中接吻，天上有繁星闪烁，四周有蛙声一片，这里是燕园为少男少女提供的天堂。
很遗憾，６年来，我同这样的天堂失之交臂。
当我在北大拥有这天堂空间的时候，我身边又没有恋人；等我后来有了恋人，我又失去了燕园未名湖畔树下丰草丛中的天堂。——这是我青年时代的悲哀。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永恒女性”，我只好跑到书本中去寻找。
在《茵梦湖》的主人公伊丽莎白身上便有不少“永恒女性”的成分或元素。许多年，她一直在“引导我上进”。
莎士比亚《奥赛罗》女主人公德丝台蒙娜（Ｄｅｓｄｅｍｏｎａ）则是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典型。北大６年，这个悲剧我总共读了两遍。最后我决定卖掉一条毛料裤，跑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把《莎士比亚全集》（英文版）买来。
寻找“记恒女性”(4)
其实我主要是买《奥赛罗》这一个剧本。该剧本最为闪光的形象便是德丝台蒙娜。如果有人问我：“怎样的女人才是歌德心目中的永恒女性？”
我便会明确地回答：“去读读莎翁的《奥赛罗》吧！”
北大６年，暗中引导我上进的，的确有德丝台蒙娜的身影。拔高我的是来自许多领域的
力。德丝台蒙娜是合力中的一个分力。
１９５９年暑假，东操场放了苏联电影《奥赛罗》，女主角的气质和风韵给了我难忘的印象。据说，导演物色扮演德丝台蒙娜这个角色的演员花了很多时间，最后选中了列宁格勒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
我佩服导演的眼力。电影散场，已是１０点。为了消化这部优秀影片，我独自一人跑到圆明园的荒野去感叹。由此可见我和圆明园不同寻常的一层关系。
１９５８年夏天我开始读哈代的《苔丝》。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苔丝成了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典型。不过她和德丝台蒙娜属于不同类型，尽管两人的名字都有一个“丝”字，一个出身贵族，另一个是乡村姑娘，文化程度不高，但两人的实质和核心有相通处：美貌和善良。这两种类型都能引导我上进，直到今天。
看来，“永恒女性”有不同类型，恰如玫瑰有不同品种。
也是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又读了美国霍桑的《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又有一个“丝”字）则是“永恒女性”的另一种类型，同样深深震撼过我的内心世界，鼓舞我上进。
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阅读天地中不久又冒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类型，我理应把她们归结为“永恒女性”。该类型包括三个文学形象：冯梦龙（１５２４－１６４６）笔下的名妓花魁娘子和杜十娘。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
三人都是名妓，但都是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这是奇怪的。因为她们同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一样，都能拔高我，引导我上进，而不是堕落。
我读的《茶花女》是英译本，也是从旧书店淘便宜货掏来的，可见我在北大６年同东安市场的密切关系。过去我买书的劲头特别大，的的确确是卖掉裤子也要买书。今天我把买书的热情转化成了写书的热情。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发生在１９８３年，即走出北大校门的第２２年。
所有在北大犁沟中撒下去的种子要等待２２年后才陆陆续续破土，发芽，成长为一株株树。这已是我一生。
我忘不了《茶花女》的英译本。英文是那样简洁，却能包含那么丰富、那么深刻的人类感情！我再一次笑我上初中的时候居然会把英文看成是我的死敌，而在北大，英文却成了我的至爱亲朋，为我打开了整个世界！（一个正宗的惊叹号）
北大６年，我大约读了二三十本英文小说，这是我自学的成绩。我品尝到了英文语言的美。
我忘不了茶花女玛格丽特在巴黎的冬天１２月１５日给阿芒写的信，开头一段是：
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病了三四天了。今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天气阴沉，我的心情忧郁；没有人在我身边。我想着你，阿芒。而你，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听说，远离巴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你已经忘了玛格丽特吧。不管怎样，愿你幸福，正是多亏你，我才在一生中有了惟一的欢乐时刻。
中译文尽管也不错，但它震撼我内心的强度只有６级，而英文的强度则高达８级。这多亏了我的英文语感：
Ｔｏｄａｙ ｉｓ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ｌｌ ｔｈｒｅｅ ｏｆｆｏｕｒ ｄａｙｓ．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Ｉ ｓｔａｙｅｄ ｉｎ ｂｅ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ｉｓ ｄａｒｋ， Ｉ ａｍ ｓａ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ｎｏ ｏｎｅ ｂｙ ｍｅ． Ｉ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ｙｏｕ， Ａｒ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ｙｏｕ，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ｗｈｉｌｅ Ｉ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ｅｓｅｌｉｎｅ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ｒ， ｆａｒ， ｔｈｅｙ ｔｅｌｌ 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Ｍａｒｇｕｅｒｉｔｅ． Ｗｅｌｌ， ｂｅ ｈａｐｐｙ； Ｉ ｏｗｅ ｙｏｕ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ｈａｐｐｙ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ｍｙ ｌｉｆｅ．
读到它，我的双眼有泪水在闪烁。
茶花女玛格丽特成了我心目中的“永恒女性”。１９９３年当我路过巴黎一幢１９世纪中叶的房屋时，我停住了脚步，看看二楼的窗口，觉得茶花女在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
这是奇怪的，巴黎一代名妓，小仲马笔下的一个文学形象会鼓舞我上进。
其实，这并不奇怪。真正的理想爱情都是梦中梦。现实需要梦来补充。
恋爱的本质其实是男女合作，共同营造一种梦样的氛围。所以恋爱的最佳场所是在月朦胧、鸟朦胧的大树底下。
恋爱的极致是诗。单方面不能写诗。需要男女双方合作。有“永恒女性”，那么，有“永恒男性”吗？我只能提出问题。回答不应是我，而是女性。
也是法文专业的蔡文娟在２０００年的一个晚上坐在咖啡屋同我一起回顾往事，说在她们女生宿舍，议论男同学是主要话题之一，尤其是在晚上刚熄灯之后。
寻找“记恒女性”(5)
都是天性使然。
我想起大学生时代的爱因斯坦。小提琴是他的业余爱好。如果在座的听众里头有一个漂亮女生，他就拉得特来情绪，特来劲。
都是天性使然。
不过在他的相对论里面并没有情爱和性爱的影子。他思考引力场，不研究性爱场。
回顾大学时期，当我对事物的“起源”发生兴趣的时候，便是我的哲学意识萌芽之日。有些事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并能基本上弄清。比如有关家庭、国家、城市和建筑……的起源。但有些起源恐怕永远是个谜。比如：空间、时间和物质的起源；万有引力的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两性相吸（包括同性恋）的起源；人类道德和良心的起源等。
今天，爱情哲学（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ｏｖｅ）成了我的“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的种子又是在北大无意之中撒下的。我忘不了当年我读过两本这方面的书：《动物的性爱》和《鸟类的性爱》。
性爱的普遍世界性于我永远是一个很大的惊叹号！
我打算写本书来画上一个句号：《生物世界的性爱》。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1)
这是母校送给我的最大礼物之一。
没有失恋，我不会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我记起一句英文：“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Ｇｉｖｅ ｍｅ ａ ｓｔｏｒｍ， ｉｆ ｉｔ ｂｅ Ｌｏｖｅ．）
是的，真正的恋爱是心底里的一场风暴，它会把过去的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彻底叫人
变个样。关键问题是这场初恋的失败发生在北大。如果在别的地方呢？
毕业后，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我以一个校友的身份，还陆陆续续给她去过３０封信。现在我把其中几封或重要的段落抄录在此：
一、 北大未名湖畔初恋的滋味
亲爱的露露：
即便是把我烧成灰，我还会承认，你毕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所以我还叫你“亲爱的露露”，直呼你的小名。这样我又回到了过去，在记忆中同我的过去相见。记忆是一种多奇妙的功能啊！
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０年，正是你把我狠狠地推了一把，幸好我没有掉进灾难深渊，而是一个广大、深遂的科学、艺术和哲学的世界霍地一下展现在我面前！当时我只有１９岁，二年级。
这已经是２０年前的往事了。今天回过头去看我那段断断续续长达四年的初恋，可能要客观得多，公正得多。至少我现在不再恨你。其实我当年也没有理由恨你。我傻，不开窍。
今天晚上我骑车回了一次北大——我们的（你的，也是我的）母校。这是我自１９７５年从辽西干校调回中国农业科学院两年来第一次回北大去看望垂垂老矣的温德（Ｒ．Ｗｉｎｔｅｒ）先生。他还住在朗润园，只是搬进了同一院落的新屋。据说是西语系拨专款为他盖的，卧室朝南，大玻璃窗，阳光充足。但我还是喜欢老屋。因为那里有我的启蒙，有我的青年时代，有我脱去的一层旧皮，有我的胎观时期。——尽管不成熟，但框架还是今天的框架。
告别朗润园后，已是满天星斗。路经未名湖，我特意沿着湖畔骑车兜了整整一圈，然后在一棵粗大的柳树和它下面的一块大石头面前停了下来。我清楚地记得，２０年前，也是在早春三月的一个夜晚，你和我双双并排坐在这里正式开始了我一生的初恋（同时也是失恋）。
我这是触景生情。的确，今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坐在我们曾经坐过的这块大石头上面，我可能永远不会提起笔来写信给你。这是一封迟到的情书，当然也是回忆如烟的往事。
记得那天是周末黄昏。我从大饭厅出来，习惯性地去未名湖溜达。正在想你的时候，突然在湖畔的小路上同你不期而遇。当时我的心直跳。——今天我才懂得，心律不齐地乱跳原是爱情来到的第一个信号。是你给我上了这样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是的，“第一节课”。北大给了我一连串的、终生难忘的“第一课”。所谓“第一课”就是种子。没有一连串的种子落进我的心田，哪有我今天？后来我读到歌德给爱情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才恍然大悟：“没有安宁的幸福呀，原来你就是爱情！”
歌德的这一感悟当然不是来自他的瞑思苦想或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他的内心阅历，来自他的亲身体验。——坐立不安但又深感幸福的经历。歌德是个情种。他一生恋爱不断、营养了他的创作。
当然，我们前面还有一节“预备课”。１９５６年的一个冬日，我们一块坐在大饭厅看电影（忘了是部印度片子还是苏联片子）。当时每个同学都有学校配给的一个小方凳。新生只要报到便会从行政处领到一个捷克造的大洋磁碗和一只小方凳。
在暗黑中，我们并排坐着。我们只顾悄悄地、极细声极细声地耳语，全然忘了银幕上的画面。我忘不了你的眼神。现在我才懂得，那就叫频送秋波或暗送秋波。那是女人的一种进攻性本能，当她想施展自己的魅力或验证自己“杀伤力”究竟有多大的时候。一般来说，男人（尤其是初恋中的青年）是抵挡不住这种挑逗的。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女子都会有这种“性”（Ｓｅｘ）挑逗的动作。（这动作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暗示性的但非常有杀伤力的语言）。它是一颗火星，点燃了我体内的一捆干柴——男性荷尔蒙生物化学物质的干柴。
散场后，我把你送到离２６号楼不远处。分别时，我们的手相握，你用力、使劲地握了我一下。我知道这是一种暗示，一种神秘兮兮的信息或密码。它和你先前的眼神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句子，一个对我是意味深长的神秘的句子。
回到２８号楼，我睡在紧靠窗口的上铺，久久睡不着，我还在解读你对我用无声的语言说出的句子：在看电影时，你那挑逗的眼神，那白眼球里的黑眼球转动，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只有银幕反射出来的朦胧光线照着你的表情。分手时，那有力的一握，只有路灯照着你的身影，又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我只有１８岁。
５０年代，一个１８岁的男孩，要解读这一个陌生的句子，会是多么困惑又激动人心啊！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是我初恋的序幕了！其实，恋爱的魅力全在解读一个个神秘兮兮的句子。
曾记否，１９５７年３月的一天，我们坐在湖边。我们靠得不很紧，但也离得不很远。——今天我把它称之为“初恋的神秘距离”。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2)
婚后三年的夫妻，彼此间常常不再有那种神秘的、正负电荷相吸的力，正是因为不再拥有那“初恋时的神秘距离”。
这距离不是物理学的长度单位，而是生物化学的，性（Ｓｅｘ）荷尔蒙的，性心理的。那是性追求心理的空间。
那天晚上我同你悄悄说了什么，现在不记得了，毕竟事隔２０年。估计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出任何有意义、有价值、值得你长久记住的东西。因为我当时还是一张白纸。即便上面有几个字或几张图画，也是一些不足挂齿的东西。今天来看，你当年没有爱上我是对的，合情理的。因为女人不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嫩的男人。——这是有关男女性心理学一条重要原理。其实心理学的背后是性生理学。
当时你之所以对我发生了一点点兴趣，估计是我的眼睛和鼻子吸引你的缘故。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是的，１８岁的我，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母亲，古希腊鼻子（这是你使用的术语，我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么一个术语，可见你比我懂得多），挺挺的，像父亲。其实我父母的外表很一般，只是这两个有点闪光的器官我继承了父母的优点。仅此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可取处。
一个男子，光凭这点外在的闪光怎能吸引你、镇住像你这样一个女子呢？当年你比我懂事，还知道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和贝多芬，当然还有杜枚、贾岛和李商隐。对这些名字，我却非常陌生。尽管我们同年级，都是５５级，但不同系，你是中文系，我是西语系。论年龄，你好像比我大半岁或一岁。
记得我们聊天坐在湖边直到深夜。啊，未名湖的深夜！那是最迷人的场地和景色。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数我对未名湖的深夜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是夜游神（这是后话）。
你知道，北大学生宿舍的大小门是不关的，也没有点名制度。这给了我许多方便和自由。６年来，我深夜１２点过后回宿舍，班干部从没有一次查问过我：“赵鑫珊，这么晚才进宿舍，你到哪里去了？！”
对这宽松和自由，我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好些年，我从深夜体验到了许多许多，那是白天无法给予的。这不仅包括燕园的夜色，还包括圆明园废墟的星稀兮月明，或月临荒野起啼鸦。——我都经历过，体验过。这有助于我渐渐摆脱平庸，走向“世界哲学”。
记得当我们起身时，突然有只猫从我们前面跑过，你由于恐惧，本能地扑向我的怀抱，寻求庇护和安全！
这个戏剧性的动作或情节把我的初恋推向了高潮。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仅持续了两三秒钟的那段令我战栗或颤栗的经历！
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的恋爱都是战栗或颤栗的。如果不是颤栗或战栗的心理状态，那就不是真正的恋爱，而只能是玩弄或叫玩世不恭。
人的一生天涯之旅，尽管有六十至八十个春秋，但真正幸福的时刻（尤其是颤栗）往往加在一起恐怕不会超过１００个小时。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是平平淡淡，无色无味的；有许多还是受煎熬的，包括肚子痛，牙痛，担忧、焦虑、失望和不安。
我要感谢那只猫，是猫作为一种外力把你推到了我的怀抱。
后来我才明白，你是来不及思考便扑向我，寻找男性的保护。
男人是不是值得一个女子去爱，或者说女人爱上某个男子，重要的一条是：这个男人是不是能够为她提供庇护？这庇护包括物质的，生理的，以及精神或心理方面的。如果一个女子觉得同某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身心两方面都会有一种安全感，那就说明，她已经爱上他了。这条检验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不是在她那里能寻找到庇护和安全感，而是心的温馨或安宁。
后来我才明白，猫制造了一种假象，使我迷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为你是出自你的感情需要和冲动才扑向我。
１９岁的我太嫩，很难读懂猫构造的那个深奥句子。
许多年后我才终于清醒过来，初恋的最大魅力是琢磨这类意义不十分清楚的句子。一对结婚十年的老夫老妻，双方之间缺乏魅力，是因为再也没有这类叫人去琢磨的句子了。
鑫珊，１９７７年早春于北京西郊
中国农业科学院集体宿舍４１１室
二、 外力总是不可靠的
亲爱的露露：
这样直呼你的小名，就像我站在山谷里用尽气力，撕开嗓门，叫一声喂！回音隔了好几秒钟才反弹过来。可是历史山谷里的回音是不反弹的。没有回音的山谷显得特别悲壮。此时此刻的我，就在体验这种悲壮——历史单行道、有去无回的根本性悲壮，元（原）悲壮，太悲壮，万古悲壮。
悲壮的极致是恸哭。我的内心现在就在恸哭。这是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式的恸哭。这位建安作家兼思想家倜傥不羁，嗜酒放荡。或闭门著书，累月不出；或登山玩水，竟日忘归。每至途穷，辄恸哭而返。
我是阮籍式的恸哭，带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性质。
北大最后两三年，我也经常体验、经历过这种性质的恸哭。——它标志着我走向成熟。根本惆怅的恸哭是成熟的符号。
后来的事实，也就是你对我的或冷或热、若即若离、猫逗老鼠般的态度，证明了我今日的结论是对的：外力总是不可靠的！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3)
爱情要依靠爱情本身的力量才能取胜，得到真正的幸福。爱情以外的力量（包括猫构造的那个句子）都无济于事。
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６０年我一直恨你，恨你撩拨起我心中一团爱火，又不完全倒向我。 上星期六傍晚我约你出来散步，被你“哎呀，我没有空”而婉言谢绝；这个星期六你又满口答应同我出来，共度周末。我好像是一只半死不活的老鼠，你则是一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
猫。老鼠被猫任意捉弄、摆布。老鼠是死是活，全由猫决定，全掌握在猫手中。——这就是四年来你我之间的基本关系。
今年我３９岁，回过头去审视那一切，才能完全看清我当年１９岁犯下的心理错误：我迫切需要把你、我之间的恋爱关系用明确的语言确定下来，甚至要听到你亲口对我许诺：“赵鑫珊，我爱你，等我们一毕业，我便嫁给你！”
我追求确定、明朗和一言为定。——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在恋爱问题上的幼稚。这也是一个１９岁的男孩初恋时最容易犯下的大错误。其实性（Ｓｅｘ）心理学表明，初恋的魅力百分之九十九在于它的朦胧和不确定性，在于它的戏剧性和曲折。一句话，在于过程本身，而不在于结果。至少结局如何是次要的。我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太看重结局，轻视过程。
你是对的。你强调、品味、咀嚼恋爱过程本身，把结果放到次要又次要的位置。当年的你是拿得起放得下。我则不。我就是怎么也放不下，一心想有个结局。
我曾多次为你的婉言谢绝而死去活来过。
其实，１９岁的我也不值得你去恋。爱是崇拜的代名词。你崇拜我？我身上有哪一样值得你崇拜？当年我只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我凭什么让你来崇拜我？
今天，１９７７年３９岁的我，仍然为我当年１９岁的平庸和无知而脸红！自那以后，２０个叶绿叶黄过去了。这２０年是我日夜补课、赶路、猛醒和奋起直追的２０年。
鑫珊，１９７７年春于
北京魏公树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
三、 痛苦的折磨是人生第一位好老师
露露，我过去的爱：
我说过，当时我的痛苦就在于比方这个周末你答应同我在一起，到了下个周末你又断然拒绝我的邀请。
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在你拒绝我后，我只好一个人在未名湖一带闲逛。我特别喜欢湖畔小坡上林中有座凉亭，亭内有口大钟，只是我从没有听到过钟声，这是燕园的一大遗憾，也是湖光塔影的一个欠缺。
突然，我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你的身影和一个高个子在一起，并向我这边走来。我急忙躲在树后，终于看出那位高个便是化学系四年级的排球校队队员，山东济南人。当时我的心便在滴血。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心滴血。
是的，这是心内在出血。
在我１９岁的偶然生命中，我还从未这样痛苦过。我的日子一向过得很平淡、平静，也很平庸。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东西。１９４６年我的弟弟因脑炎夭折，我母亲伤心欲绝，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生命的痛苦。但比起你给我的痛苦折磨，恐怕要差一个数量级。当然两者性质并不相同。
后来我才明白，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心的折磨是件好事，是第一个严厉的老师。痛苦使我猛醒，挣脱平庸，驱散浑浑噩噩，并开始追问：我是谁？我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是什么？
我开始了我一生中被痛苦折磨和困扰的时期。而痛苦的困扰和折磨则是东西方文明中每一种哲学的源头。
哲学起源于生命的痛苦和对人生世界结构的惊讶。
没有你——我生平第一个恋人——给我及时制造的内心大痛苦和大折磨，我可能还会沿着原先的平庸轨道走许多年。
是的，你给了我第一回失恋的痛苦，使我的最初一团男性荷尔蒙攻击能量遭受到第一回挫折。所以２０年后的今天，我才连续发出一组感谢信，特意向你道谢。谢谢你给了我人生第一杯苦酒，让我猛醒，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运行轨迹。
这杯苦酒来得非常及时。若是推迟三年或五年来到，比如我要等到２５岁才初恋失败，那效果就远不如发生在１９岁。因为生命（包括精神成长之路）是有阶段性的。比如水稻、玉米和小麦的灌溉都有时间、有严格阶段性。如果在需要灌溉这个植物生理阶段遭遇严重旱灾，错过了灌溉机会，这些作物减产便是定局。晚半个月灌溉、追补，是无济于事的。
同样道理，１９岁前后是一个男孩形成世界观的决定性年龄。若把它推迟到２５岁来形成，那就为时晚矣！因为精神结构的骨架业已固定、硬了，很难再拓展开来。 初恋失败的打击不论对谁（尤其对男人）都是件大好事。它会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催人早日成熟，一天等于２０年。今天我才懂得，我宁愿初恋惨败，不愿马到成功。初恋的胜利充其量只能廉价地、粗制滥造出一个浅薄的抒情诗人；初恋的惨败，倒在血泊中，则有可能会营造出一个深沉的有为者或坚定的杰出人物。牛虻便是。１９５９年我仔细读了英文版的《牛虻》，使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你知道，琼玛打了亚瑟一记重重的耳光，加上神父又出卖了他，在这双重的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他才决心漂泊到南美，后来再回到意大利，成了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斗士。他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牛虻，不再是单纯的亚瑟。
都是天性使然。
我想起大学生时代的爱因斯坦。小提琴是他的业余爱好。如果在座的听众里头有一个漂亮女生，他就拉得特来情绪，特来劲。
都是天性使然。
不过在他的相对论里面并没有情爱和性爱的影子。他思考引力场，不研究性爱场。
回顾大学时期，当我对事物的“起源”发生兴趣的时候，便是我的哲学意识萌芽之日。有些事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并能基本上弄清。比如有关家庭、国家、城市和建筑……的起源。但有些起源恐怕永远是个谜。比如：空间、时间和物质的起源；万有引力的起源；生物多样性的起源；两性相吸（包括同性恋）的起源；人类道德和良心的起源等。
今天，爱情哲学（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ｏｖｅ）成了我的“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的种子又是在北大无意之中撒下的。我忘不了当年我读过两本这方面的书：《动物的性爱》和《鸟类的性爱》。
性爱的普遍世界性于我永远是一个很大的惊叹号！
我打算写本书来画上一个句号：《生物世界的性爱》。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1)
这是母校送给我的最大礼物之一。
没有失恋，我不会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我记起一句英文：“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Ｇｉｖｅ ｍｅ ａ ｓｔｏｒｍ， ｉｆ ｉｔ ｂｅ Ｌｏｖｅ．）
是的，真正的恋爱是心底里的一场风暴，它会把过去的一切冲刷得干干净净，彻底叫人
变个样。关键问题是这场初恋的失败发生在北大。如果在别的地方呢？
毕业后，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我以一个校友的身份，还陆陆续续给她去过３０封信。现在我把其中几封或重要的段落抄录在此：
一、 北大未名湖畔初恋的滋味
亲爱的露露：
即便是把我烧成灰，我还会承认，你毕竟是我的第一个恋人。所以我还叫你“亲爱的露露”，直呼你的小名。这样我又回到了过去，在记忆中同我的过去相见。记忆是一种多奇妙的功能啊！
从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０年，正是你把我狠狠地推了一把，幸好我没有掉进灾难深渊，而是一个广大、深遂的科学、艺术和哲学的世界霍地一下展现在我面前！当时我只有１９岁，二年级。
这已经是２０年前的往事了。今天回过头去看我那段断断续续长达四年的初恋，可能要客观得多，公正得多。至少我现在不再恨你。其实我当年也没有理由恨你。我傻，不开窍。
今天晚上我骑车回了一次北大——我们的（你的，也是我的）母校。这是我自１９７５年从辽西干校调回中国农业科学院两年来第一次回北大去看望垂垂老矣的温德（Ｒ．Ｗｉｎｔｅｒ）先生。他还住在朗润园，只是搬进了同一院落的新屋。据说是西语系拨专款为他盖的，卧室朝南，大玻璃窗，阳光充足。但我还是喜欢老屋。因为那里有我的启蒙，有我的青年时代，有我脱去的一层旧皮，有我的胎观时期。——尽管不成熟，但框架还是今天的框架。
告别朗润园后，已是满天星斗。路经未名湖，我特意沿着湖畔骑车兜了整整一圈，然后在一棵粗大的柳树和它下面的一块大石头面前停了下来。我清楚地记得，２０年前，也是在早春三月的一个夜晚，你和我双双并排坐在这里正式开始了我一生的初恋（同时也是失恋）。
我这是触景生情。的确，今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坐在我们曾经坐过的这块大石头上面，我可能永远不会提起笔来写信给你。这是一封迟到的情书，当然也是回忆如烟的往事。
记得那天是周末黄昏。我从大饭厅出来，习惯性地去未名湖溜达。正在想你的时候，突然在湖畔的小路上同你不期而遇。当时我的心直跳。——今天我才懂得，心律不齐地乱跳原是爱情来到的第一个信号。是你给我上了这样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是的，“第一节课”。北大给了我一连串的、终生难忘的“第一课”。所谓“第一课”就是种子。没有一连串的种子落进我的心田，哪有我今天？后来我读到歌德给爱情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才恍然大悟：“没有安宁的幸福呀，原来你就是爱情！”
歌德的这一感悟当然不是来自他的瞑思苦想或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他的内心阅历，来自他的亲身体验。——坐立不安但又深感幸福的经历。歌德是个情种。他一生恋爱不断、营养了他的创作。
当然，我们前面还有一节“预备课”。１９５６年的一个冬日，我们一块坐在大饭厅看电影（忘了是部印度片子还是苏联片子）。当时每个同学都有学校配给的一个小方凳。新生只要报到便会从行政处领到一个捷克造的大洋磁碗和一只小方凳。
在暗黑中，我们并排坐着。我们只顾悄悄地、极细声极细声地耳语，全然忘了银幕上的画面。我忘不了你的眼神。现在我才懂得，那就叫频送秋波或暗送秋波。那是女人的一种进攻性本能，当她想施展自己的魅力或验证自己“杀伤力”究竟有多大的时候。一般来说，男人（尤其是初恋中的青年）是抵挡不住这种挑逗的。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女子都会有这种“性”（Ｓｅｘ）挑逗的动作。（这动作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暗示性的但非常有杀伤力的语言）。它是一颗火星，点燃了我体内的一捆干柴——男性荷尔蒙生物化学物质的干柴。
散场后，我把你送到离２６号楼不远处。分别时，我们的手相握，你用力、使劲地握了我一下。我知道这是一种暗示，一种神秘兮兮的信息或密码。它和你先前的眼神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句子，一个对我是意味深长的神秘的句子。
回到２８号楼，我睡在紧靠窗口的上铺，久久睡不着，我还在解读你对我用无声的语言说出的句子：在看电影时，你那挑逗的眼神，那白眼球里的黑眼球转动，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只有银幕反射出来的朦胧光线照着你的表情。分手时，那有力的一握，只有路灯照着你的身影，又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我只有１８岁。
５０年代，一个１８岁的男孩，要解读这一个陌生的句子，会是多么困惑又激动人心啊！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是我初恋的序幕了！其实，恋爱的魅力全在解读一个个神秘兮兮的句子。
曾记否，１９５７年３月的一天，我们坐在湖边。我们靠得不很紧，但也离得不很远。——今天我把它称之为“初恋的神秘距离”。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2)
婚后三年的夫妻，彼此间常常不再有那种神秘的、正负电荷相吸的力，正是因为不再拥有那“初恋时的神秘距离”。
这距离不是物理学的长度单位，而是生物化学的，性（Ｓｅｘ）荷尔蒙的，性心理的。那是性追求心理的空间。
那天晚上我同你悄悄说了什么，现在不记得了，毕竟事隔２０年。估计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出任何有意义、有价值、值得你长久记住的东西。因为我当时还是一张白纸。即便上面有几个字或几张图画，也是一些不足挂齿的东西。今天来看，你当年没有爱上我是对的，合情理的。因为女人不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嫩的男人。——这是有关男女性心理学一条重要原理。其实心理学的背后是性生理学。
当时你之所以对我发生了一点点兴趣，估计是我的眼睛和鼻子吸引你的缘故。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是的，１８岁的我，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母亲，古希腊鼻子（这是你使用的术语，我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么一个术语，可见你比我懂得多），挺挺的，像父亲。其实我父母的外表很一般，只是这两个有点闪光的器官我继承了父母的优点。仅此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可取处。
一个男子，光凭这点外在的闪光怎能吸引你、镇住像你这样一个女子呢？当年你比我懂事，还知道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和贝多芬，当然还有杜枚、贾岛和李商隐。对这些名字，我却非常陌生。尽管我们同年级，都是５５级，但不同系，你是中文系，我是西语系。论年龄，你好像比我大半岁或一岁。
记得我们聊天坐在湖边直到深夜。啊，未名湖的深夜！那是最迷人的场地和景色。５０年代的北大学生，恐怕数我对未名湖的深夜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是夜游神（这是后话）。
你知道，北大学生宿舍的大小门是不关的，也没有点名制度。这给了我许多方便和自由。６年来，我深夜１２点过后回宿舍，班干部从没有一次查问过我：“赵鑫珊，这么晚才进宿舍，你到哪里去了？！”
对这宽松和自由，我一直心怀感激之情。
好些年，我从深夜体验到了许多许多，那是白天无法给予的。这不仅包括燕园的夜色，还包括圆明园废墟的星稀兮月明，或月临荒野起啼鸦。——我都经历过，体验过。这有助于我渐渐摆脱平庸，走向“世界哲学”。
记得当我们起身时，突然有只猫从我们前面跑过，你由于恐惧，本能地扑向我的怀抱，寻求庇护和安全！
这个戏剧性的动作或情节把我的初恋推向了高潮。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仅持续了两三秒钟的那段令我战栗或颤栗的经历！
今天我才知道，真正的恋爱都是战栗或颤栗的。如果不是颤栗或战栗的心理状态，那就不是真正的恋爱，而只能是玩弄或叫玩世不恭。
人的一生天涯之旅，尽管有六十至八十个春秋，但真正幸福的时刻（尤其是颤栗）往往加在一起恐怕不会超过１００个小时。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是平平淡淡，无色无味的；有许多还是受煎熬的，包括肚子痛，牙痛，担忧、焦虑、失望和不安。
我要感谢那只猫，是猫作为一种外力把你推到了我的怀抱。
后来我才明白，你是来不及思考便扑向我，寻找男性的保护。
男人是不是值得一个女子去爱，或者说女人爱上某个男子，重要的一条是：这个男人是不是能够为她提供庇护？这庇护包括物质的，生理的，以及精神或心理方面的。如果一个女子觉得同某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身心两方面都会有一种安全感，那就说明，她已经爱上他了。这条检验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不是在她那里能寻找到庇护和安全感，而是心的温馨或安宁。
后来我才明白，猫制造了一种假象，使我迷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为你是出自你的感情需要和冲动才扑向我。
１９岁的我太嫩，很难读懂猫构造的那个深奥句子。
许多年后我才终于清醒过来，初恋的最大魅力是琢磨这类意义不十分清楚的句子。一对结婚十年的老夫老妻，双方之间缺乏魅力，是因为再也没有这类叫人去琢磨的句子了。
鑫珊，１９７７年早春于北京西郊
中国农业科学院集体宿舍４１１室
二、 外力总是不可靠的
亲爱的露露：
这样直呼你的小名，就像我站在山谷里用尽气力，撕开嗓门，叫一声喂！回音隔了好几秒钟才反弹过来。可是历史山谷里的回音是不反弹的。没有回音的山谷显得特别悲壮。此时此刻的我，就在体验这种悲壮——历史单行道、有去无回的根本性悲壮，元（原）悲壮，太悲壮，万古悲壮。
悲壮的极致是恸哭。我的内心现在就在恸哭。这是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式的恸哭。这位建安作家兼思想家倜傥不羁，嗜酒放荡。或闭门著书，累月不出；或登山玩水，竟日忘归。每至途穷，辄恸哭而返。
我是阮籍式的恸哭，带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性质。
北大最后两三年，我也经常体验、经历过这种性质的恸哭。——它标志着我走向成熟。根本惆怅的恸哭是成熟的符号。
后来的事实，也就是你对我的或冷或热、若即若离、猫逗老鼠般的态度，证明了我今日的结论是对的：外力总是不可靠的！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3)
爱情要依靠爱情本身的力量才能取胜，得到真正的幸福。爱情以外的力量（包括猫构造的那个句子）都无济于事。
从１９５７到１９６０年我一直恨你，恨你撩拨起我心中一团爱火，又不完全倒向我。 上星期六傍晚我约你出来散步，被你“哎呀，我没有空”而婉言谢绝；这个星期六你又满口答应同我出来，共度周末。我好像是一只半死不活的老鼠，你则是一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
猫。老鼠被猫任意捉弄、摆布。老鼠是死是活，全由猫决定，全掌握在猫手中。——这就是四年来你我之间的基本关系。
今年我３９岁，回过头去审视那一切，才能完全看清我当年１９岁犯下的心理错误：我迫切需要把你、我之间的恋爱关系用明确的语言确定下来，甚至要听到你亲口对我许诺：“赵鑫珊，我爱你，等我们一毕业，我便嫁给你！”
我追求确定、明朗和一言为定。——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在恋爱问题上的幼稚。这也是一个１９岁的男孩初恋时最容易犯下的大错误。其实性（Ｓｅｘ）心理学表明，初恋的魅力百分之九十九在于它的朦胧和不确定性，在于它的戏剧性和曲折。一句话，在于过程本身，而不在于结果。至少结局如何是次要的。我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太看重结局，轻视过程。
你是对的。你强调、品味、咀嚼恋爱过程本身，把结果放到次要又次要的位置。当年的你是拿得起放得下。我则不。我就是怎么也放不下，一心想有个结局。
我曾多次为你的婉言谢绝而死去活来过。
其实，１９岁的我也不值得你去恋。爱是崇拜的代名词。你崇拜我？我身上有哪一样值得你崇拜？当年我只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我凭什么让你来崇拜我？
今天，１９７７年３９岁的我，仍然为我当年１９岁的平庸和无知而脸红！自那以后，２０个叶绿叶黄过去了。这２０年是我日夜补课、赶路、猛醒和奋起直追的２０年。
鑫珊，１９７７年春于
北京魏公树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
三、 痛苦的折磨是人生第一位好老师
露露，我过去的爱：
我说过，当时我的痛苦就在于比方这个周末你答应同我在一起，到了下个周末你又断然拒绝我的邀请。
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在你拒绝我后，我只好一个人在未名湖一带闲逛。我特别喜欢湖畔小坡上林中有座凉亭，亭内有口大钟，只是我从没有听到过钟声，这是燕园的一大遗憾，也是湖光塔影的一个欠缺。
突然，我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你的身影和一个高个子在一起，并向我这边走来。我急忙躲在树后，终于看出那位高个便是化学系四年级的排球校队队员，山东济南人。当时我的心便在滴血。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心滴血。
是的，这是心内在出血。
在我１９岁的偶然生命中，我还从未这样痛苦过。我的日子一向过得很平淡、平静，也很平庸。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东西。１９４６年我的弟弟因脑炎夭折，我母亲伤心欲绝，让我第一次尝到了生命的痛苦。但比起你给我的痛苦折磨，恐怕要差一个数量级。当然两者性质并不相同。
后来我才明白，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心的折磨是件好事，是第一个严厉的老师。痛苦使我猛醒，挣脱平庸，驱散浑浑噩噩，并开始追问：我是谁？我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是什么？
我开始了我一生中被痛苦折磨和困扰的时期。而痛苦的困扰和折磨则是东西方文明中每一种哲学的源头。
哲学起源于生命的痛苦和对人生世界结构的惊讶。
没有你——我生平第一个恋人——给我及时制造的内心大痛苦和大折磨，我可能还会沿着原先的平庸轨道走许多年。
是的，你给了我第一回失恋的痛苦，使我的最初一团男性荷尔蒙攻击能量遭受到第一回挫折。所以２０年后的今天，我才连续发出一组感谢信，特意向你道谢。谢谢你给了我人生第一杯苦酒，让我猛醒，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运行轨迹。
这杯苦酒来得非常及时。若是推迟三年或五年来到，比如我要等到２５岁才初恋失败，那效果就远不如发生在１９岁。因为生命（包括精神成长之路）是有阶段性的。比如水稻、玉米和小麦的灌溉都有时间、有严格阶段性。如果在需要灌溉这个植物生理阶段遭遇严重旱灾，错过了灌溉机会，这些作物减产便是定局。晚半个月灌溉、追补，是无济于事的。
同样道理，１９岁前后是一个男孩形成世界观的决定性年龄。若把它推迟到２５岁来形成，那就为时晚矣！因为精神结构的骨架业已固定、硬了，很难再拓展开来。 初恋失败的打击不论对谁（尤其对男人）都是件大好事。它会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催人早日成熟，一天等于２０年。今天我才懂得，我宁愿初恋惨败，不愿马到成功。初恋的胜利充其量只能廉价地、粗制滥造出一个浅薄的抒情诗人；初恋的惨败，倒在血泊中，则有可能会营造出一个深沉的有为者或坚定的杰出人物。牛虻便是。１９５９年我仔细读了英文版的《牛虻》，使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你知道，琼玛打了亚瑟一记重重的耳光，加上神父又出卖了他，在这双重的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他才决心漂泊到南美，后来再回到意大利，成了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斗士。他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人——牛虻，不再是单纯的亚瑟。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4)
牛虻开始为意大利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解放，奋不顾身地斗争。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大目标置换了、代替了琼玛。这是爱的目标大位移。《牛虻》这部小说给了我深刻印象。开始（１９５７年）我读的是译文，１９５９年我买到了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我忘不了小说结尾处牛虻写给琼玛（Ｊｉｍ）的一封绝命信：“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Ｉ ａｍ ｔｏ ｂｅ ｓｈｏｔ ａｔｓｕｎｒｉｓ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读到这里，我的双眼潮湿了。
自从你给我造成了感情上的创伤之后，我对万事万物（尤其是文学艺术作品，其中包括音乐和绘画）变得非常敏感，比原先要敏感十倍。
牛虻在信中提到他和琼玛在孩提时候学会的一首童谣：
“Ｔｈｅｎ ａｍ Ｉ
Ａ ｈａｐｐｙ ｆｌｙ．
Ｉｆ Ｉ ｌｉｖｅ
Ｏｒ ｉｆ Ｉ ｄｉｅ．”
“我是
一只快乐的苍蝇
不管我是活着
还是我死去。”
这首童谣也深深打动我。
自从我们相识之后，我变得多愁善感了。即使站在一棵垂柳面前，我好像也能同它进行一段长长的对话。
１９５７年５月，我开始在圆明园一带寻找“勿忘我”。找到了，我就把它随手夹在书里。我喜欢它的紫颜色。开始我不认识“勿忘我”，是德国老师赵太太指给我看的。关于“勿忘我”这种野花名称的来历也是她告诉我的：中世纪的欧洲有位骑士和恋人同骑在一匹马上。那女子突然看见在海边不远的悬崖处有一朵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风中摇曳。她说她很想要这朵花。骑士连忙下马去采摘。不小心，掉入海中。
在淹死前，他高举起握着小花的右手，大声对他说：
“Ｆｏｒｇｅｔｍｅｎｏｔ！”（别忘记我）
这个爱情故事非常动人。许多年，赵太太告诉我许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从她那里，我远不止是学到了基础德语。她来自柏林。她不容易，远离祖国，同丈夫来到中国。
失恋的痛苦营造了我渐渐走向内心“世界痛苦”或叫“对世界的太息”；造就了我对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极度敏感和共鸣，最后是为这结构而惊讶不已。
可以说，正是因为我当年没有得到你，我才渐渐得到了一个世界观。——这是上帝在搞平衡：
神在这里关上一扇门，却在那里打开一扇窗。
是的，在校６年，我的最重要导师不是名教授，而是失恋的大苦闷和反右运动给我造成的压抑。后来我才懂得，这苦闷同压抑相加，对我的成熟是件大好事。所以古人说：“天将与之，必先苦之。”这里又是平衡，对称即平衡。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６月
四、 暮鸦是失恋人的鸟雀
露露：
你是否知道，在北大有好几年，我害怕周末黄昏或暮色苍茫时分。
这是一种心理病，也是一种哲学病，却是一种有益于形成世界观的病。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世界痛苦”。
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
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
从李白这些诗句中透露出来的情绪，正是我所说的“世界痛苦”。
先前我同这些诗句根本就不会发生共鸣，受到来自你的打击和创伤后，我开始起共鸣了。——你看，你还是我的中国古诗词的辅导老师。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去识读、感受古诗。
我的“世界痛苦”（这是个德文术语，非常深刻，很有用：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起源于１９５７年晚秋和初冬，起源于你对我的拒绝和反右运动后对我的处理或政治结论。
你看，你对我的拒绝给我留下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后来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从这双重打击中找到源头，恰如西方文明（数学、物理学、医学、哲学、建筑和民主政体……）的一切都可以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找到它们的发祥和渊源。
在阅读外文版的传记时，我常看到这样一章的标题：
“拿破仑与女人”，“歌德与女人”，“贝多芬与女人”……
我确信，许多男人的一生发展轨迹或多或少都同女人（一个或几个）有着这样或那样紧密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比如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及其音乐创作的影响。
他和梅克夫人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通信中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两人的所感所思常常是相通的，有时梅克夫人好像也在参与柴氏的创作。正如柴氏在信中所说：
“……我的音乐竟进入了你的心坎里，而你也经历到了我作曲的时候充满着的感情了！”
这样，柴氏把它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
梅克夫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且懂音乐的贵妇人，尤其理解柴氏的作品：“在你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和我的悲哀。”（梅克夫人致柴氏）
我们中国人总是避而不谈性，不谈女人，恰如我们没有裸体雕塑这类艺术创作。在一部中国文学史或绘画史中，你几乎看不到“李白与女人”、“杜牧与女人”以及“曹雪芹与女人”这样一类一针见血的醒目标题。即使谈到女人，也是一笔带过。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真相被掩盖了。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5)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三十未立、四十尚惑的普通男人，女人对我的一生道路和走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得我们当年都在大饭厅用膳。你的桌子在中央位置，我在紧靠西头的四方桌。吃晚饭的时候，我老是心不在焉，望着你处。我吃饭的速度随你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只要你一吃完，我也吃完。几乎是同步。当然，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一级机密，不能让同学觉察出来。
在窗口下的一长排洗碗处我用颤抖的声音对你说（出自真正恋爱的声音在本质上都是颤栗的）：
“晚上７点我在湖边钟亭等你。”
“不，我有事，我要进城去。”
紧接着，天便轰隆一声塌了下来，暗了下来！一个可怕的孤独黄昏正在向我渐渐合围、围剿、追杀。——这也是北大给我的一份馈赠。世上还有这样的礼物：馈赠以“惧怕暮色苍茫”。
当时我的处境有点像是荒原上的一只受伤野兔，夜幕如同十几个追杀围剿我的老猎手。
人的惧怕有三层涵义：
第一，原始人怕黑夜降临，因为黑夜意味着有毒蛇猛兽或妖魔鬼怪以及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敌对力量要陷害自己，人的身心很不安全；
第二，有人怕抬头仰望星空。因为星空意味着无限。人是一个小小的有限。人很害怕直面无限。
第三，怕在周末黄昏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有好几年，“惧怕周末黄昏”为我营造了一种心理氛围，迫使我坚决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同科学、艺术、哲学发生共鸣，走向对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当然它已经百分之百地摆脱了你的阴影或色彩。不过毕竟你是原点，我是从你那里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
尽管我没有读过哲学系，没有听过冯友兰先生的课，但我有几位最杰出的哲学导师。“鸦噪暮云送夕阳”的情景便是其一。因为这种情景能叫我“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能叫我想起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自有此宇，便必然有宙。——这样的哲学导师在北大、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是找不到的！
从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在哲学大教室，不在大学的哲学系，而在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中。因为真正的哲学是诗，是“敬天爱人”。
获得这种认识是我在北大６年的最大收获。
６年来，我只做了这一件事，而它的原点之一正是来自你对我的拒绝。
所以黄昏暮鸦在林间小泊，数点苍茫里，我看它们是失恋人的鸟雀，是“世界哲学”的符号，正如黑格尔把黄昏猫头鹰的飞翔看成是哲学沉思的象征。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晚秋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1) 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从心坎里鄙视这场阴谋和下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引蛇出洞”，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大伤害，而是我们民族，千万个家庭在流血。过些年，我一定写本政治哲学书，追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政治理应是科学，不是权术。好的政治同数学物理方程式都是永恒的。
这场风暴发生在距今４６年前。当时我１９岁，读大二。
幸好，当年我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否则我就是右派无疑。其实我已经到了右派边缘，在团内受到的处分是：劝告退团。我的政治结论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捍卫党。思想右倾，有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１米７０，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题目叫“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４６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１９９５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交谈。
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
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英雄美人情结”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１９６０年分配到广西。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
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１８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秋后算账”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马寅初校长捐５００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个多星期，在这场大风大浪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引蛇出洞”。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2)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有位中央首长在大饭厅作反击动员报告，非常保密，窗子紧关。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２０人）有３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Ａ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
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Ａ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右派”。
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 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５００。
２． 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３． 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２０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５００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
１． 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
２． 送校外（比如斋堂）劳改两年，保留学籍。
事实上我也看到两年后有右派回校再跟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
３． 一般右派跟班学习。不过他们很孤立，一般同学很怕同他们接触。怕扣上一顶帽子：同情右派，立场不稳。一般右派学生寒暑假可以回家，但要向当地居委会报到，目的是接受所在地的居民群众监督，不许乱说乱动。
那是一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火药味特别浓的时代。不过当年批判右派的时候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和“喷气式”，基本上是文斗。
９年后即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则是一场比反右猛烈十倍，涉及面大十倍、疯狂十倍的非理性政治运动。
这两场运动我都经历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的冲击更大。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把漏网右派分子赵鑫珊揪出来示众！”（地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后我接到北大给我的平反通知，我的问题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查阅任何史科，仅凭自己的记忆，免不了有偏差。特此声明）
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五个方面作些回顾：
一、 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１９５８年我们班级去怀柔县秋收，主要是白薯和大白菜。那里有两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 山区的自然景色十分悲壮，尤其是落日薄暮时分。这有助于我后来形成我的“荒野之美”原理。
这样的下乡对于我的成长或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很艰苦。从书本上是很难得到这些宝贵感受和经历的。
２． 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反右后的北大(2)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二、 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Ｌ．Ｌ．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Ｌ．Ｌ．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反右后的北大(3)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Ｍｙ Ｍｉｎｄ ｔｏ Ｍｅ 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牛虻开始为意大利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解放，奋不顾身地斗争。正是这个崇高的政治大目标置换了、代替了琼玛。这是爱的目标大位移。《牛虻》这部小说给了我深刻印象。开始（１９５７年）我读的是译文，１９５９年我买到了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我忘不了小说结尾处牛虻写给琼玛（Ｊｉｍ）的一封绝命信：“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Ｉ ａｍ ｔｏ ｂｅ ｓｈｏｔ ａｔｓｕｎｒｉｓ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读到这里，我的双眼潮湿了。
自从你给我造成了感情上的创伤之后，我对万事万物（尤其是文学艺术作品，其中包括音乐和绘画）变得非常敏感，比原先要敏感十倍。
牛虻在信中提到他和琼玛在孩提时候学会的一首童谣：
“Ｔｈｅｎ ａｍ Ｉ
Ａ ｈａｐｐｙ ｆｌｙ．
Ｉｆ Ｉ ｌｉｖｅ
Ｏｒ ｉｆ Ｉ ｄｉｅ．”
“我是
一只快乐的苍蝇
不管我是活着
还是我死去。”
这首童谣也深深打动我。
自从我们相识之后，我变得多愁善感了。即使站在一棵垂柳面前，我好像也能同它进行一段长长的对话。
１９５７年５月，我开始在圆明园一带寻找“勿忘我”。找到了，我就把它随手夹在书里。我喜欢它的紫颜色。开始我不认识“勿忘我”，是德国老师赵太太指给我看的。关于“勿忘我”这种野花名称的来历也是她告诉我的：中世纪的欧洲有位骑士和恋人同骑在一匹马上。那女子突然看见在海边不远的悬崖处有一朵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风中摇曳。她说她很想要这朵花。骑士连忙下马去采摘。不小心，掉入海中。
在淹死前，他高举起握着小花的右手，大声对他说：
“Ｆｏｒｇｅｔｍｅｎｏｔ！”（别忘记我）
这个爱情故事非常动人。许多年，赵太太告诉我许多类似这样的故事。从她那里，我远不止是学到了基础德语。她来自柏林。她不容易，远离祖国，同丈夫来到中国。
失恋的痛苦营造了我渐渐走向内心“世界痛苦”或叫“对世界的太息”；造就了我对天地人神四重结构的极度敏感和共鸣，最后是为这结构而惊讶不已。
可以说，正是因为我当年没有得到你，我才渐渐得到了一个世界观。——这是上帝在搞平衡：
神在这里关上一扇门，却在那里打开一扇窗。
是的，在校６年，我的最重要导师不是名教授，而是失恋的大苦闷和反右运动给我造成的压抑。后来我才懂得，这苦闷同压抑相加，对我的成熟是件大好事。所以古人说：“天将与之，必先苦之。”这里又是平衡，对称即平衡。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６月
四、 暮鸦是失恋人的鸟雀
露露：
你是否知道，在北大有好几年，我害怕周末黄昏或暮色苍茫时分。
这是一种心理病，也是一种哲学病，却是一种有益于形成世界观的病。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世界痛苦”。
登高望山海，满目悲古昔。
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
从李白这些诗句中透露出来的情绪，正是我所说的“世界痛苦”。
先前我同这些诗句根本就不会发生共鸣，受到来自你的打击和创伤后，我开始起共鸣了。——你看，你还是我的中国古诗词的辅导老师。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去识读、感受古诗。
我的“世界痛苦”（这是个德文术语，非常深刻，很有用：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起源于１９５７年晚秋和初冬，起源于你对我的拒绝和反右运动后对我的处理或政治结论。
你看，你对我的拒绝给我留下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后来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从这双重打击中找到源头，恰如西方文明（数学、物理学、医学、哲学、建筑和民主政体……）的一切都可以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找到它们的发祥和渊源。
在阅读外文版的传记时，我常看到这样一章的标题：
“拿破仑与女人”，“歌德与女人”，“贝多芬与女人”……
我确信，许多男人的一生发展轨迹或多或少都同女人（一个或几个）有着这样或那样紧密的关系，甚至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比如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及其音乐创作的影响。
他和梅克夫人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通信中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两人的所感所思常常是相通的，有时梅克夫人好像也在参与柴氏的创作。正如柴氏在信中所说：
“……我的音乐竟进入了你的心坎里，而你也经历到了我作曲的时候充满着的感情了！”
这样，柴氏把它称之为“我们的交响曲”。
梅克夫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且懂音乐的贵妇人，尤其理解柴氏的作品：“在你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和我的悲哀。”（梅克夫人致柴氏）
我们中国人总是避而不谈性，不谈女人，恰如我们没有裸体雕塑这类艺术创作。在一部中国文学史或绘画史中，你几乎看不到“李白与女人”、“杜牧与女人”以及“曹雪芹与女人”这样一类一针见血的醒目标题。即使谈到女人，也是一笔带过。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真相被掩盖了。
“给我一场风暴，如果那是恋爱”(5)
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三十未立、四十尚惑的普通男人，女人对我的一生道路和走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记得我们当年都在大饭厅用膳。你的桌子在中央位置，我在紧靠西头的四方桌。吃晚饭的时候，我老是心不在焉，望着你处。我吃饭的速度随你的速度变化而变化。只要你一吃完，我也吃完。几乎是同步。当然，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一级机密，不能让同学觉察出来。
在窗口下的一长排洗碗处我用颤抖的声音对你说（出自真正恋爱的声音在本质上都是颤栗的）：
“晚上７点我在湖边钟亭等你。”
“不，我有事，我要进城去。”
紧接着，天便轰隆一声塌了下来，暗了下来！一个可怕的孤独黄昏正在向我渐渐合围、围剿、追杀。——这也是北大给我的一份馈赠。世上还有这样的礼物：馈赠以“惧怕暮色苍茫”。
当时我的处境有点像是荒原上的一只受伤野兔，夜幕如同十几个追杀围剿我的老猎手。
人的惧怕有三层涵义：
第一，原始人怕黑夜降临，因为黑夜意味着有毒蛇猛兽或妖魔鬼怪以及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敌对力量要陷害自己，人的身心很不安全；
第二，有人怕抬头仰望星空。因为星空意味着无限。人是一个小小的有限。人很害怕直面无限。
第三，怕在周末黄昏追问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有好几年，“惧怕周末黄昏”为我营造了一种心理氛围，迫使我坚决退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同科学、艺术、哲学发生共鸣，走向对生的沉思和死的默念。当然它已经百分之百地摆脱了你的阴影或色彩。不过毕竟你是原点，我是从你那里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
尽管我没有读过哲学系，没有听过冯友兰先生的课，但我有几位最杰出的哲学导师。“鸦噪暮云送夕阳”的情景便是其一。因为这种情景能叫我“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能叫我想起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而自有此宇，便必然有宙。——这样的哲学导师在北大、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是找不到的！
从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认为真正的哲学不在哲学大教室，不在大学的哲学系，而在天地人神的四重结构中。因为真正的哲学是诗，是“敬天爱人”。
获得这种认识是我在北大６年的最大收获。
６年来，我只做了这一件事，而它的原点之一正是来自你对我的拒绝。
所以黄昏暮鸦在林间小泊，数点苍茫里，我看它们是失恋人的鸟雀，是“世界哲学”的符号，正如黑格尔把黄昏猫头鹰的飞翔看成是哲学沉思的象征。
鑫珊，于１９７７年晚秋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1) 即便是今天，我也是从心坎里鄙视这场阴谋和下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引蛇出洞”，不是我个人受到了什么大伤害，而是我们民族，千万个家庭在流血。过些年，我一定写本政治哲学书，追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政治理应是科学，不是权术。好的政治同数学物理方程式都是永恒的。
这场风暴发生在距今４６年前。当时我１９岁，读大二。
幸好，当年我并没有形成一整套世界观，否则我就是右派无疑。其实我已经到了右派边缘，在团内受到的处分是：劝告退团。我的政治结论是：在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捍卫党。思想右倾，有右派言论。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北大，全校师生都出来欢迎。这件事给了我很深印象。因为苏联电影《保卫察里津》里出现过伏罗希洛夫的艺术形象。这回他从我身边走过，墩实、健壮，身高不过１米７０，让我有些失望。
记得就在他访问北大的前后，北大出现了大鸣大放的“民主墙”。中文系有同学写了一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题目叫“是时候了！”
很有鼓动性，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４６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这首诗和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东墙的位置。我仔细读了两遍，深受鼓舞。
这首诗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一大片大旱季节的草原。每天都有上百张向党提意见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小饭厅的墙上，非常热烈，壮观，激动人心。
根据记忆，大字报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或叫个人集权制。个人崇拜（或叫个人迷信）是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潮；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如一言堂；外行领导内外问题；肃反扩大化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对苏联专家提意见；教育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关于自由……
涉及范围很广，大大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接触了中国的现实。有许多事物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原来如此！”“哦，还有这么一回事！”
人民大学林希玲（后来被划为极右，投进监狱）来北大发表讲演，她站在方凳子上，激昂慷慨，听众有好几百，里三层外三层，我也在其中。当她讲到“科学、民主、自由”这些字眼，听众便鼓掌。我也跟着热烈一番，尽管我并不懂得讲演的全部内容。
据说，林女士已定居法国。１９９５年左右，她来上海，在一次聚餐会上，我还见到她，但没有同她交谈。
物理系毕业班谭天荣的大字报和讲演尤为震动。他大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旁征博引，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他站在小方凳子上，滔滔不绝地演说，在我的眼里，他便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形象伟岸、高大。
后来他划为极右。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听说他成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记得对谭天荣的处理方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说不开除他的学籍，留校，作为反面教材。
是年秋天，反右结束，我还看到他在校园内扫落叶，那是他劳改的开始。不久他便从北大消失了，据说是送到外地去劳改，吃尽了苦头。
谭天荣的讲演吸引了许多同学。我们系的法文专业同学陆丙安便是一个。她是北大广播站的播音员。她崇拜谭天荣的才华和勇气。他的大字报正是通过她播了出去，扩大了影响。陆丙安为他买好饭，做他的后勤。——心理学上这就是“英雄美人情结”。
陆和我一个年级，不同专业。她身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很重。她有“英雄美人情结”是必然的。于是她成了一般右派。１９６０年分配到广西。１９７８年平反后去了巴黎，同熊秉明结了婚。几年前我们见过面。现在陆丙安仍然在巴黎定居。
当年写大字报的学生有的签上自己的名，有的只签上自己的学号。我在两张大字报上留下了自己的学号。（别人写的，我表示同意该大字报的观点）
第一张：要有言论自由；
第二张：在大图书馆，放着１８世纪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半身雕像，必须搬出，换上中国伟人的铜像。（后来这张大字报定性为反苏言论）
整整一个星期北大校园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的确是大鸣大放的自由局面，随便你写，谁也不出来干涉，阻挠。校党委，各系的党总支，支部，都保持沉默，给人瘫痪的假象。
有人在大字报前拍照或把签上的学号记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为“秋后算账”作准备。
中文系好几位同学（后来都划为极右派）创办《五四广场》杂志，呼吁赞助。马寅初校长捐５００元。有些名教授也纷纷解囊。该刊物的寿命极短，只出了两三期。定性为反动刊物。
西语系有人组织师生准备到清华去煽风点火。后来因故作罢。但事后组织者、发起人被划分为极右派。
同学回到宿舍，便是大辩论。大致上分左、中、右三派。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偏右。我总是附和别人的主张。
一个多星期，在这场大风大浪的政治运动中，每个人（包括党员）都作了充分的表演。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一场预谋，是在“引蛇出洞”。
我所经历的1957年政风暴(2)
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告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开始。有位中央首长在大饭厅作反击动员报告，非常保密，窗子紧关。
一夜之间，大字报全部被清除。各系各班级都在恐慌，大家都预感到了有场政治风暴来临。这就是按周密计划抓大小右派。按比例，我们班级（共２０人）有３名右派分子。据说，有个班Ａ同学并没有写大字报，言论也没有，但支部认为他有问题。于是星期天组织全班
同学去颐和园游泳，三名支委留在学生宿舍，对Ａ同学的箱子进行搜查，从中翻出日记本，断章取义，摘出几段攻击党的农村政策的言论，作为划成右派的依据。
当时全校各个班级都在组织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前几天还是自己的同窗，今天却要撕破脸，进行面对面的批判。人人都要起来同右派划清界限，保卫党。否则，就是丧失立场，右倾，甚至成为“右派”。
英语专业有位泰国归国华侨学生（女）因过度恐惧，心理压力太大，在宿舍自杀。（其实她没有任何问题）
北大反右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 全校师生约一万多名，右派总人数约５００。
２． 听说马列主义教研室几乎全军覆没。
３． 理科右派质量比文科高，说明理科学生比文科有头脑。
反右刚结束，有一天我走进大饭厅吃中饭，在大门口我看见约有２０多位同学排成队，站在那里，低着头（有的不低头）。听别人说，这是某系右派在示众。这情景令我不寒而粟！我意识到划上了右派，竟是敌人的下场！问题严重了。
据我所知，对北大５００多名右派作了如下几种处理：
１． 投进监狱（极少数，估计同肃反问题有牵连）；
２． 送校外（比如斋堂）劳改两年，保留学籍。
事实上我也看到两年后有右派回校再跟班学习，直到毕业分配。
３． 一般右派跟班学习。不过他们很孤立，一般同学很怕同他们接触。怕扣上一顶帽子：同情右派，立场不稳。一般右派学生寒暑假可以回家，但要向当地居委会报到，目的是接受所在地的居民群众监督，不许乱说乱动。
那是一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火药味特别浓的时代。不过当年批判右派的时候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和“喷气式”，基本上是文斗。
９年后即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则是一场比反右猛烈十倍，涉及面大十倍、疯狂十倍的非理性政治运动。
这两场运动我都经历过，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的冲击更大。记得有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把漏网右派分子赵鑫珊揪出来示众！”（地点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后我接到北大给我的平反通知，我的问题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查阅任何史科，仅凭自己的记忆，免不了有偏差。特此声明）
反右后的北大(1)
反右前后的北大仿佛是两个北大，尽管头顶的天还是同一个天，脚下的地还是同一片地。
之前还有民主、自由、活泼的气氛，是相对平稳、讲理性的时期。之后便是对人性、人权和文明的蹂躏或摧残。
记得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尊重。据说在一些大饭店有几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那是专门供有证的高级知识分子就餐的地方。（这种做法估计是向苏联学来的）
很遗憾，这种讲理性的日子很短暂。黑格尔说过：“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理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１９５６年的政治秩序和总路线，一直延续到今天，中间没有热昏的反右，没有“三面红旗”，没有“十年文革”，今天的中国会是多么强大和繁荣啊！“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的时间就不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而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或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反右后北大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都不敢说心里话。这是全国知识界“惊弓之鸟”状况的一种反映。当时知识分子顾虑重重，不敢说话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怎样才算不离开呢？）
于是天下只有一种声音。全来自一个人。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吗？
当时整个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日子很不好过。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每个系每个班级都展开了讨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属于剥削阶级？”
这个政治标准或命题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今天来看，对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作这样的总体估计和划分是错误的。这是知识分子日子不好过的总根源。其实党内不少人并不同意这一评估。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和李富春便是和风细雨派。（他们都是留法学生）这个温和派代表的是理性。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理性的产物。１９６２年春，国家科委、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分别召开会议（合称“广州会议”——在当时此次会议精神是很鼓舞知识分子的）。周总理、陈毅元帅在两个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１９６２年９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６２元。反右后，工资降为５６元。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五个方面作些回顾：
一、 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１９５８年我们班级去怀柔县秋收，主要是白薯和大白菜。那里有两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 山区的自然景色十分悲壮，尤其是落日薄暮时分。这有助于我后来形成我的“荒野之美”原理。
这样的下乡对于我的成长或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很艰苦。从书本上是很难得到这些宝贵感受和经历的。
２． 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６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７点到９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１９９３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９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反右后的北大(2)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二、 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
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世界哲学”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又说：“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
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１９５８年５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Ｌ．Ｌ．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Ｌ．Ｌ．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说这话时，Ｌ．Ｌ．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禅定”的新解释：“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定”。
这样对“禅定”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１９５８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２０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１９５８年是全国卫生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世界哲学”，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
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１９５８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３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向党交心运动”。
我也被迫“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反右后的北大(3)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吾心于我即一王国。”（Ｍｙ Ｍｉｎｄ ｔｏ Ｍｅ 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ｓ）
王安石有言：“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６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三、 插红旗，拔白旗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四、 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苦战两个多月便献出两千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项。
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高喊“乘风破浪，赶超英美”的口号。
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其精神虽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科学研究能搞“人海战术”吗？发动万名物理学家，大家一齐上，能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吗？
晚上１０点，我路过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实验室，还看到那里灯火通明，这给了我深刻印象。
至于文科，则刮起了三个月写出《中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的浮夸风。这无疑是受到农业亩产万斤浮夸风影响的缘故。
我们专业则选拔一些又红又专的学生去编写《德国文学史》和《德华大词典》。教授和学生混合编队，政治挂帅。全校召开过几次大会，一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走上台去表态，决心要在科研领域“放卫星”。每个系都有代表发言，狮子大开口，不说大话就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右倾。
那是一个宁左勿右、非理性的时代。
当年的“大跃进”煽动了中华大地的浮夸狂热。“捷报”、“放卫星”满天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报道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记录。当年的口号我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反右后的北大(4)
这些热昏的胡话自然会波及、席卷北大校园。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学改革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三个学期。我的抵触情绪特别大。当时我的看法是：胡来，无聊，穷折腾，民不聊生！
具体到西方语言系就是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或原则。
原先我们的教材内容几乎全是德国文学经典原著，由德国专家讲授。教改的结果是大刀阔斧砍掉这些经典，换上《北京周报》（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些社论全是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译成德文的，内容不外乎是捍卫“三面红旗”和防修反修的长篇大论。其语言是中国式的德语，读了会误人子弟。
４４年后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读到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第５５－５６页）
凡是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会赞同章含之的看法，成为一个“文学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五、 批判马寅初校长
在校期间，我一共见过马校长四五次。
当年外国元首经常访问北大，并在大礼堂发表演讲，马校长总是致欢迎词。有时周总理来校作报告，他也致欢迎词。开头第一句永远是：“兄弟我……”（这种格式的开场白在当年是罕见的。它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二三十年代）
马校长的浙江口音很重。身体矮胖。记得他的专车是苏联的“吉姆”（黑色），说明他是部长级待遇。
１８８２年马老生于浙江，留学美国，攻读矿冶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回国后在北大任经济学教授，开设的课程有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和交易理论。
反右后的北大(5)
１９２９年，他担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多所大学兼任教授。１９４０年他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讲课，题目是“抗战财政问题”。他说：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手中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当时的新闻媒体以“马寅初作狮子吼”为题，赞扬他一身凛然正义，不畏权贵，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孔祥熙为了拉拢他，想聘请他出任财政部长，被他拒绝。有一回蒋介石请他赴宴，他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
这就是马寅初的骨气。他软硬都不吃。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他被投进贵州集中营。
抗战胜利后，他依旧发表讲演，抨击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７年５月，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演说。他知道有特务想干掉他。站在台上他大声地说：“我知道今天会场里有特务，他们想要杀害我。现在你敢站出来！你敢向我开枪！开枪吧！朝我胸口开枪吧！我是不怕死的！我就是要讲话的。”
１９４９年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日子，马寅初选择了共产党。他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开国大典的日子，他站的位置在毛泽东的右后方。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云担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他刚到北京，暂住北京饭店。不久，政府选定东总布胡同３２号一座两层小楼为他的私宅。（当时这是“行政三级”的待遇）
１９５１年，经周总理建议，马寅初为北大校长。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院系，北大同燕京大学合并，校址由城里沙滩迁至燕京大学校址西郊海淀。为了不让马校长在北京东西两头路上奔波（１９５２年马老正好７０岁），学校将燕南园６３号安排给他作为寓所。
记得是１９５９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时间可能有出入）我经过小饭厅南墙，看到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题目很刺激，很醒目：“马寅初，你究竟是哪个马家？！”
不久我便知道批判马校长的《新人口论》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已经由学术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
在那个“一言堂”、独断专行的疯狂年代，有某个大人物突然被点名批判并不是新鲜事。彭德怀和后来的刘少奇不也是这样吗？周恩来不是经常写检讨吗？邓小平不是几起几落吗？
当时全校公开、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有好几次，并且专辟了一间供批判的展览室，把有关他的反动言论放在一间屋子，供学生起来批判，同他划清界限。
我曾多次走进批判室，当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批判的批判，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对人类文明及其前途，人口问题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这位深刻的思想家也是在这一年进入了我的视野。（在本书的有关章节，我要专门谈到马尔萨斯）
后来，在我的《人类文明的功过》和《人类文明之旅》（上下册）这两部著作中都着重论述了人口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公式：
世界人口总数×人的欲望膨胀＝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总压力
我翻了一下《文汇报》的合订本。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该报正式挂出“人口问题讨论”刊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该报驻京记者杨重野写的专访“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当时马寅初的头衔是显赫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问题专家和北大校长。接见杨重野的地点就在燕南园６３号他的私邸，时间为４月２５日。
一开口，马校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依然有效的命题：“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
２０００年当我独自一人重访燕南园６３号，久久站在它面前，这个命题就像贝多芬《英雄》和《命运》的一个主题回荡在我耳际：悲愤，深沉。因为历史证明，真理在马校长这边。
这叫错批一个人，多生３亿人。
１９５７年若把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而不是推迟到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即马老死后４个月）；又过了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才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如果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呢？如果今天我国人口是８亿呢？
以下是马寅初对记者杨重野所讲的一段话：
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饿殍遍野，乞丐满天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反右后的北大(6)
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５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同一天（即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５日）下午，马校长在距燕南园仅一墙之隔的大饭厅举行了一次有关“新人口论”的讲演。
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于课题特殊，引起了在场师生上千人的极大兴趣，会场十分活跃。我有幸也在其中。对于我，那是有关“人口问题”的“第一课”。后来，世界人口和马尔萨斯理论便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了我的“世界痛苦”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指我个人的痛苦，而是为世界而痛苦。
后来我还杜撰了“世界叹息”和“世界忧虑”这两个术语，即为世界命运而叹息、忧虑，不是某个私人性质的忧虑、叹息。
北大６年，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三个术语都是关键词。拿掉它们，我的世界观便严重残缺。
那天马校长的讲演之所以会深深触动我，有几点原因：
第一，他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人口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后来我们的政府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颇有成效）
马校长主张生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征来的税款作为奖金。这样，国家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第二，在大饭厅，马校长对听众说（当时我坐在靠东头的门口）：“近几年人口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５０年后中国就是２６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２６亿人口，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
这段话一说出，大饭厅一阵骚动。
马寅初虽是浙江人，但性格直率，是大炮式的粗汉子，不是什么春风杨柳。他说话有走火的地方，这段话使人发生误解，好像在为德、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找理由：人多了，国土小，所以才不得不向外扩张。
为日耳曼民族赢得土地，赢得足够的“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主题，也是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希特勒一再重复：“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东方即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还进一步露骨地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为“纳粹”——赵注）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即国土面积——赵注）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纳粹德国的宣传喉舌一直在叫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来自民主德国的、讲授德国文学史的专家伊夫兰特对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很感兴趣。他向我打听讲演的要点后，说：总体来说“新人口论”是对的，但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理由却站不住脚。人口太多不一定非得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战后德国的国土反而比战前减少了。德国人只好吞下这个苦果。只怪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歧途！
不久，马校长也发觉了自己出言不慎、有欠妥当之处。
据说，毛泽东曾对马校长说：不要再说那句话了！马校长接受了批评，后来再也没有说过那句会引起别人误解的话。
其实在北大发表讲演之前的３月，马寅初被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介绍过他的“新人口论”。会后，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这好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毛泽东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
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这时反右运动已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校长的“新人口论”。我仔细读过这篇文章。因为学生宿舍的走廊有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一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这是科学、理性的思维。如果这条健全的思路一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占上风，那么，马校长便不会被赶下台，今天的中国人口就不是１３亿，而只有８亿或１０亿）
反右后的北大(7)
健全的头脑只持续了几个月。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来个急转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
其实五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占上风：
“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５２和１９５３年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我们也提倡“英雄母亲”。就是说，谁生了五六个孩子就是“英雄母亲”，生得越多越好。这种思潮在二战后的苏联是对的。因为苏联人口总数因战争而锐减。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也在减少。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人口太少或太多都是灾难。太多是过犹不及。国家最高领导要听取人口学家的意见，掌握人口总数的“度”。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提倡“英雄母亲”是个灾难性错误。
１９５８年２月，马寅初和邵力子在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这时候，新人口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冲突，被碾得粉碎的一方，只能是马寅初。
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提出了有关人口的重要命题：“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估计是出自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这时候在他的头脑里正在酝酿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在工业生产和科技力量大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一个绝对优势：人力。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技术这一套，在这方面赶上一些国家。”又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如果有，那只能是神，不是人。很遗憾，许多年党内造了一个“神”，结果出现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时代，直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才基本结束。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有失算的时候。最伟大的战略家也不可能事事正确。把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经验完全照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来是危险的。人的知识结构要与时俱进。而毛泽东那时候似乎容不了同他抵触的意见。庐山会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才是马寅初悲剧的根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且后患无穷，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是北大６０周年校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突然撕破了脸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在北大校园，这仿佛是一次八级大地震，尽管当年政治运动不断，批判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把矛盾直接指向德高望重的马校长毕竟是件大事，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不安。许多人摸不准这场风暴究竟来自何处？是谁的指使？几乎每幢学生宿舍楼都在议论，但又不敢多说，怕自己的言论偏离社会主义。言多必失。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赞成计划生育是反动言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才是社会主义。
过了几天，全国不少报纸开始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成了急先锋，成了打手。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北大召开了纪念党的生日大会。比陈伯达职务还大、还要权威的康生在北大主持了批判马寅初的一次会议，说明批判已经升级。
康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当然这段话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不可能在场）
马寅初生性就是个从不在权势面前低头、投降的硬汉子。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新建设》（在当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后面还一并刊出了他的两个“附带说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马校长写道：
据去年７月２４日和１１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只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根据我的记忆，马校长的这个简短“附带说明”被人（不知是谁，这在当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小饭厅的南墙外，时间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冬天。这时我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许多同学都读了这张大字报，深为马校长的英雄气概和坚持真理的胆识而偷偷地敬佩和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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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份说明以及接触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我６年北大求学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
我永远忘不了马校长这段话：
“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这个“马”字出现在这里有多好、多悲壮、多英勇啊！——赵注），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
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我不止一次读了这段话，双眼有泪珠在夕阳底下闪烁。它说明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是刚走进西校门的那个赵鑫珊。我确信，千百个校友在这段话面前也像我一校，双眼已经被泪水弄模糊了。
如果有人无动于衷，他就不配做一个北大学子，不管他是读理科的，还是文科的。
当然左派分子也大有人在。今天他们该脸红，内疚！
没有两三天，马校长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了。不过它却永远铭记在我和许多校友的心中。我把它的作者看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我一直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而自豪。这个事件对我的成长是重要的。为此，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当时我正在读物理学史。伽利略在１６３２年发表了新著作《对话》。他赞成哥白尼的学说：地球绕太阳在运动，而不是相反的宗教宇宙观。
这种代表真理的世界观遭到教会的迫害，伽利略第二次受审。这位７０岁的老人被侮辱，当众跪在地上，要他放弃“地动说”这一异端邪说。
当他缓缓站起来，嘴里却在嘟嚷着：“可是它还在动呀！”（它指的是地球）这句喃喃的自言自语表达了他内心的深深信念。
年近８０岁的马寅初也作了信念的表白，时间一前一后，相隔３００多年，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捍卫的是自然科学真理，另一个捍卫的是社会科学真理。北大６年求学时期，我识读了三个汉字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才是北大精神，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第二，黑格尔说过：“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当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０）我读到这段论述，情不自禁地偷偷拍案叫绝，也是我了解马寅初校长的一把钥匙。
第三，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所有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到上述那些世界大事……”
可见，一个人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正面和负面事件，比如２００３年４、５月的非典便是负面大事）是一笔珍贵财富。有创造力的人会善于利用、消化这些事件，变成营养自己的绝好东西，使自己壮大起来。
在北大６年，反右，全校全国批判马寅初，都是重大事件，而且是负面大事件。亲身经历这些事件并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能将这些事件消化、碾碎、上升为一种世界哲学。这也是平庸的一生和有创造力的一生的分界线。
也是大约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我读到一本有关贝多芬的评传（英文版，借自北大图书馆）。作者说：“像一切有成就的天才人物那样，贝多芬也是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Ｌｉｋｅａ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ｅｎｉｕｓｅｓ，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对于我的成长，北大无疑是“有为之地”。因为反右、批判马寅初运动这些残酷的负面重大事件，北大都是风暴中心。反右及反右后的疯狂的岁月对于我的成长也是一段“逢有为之时”（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马校长的第二个“附带说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达衷心的感谢”，内容如下：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７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论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未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反右后的北大(9)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谢，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１９４９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马校长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位好朋友”是指周恩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
１９４０年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先后被关押、转移到江西、福建和广西等地，１９４２年被押回重庆，周恩来发动社会力量，竭力相救。马对周十分感激。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下台。有鉴于此，周总理为爱护马寅初，特约他来谈话，好言相劝他不要过于固执己见，主动检讨一下，过了这关。
马寅初十分明白这是总理的一片好心，但在痛苦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道路。
早在三十多年前，在纪念北大７９周年的时候，马寅初讲演过：“北大之精神”。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大激怒了政治流氓康生，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现在他挑战，应当迎战！”
“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要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他批倒批臭，调离北大！”
大概是１９５９年岁末，在北大临湖轩（校园最美丽的一座明、清时期风格的建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康生 到场，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尽管我没有在会场，我可以想见杀气腾腾的气氛。
据说，马校长一言不发，始终冷眼相对在场的大小疯狗们。最后主持人问马寅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其实，即便是马尔萨斯的马又怎么样？！我后来懂得推崇马尔萨斯，说明我开始成熟了。
因１９５９年批判马校长，我从书本上认识了这位１９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这是我北大６年的收获。我把马尔萨斯看成是我的智慧启蒙导师之一。书本上许多古今中外的伟人把我引上了“世界哲学”、探索“世界秩序”的康庄大道。马尔萨斯是其中一个。
临湖轩有组织、有计划围攻马校长的那次疯狗咬人的批判会刚结束，上百张大字报便贴在学生大小饭厅和马校长的住处——燕南园６３号。
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岁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我去过燕南园。本来，那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我熟悉那里的竹林。北风吹来，大字报和竹叶发出响声，我觉得特别悲壮。
在中国诗歌中，竹林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唐宋诗人，咏竹的诗句是很动人的。诗人歌颂竹子的刚直、姿态潇洒以脱俗的品格。
元朝揭奚斯的《雪竹初霁图》颇动我心，诗人好像是在歌颂马寅初的品格：“虚心与直节，惟有太阳知。”元朝马谦斋的《咏竹》尤其是得我心：“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
清朝郑燮的《竹石》更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才是马校长一生的写照！
我联想到这些诗句并不奇怪，因为１９５９年前后的三四年是我迷恋中国古诗词的日子。苦难是我的导师，否则我就不理解中国古诗词在说什么，尽管我识得其中的每一个汉字，但当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符号结构的时候，我就不懂它的涵义了。
１９６０年的元旦过后，也是一个干冷干冷的日子，估计有零下七八度，我又去燕南园一带散步。北大６年，散步，到处闲逛，漫游，成了我的重要功课之一。我在北大养成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路过６３号马校长的住宅门前，看见有搬运工人在忙，进进出出。
“往哪里搬？”我好奇地问。
“城里。”工人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退掉了燕南园６３号的住屋，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回到他在城中东总布胡同的家中。这年马寅初已是７８岁的老人。
后来我还在那一带散步，经过６３号，我会站在那个“人去楼空”的建筑符号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觉得那里弥漫着一种悲愤，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大的不幸还在后头，是不曾料到的。
他还参加全国政协的座谈会。有一次他勇敢地直言：“为了国家，为了学术，为了真理，我请求给右派分子一律摘帽。”
不过在极左年代，摘帽的右派分子还叫“摘帽右派”，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遇上政治运动，随时可以当活靶子，被揪斗，甚至被置于死地。
闲居东总布胡同的马寅初不免有种孤独和凄凉感。因为很少有朋友来登门拜访。陈毅是个例外。他说，他是受陈云的委托，专程来探望的。大约是１９６０年，对于新人口论，元帅兼诗人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也是在１９５８年春，学校又开展“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烧”，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插红旗，拔白旗”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名批判，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大白旗”，是跃进大路上的挡道者，要同他们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那是千百万人的尊严被扫地出门、完全丧失的岁月。
当时不仅有“大白旗”，学生中也有“小白旗”。每个班级都有。见白旗就要拔。我也是拔的对象。
１９５８年初冬，一日下午，我回到宿舍，看到有张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
“赵鑫珊，醒醒吧，不要再在白专道路上执迷不悟地走下去了！”
在当时，学生用功读书是有罪的。——这种情形，这种世界，不是病态是什么？
反右前，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有不少学生很细心，用布袋把捷克造的洋磁碗套进去作为一个附件挂在书包上，所以随着匆匆的步伐，便会发出一种响声，也是燕园一道风景。有的同学不仅在图书馆自己占了个位置，还替女友或男友占上一个座位。自从“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开展以来，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那日子可不好过。
学校里的学生不敢读书，怕批，这种现象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发展到十年文革，便成了这个荒谬透顶的命题：知识越多越反动。
“拔白旗”运动持续了一段时间，非常伤学生。记得大图书馆一个晚上只有三五个学生。这种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局面能说是正常吗？做学生的不敢念书，农民不敢种地，工人不敢开机器，这种社会不是病态是什么？
这是我最痛恨的极左思潮。少数学生顶住了压力，照样去图书馆。我是其中一个。今天我还为我当年的行为而自豪。
在这前后各个班级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关系大讨论，一个星期占用两三个晚上。一般有三种观点：先专后红，边专边红，先红后专。
这些观点，我从不往心里去，觉得这种讨论很无聊。我只管坚持走自己的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我用了“偷偷”这个副词）记得晚上我回到宿舍不敢把书拿在手里，只好把书暗藏在棉大衣里。看书居然成了偷偷摸摸的“地下工作”。
四、 大放卫星，刮浮夸风
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据说仅北京市一万多名科学工作者苦战两个多月便献出两千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６６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一千多项。
北大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高喊“乘风破浪，赶超英美”的口号。
这又是另一个极端。其精神虽然可嘉，但采取的方式方法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科学研究能搞“人海战术”吗？发动万名物理学家，大家一齐上，能提出量子论和相对论吗？
晚上１０点，我路过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实验室，还看到那里灯火通明，这给了我深刻印象。
至于文科，则刮起了三个月写出《中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的浮夸风。这无疑是受到农业亩产万斤浮夸风影响的缘故。
我们专业则选拔一些又红又专的学生去编写《德国文学史》和《德华大词典》。教授和学生混合编队，政治挂帅。全校召开过几次大会，一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走上台去表态，决心要在科研领域“放卫星”。每个系都有代表发言，狮子大开口，不说大话就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右倾。
那是一个宁左勿右、非理性的时代。
当年的“大跃进”煽动了中华大地的浮夸狂热。“捷报”、“放卫星”满天飞。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同年９月１２日《广西日报》报道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记录。当年的口号我还记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反右后的北大(4)
这些热昏的胡话自然会波及、席卷北大校园。
不久北大又掀起了教学改革运动。该运动持续了两三个学期。我的抵触情绪特别大。当时我的看法是：胡来，无聊，穷折腾，民不聊生！
具体到西方语言系就是贯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针或原则。
原先我们的教材内容几乎全是德国文学经典原著，由德国专家讲授。教改的结果是大刀阔斧砍掉这些经典，换上《北京周报》（德文版）政治性文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些社论全是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译成德文的，内容不外乎是捍卫“三面红旗”和防修反修的长篇大论。其语言是中国式的德语，读了会误人子弟。
４４年后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读到章含之的新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才恍然大悟，找到了根源。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１９６３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第５５－５６页）
凡是有点理性的人，大概都会赞同章含之的看法，成为一个“文学派”。
那年（即１９７０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１９６６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５４－５５页）
那是一个事事讲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１９５９年各系各年级又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体师生中开始揭发、批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满和错误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揭发对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晚上本来是自习、温习功课的时间，一声令下便要集中学习，不得缺席。我的抵触、不满情绪尽管非常大，但还是不敢表露出来，否则有开除学籍的危险，这是不用怀疑的。即便是我把自己的内心真实严严实实地掩盖了起来，但在情绪上还是露了馅，于是又成了靶子。
可以这样说，自１９５７年反右，我这个人一直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心灵上全身伤疤。我是从一个个伤疤渐渐走向“世界哲学”的。这也叫“事上磨炼”。精神上的苦难玉成了我的世界观。
五、 批判马寅初校长
在校期间，我一共见过马校长四五次。
当年外国元首经常访问北大，并在大礼堂发表演讲，马校长总是致欢迎词。有时周总理来校作报告，他也致欢迎词。开头第一句永远是：“兄弟我……”（这种格式的开场白在当年是罕见的。它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二三十年代）
马校长的浙江口音很重。身体矮胖。记得他的专车是苏联的“吉姆”（黑色），说明他是部长级待遇。
１８８２年马老生于浙江，留学美国，攻读矿冶学，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回国后在北大任经济学教授，开设的课程有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汇兑论和交易理论。
反右后的北大(5)
１９２９年，他担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多所大学兼任教授。１９４０年他在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讲课，题目是“抗战财政问题”。他说：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手中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当时的新闻媒体以“马寅初作狮子吼”为题，赞扬他一身凛然正义，不畏权贵，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孔祥熙为了拉拢他，想聘请他出任财政部长，被他拒绝。有一回蒋介石请他赴宴，他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
这就是马寅初的骨气。他软硬都不吃。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他被投进贵州集中营。
抗战胜利后，他依旧发表讲演，抨击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７年５月，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发表演说。他知道有特务想干掉他。站在台上他大声地说：“我知道今天会场里有特务，他们想要杀害我。现在你敢站出来！你敢向我开枪！开枪吧！朝我胸口开枪吧！我是不怕死的！我就是要讲话的。”
１９４９年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日子，马寅初选择了共产党。他从香港回到了北京。开国大典的日子，他站的位置在毛泽东的右后方。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云担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他刚到北京，暂住北京饭店。不久，政府选定东总布胡同３２号一座两层小楼为他的私宅。（当时这是“行政三级”的待遇）
１９５１年，经周总理建议，马寅初为北大校长。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院系，北大同燕京大学合并，校址由城里沙滩迁至燕京大学校址西郊海淀。为了不让马校长在北京东西两头路上奔波（１９５２年马老正好７０岁），学校将燕南园６３号安排给他作为寓所。
记得是１９５９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时间可能有出入）我经过小饭厅南墙，看到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题目很刺激，很醒目：“马寅初，你究竟是哪个马家？！”
不久我便知道批判马校长的《新人口论》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已经由学术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
在那个“一言堂”、独断专行的疯狂年代，有某个大人物突然被点名批判并不是新鲜事。彭德怀和后来的刘少奇不也是这样吗？周恩来不是经常写检讨吗？邓小平不是几起几落吗？
当时全校公开、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有好几次，并且专辟了一间供批判的展览室，把有关他的反动言论放在一间屋子，供学生起来批判，同他划清界限。
我曾多次走进批判室，当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批判的批判，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对人类文明及其前途，人口问题是多么重要！马尔萨斯这位深刻的思想家也是在这一年进入了我的视野。（在本书的有关章节，我要专门谈到马尔萨斯）
后来，在我的《人类文明的功过》和《人类文明之旅》（上下册）这两部著作中都着重论述了人口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公式：
世界人口总数×人的欲望膨胀＝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总压力
我翻了一下《文汇报》的合订本。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该报正式挂出“人口问题讨论”刊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该报驻京记者杨重野写的专访“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当时马寅初的头衔是显赫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问题专家和北大校长。接见杨重野的地点就在燕南园６３号他的私邸，时间为４月２５日。
一开口，马校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依然有效的命题：“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
２０００年当我独自一人重访燕南园６３号，久久站在它面前，这个命题就像贝多芬《英雄》和《命运》的一个主题回荡在我耳际：悲愤，深沉。因为历史证明，真理在马校长这边。
这叫错批一个人，多生３亿人。
１９５７年若把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而不是推迟到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即马老死后４个月）；又过了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才于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如果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呢？如果今天我国人口是８亿呢？
以下是马寅初对记者杨重野所讲的一段话：
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饿殍遍野，乞丐满天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反右后的北大(6)
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过去所以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５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同一天（即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５日）下午，马校长在距燕南园仅一墙之隔的大饭厅举行了一次有关“新人口论”的讲演。
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学术报告，由于课题特殊，引起了在场师生上千人的极大兴趣，会场十分活跃。我有幸也在其中。对于我，那是有关“人口问题”的“第一课”。后来，世界人口和马尔萨斯理论便成了我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成了我的“世界痛苦”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指我个人的痛苦，而是为世界而痛苦。
后来我还杜撰了“世界叹息”和“世界忧虑”这两个术语，即为世界命运而叹息、忧虑，不是某个私人性质的忧虑、叹息。
北大６年，在我形成世界观的时期，这三个术语都是关键词。拿掉它们，我的世界观便严重残缺。
那天马校长的讲演之所以会深深触动我，有几点原因：
第一，他不仅正确地提出了人口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并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后来我们的政府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颇有成效）
马校长主张生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要征重税。征来的税款作为奖金。这样，国家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第二，在大饭厅，马校长对听众说（当时我坐在靠东头的门口）：“近几年人口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三，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５０年后中国就是２６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在国际关系上，我们要和平共处，但是，如果是２６亿人口，请问如何和平共处？德国要空间，日本要地方，都是前车之鉴。”
这段话一说出，大饭厅一阵骚动。
马寅初虽是浙江人，但性格直率，是大炮式的粗汉子，不是什么春风杨柳。他说话有走火的地方，这段话使人发生误解，好像在为德、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找理由：人多了，国土小，所以才不得不向外扩张。
为日耳曼民族赢得土地，赢得足够的“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主题，也是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希特勒一再重复：“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东方即指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
希特勒还进一步露骨地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日的面包。”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简称为“纳粹”——赵注）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即国土面积——赵注）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纳粹德国的宣传喉舌一直在叫嚷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
来自民主德国的、讲授德国文学史的专家伊夫兰特对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很感兴趣。他向我打听讲演的要点后，说：总体来说“新人口论”是对的，但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理由却站不住脚。人口太多不一定非得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解决。战后德国的国土反而比战前减少了。德国人只好吞下这个苦果。只怪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引向了歧途！
不久，马校长也发觉了自己出言不慎、有欠妥当之处。
据说，毛泽东曾对马校长说：不要再说那句话了！马校长接受了批评，后来再也没有说过那句会引起别人误解的话。
其实在北大发表讲演之前的３月，马寅初被请进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介绍过他的“新人口论”。会后，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
这好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毛泽东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
１９５７年７月５日（这时反右运动已开始），《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马校长的“新人口论”。我仔细读过这篇文章。因为学生宿舍的走廊有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人口问题拿不定主意，摇摆不定。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一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这是科学、理性的思维。如果这条健全的思路一直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占上风，那么，马校长便不会被赶下台，今天的中国人口就不是１３亿，而只有８亿或１０亿）
反右后的北大(7)
健全的头脑只持续了几个月。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来个急转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
其实五十年代这种观点一直占上风：
“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
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５２和１９５３年为了全面向苏联学习，我们也提倡“英雄母亲”。就是说，谁生了五六个孩子就是“英雄母亲”，生得越多越好。这种思潮在二战后的苏联是对的。因为苏联人口总数因战争而锐减。今天的俄罗斯人口也在减少。对一个民族和国家，人口太少或太多都是灾难。太多是过犹不及。国家最高领导要听取人口学家的意见，掌握人口总数的“度”。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我们提倡“英雄母亲”是个灾难性错误。
１９５８年２月，马寅初和邵力子在人大五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这时候，新人口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冲突，被碾得粉碎的一方，只能是马寅初。
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提出了有关人口的重要命题：“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提出这个命题估计是出自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这时候在他的头脑里正在酝酿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在工业生产和科技力量大大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一个绝对优势：人力。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技术这一套，在这方面赶上一些国家。”又说：“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如果有，那只能是神，不是人。很遗憾，许多年党内造了一个“神”，结果出现了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时代，直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才基本结束。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有失算的时候。最伟大的战略家也不可能事事正确。把破坏一个旧世界的经验完全照搬到建设一个新世界来是危险的。人的知识结构要与时俱进。而毛泽东那时候似乎容不了同他抵触的意见。庐山会议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才是马寅初悲剧的根源。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且后患无穷，直到今天，还有明天。
１９５８年５月４日是北大６０周年校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突然撕破了脸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在北大校园，这仿佛是一次八级大地震，尽管当年政治运动不断，批判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把矛盾直接指向德高望重的马校长毕竟是件大事，引起了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不安。许多人摸不准这场风暴究竟来自何处？是谁的指使？几乎每幢学生宿舍楼都在议论，但又不敢多说，怕自己的言论偏离社会主义。言多必失。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意识到：赞成计划生育是反动言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才是社会主义。
过了几天，全国不少报纸开始批判马寅初。《光明日报》成了急先锋，成了打手。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北大召开了纪念党的生日大会。比陈伯达职务还大、还要权威的康生在北大主持了批判马寅初的一次会议，说明批判已经升级。
康生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呢？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当然这段话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不可能在场）
马寅初生性就是个从不在权势面前低头、投降的硬汉子。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新建设》（在当年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他的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后面还一并刊出了他的两个“附带说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马校长写道：
据去年７月２４日和１１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只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根据我的记忆，马校长的这个简短“附带说明”被人（不知是谁，这在当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小饭厅的南墙外，时间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冬天。这时我已经开始走向成熟了。许多同学都读了这张大字报，深为马校长的英雄气概和坚持真理的胆识而偷偷地敬佩和叹服。
反右后的北大(8)
读到这份说明以及接触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我６年北大求学时期的重大事件之一。
我永远忘不了马校长这段话：
“我虽年近８０，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这个“马”字出现在这里有多好、多悲壮、多英勇啊！——赵注），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
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我不止一次读了这段话，双眼有泪珠在夕阳底下闪烁。它说明我开始走向成熟，不再是刚走进西校门的那个赵鑫珊。我确信，千百个校友在这段话面前也像我一校，双眼已经被泪水弄模糊了。
如果有人无动于衷，他就不配做一个北大学子，不管他是读理科的，还是文科的。
当然左派分子也大有人在。今天他们该脸红，内疚！
没有两三天，马校长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了。不过它却永远铭记在我和许多校友的心中。我把它的作者看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我一直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而自豪。这个事件对我的成长是重要的。为此，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当时我正在读物理学史。伽利略在１６３２年发表了新著作《对话》。他赞成哥白尼的学说：地球绕太阳在运动，而不是相反的宗教宇宙观。
这种代表真理的世界观遭到教会的迫害，伽利略第二次受审。这位７０岁的老人被侮辱，当众跪在地上，要他放弃“地动说”这一异端邪说。
当他缓缓站起来，嘴里却在嘟嚷着：“可是它还在动呀！”（它指的是地球）这句喃喃的自言自语表达了他内心的深深信念。
年近８０岁的马寅初也作了信念的表白，时间一前一后，相隔３００多年，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捍卫的是自然科学真理，另一个捍卫的是社会科学真理。北大６年求学时期，我识读了三个汉字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真善美。追求真善美才是北大精神，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
第二，黑格尔说过：“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相互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
当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０）我读到这段论述，情不自禁地偷偷拍案叫绝，也是我了解马寅初校长的一把钥匙。
第三，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所有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到上述那些世界大事……”
可见，一个人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包括正面和负面事件，比如２００３年４、５月的非典便是负面大事）是一笔珍贵财富。有创造力的人会善于利用、消化这些事件，变成营养自己的绝好东西，使自己壮大起来。
在北大６年，反右，全校全国批判马寅初，都是重大事件，而且是负面大事件。亲身经历这些事件并不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能将这些事件消化、碾碎、上升为一种世界哲学。这也是平庸的一生和有创造力的一生的分界线。
也是大约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我读到一本有关贝多芬的评传（英文版，借自北大图书馆）。作者说：“像一切有成就的天才人物那样，贝多芬也是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Ｌｉｋｅａｌ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ｇｅｎｉｕｓｅｓ，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对于我的成长，北大无疑是“有为之地”。因为反右、批判马寅初运动这些残酷的负面重大事件，北大都是风暴中心。反右及反右后的疯狂的岁月对于我的成长也是一段“逢有为之时”（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马校长的第二个“附带说明”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达衷心的感谢”，内容如下：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７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论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未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反右后的北大(9)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谢，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１９４９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马校长在这里所说的“另一位好朋友”是指周恩来。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
１９４０年马寅初被蒋介石逮捕，先后被关押、转移到江西、福建和广西等地，１９４２年被押回重庆，周恩来发动社会力量，竭力相救。马对周十分感激。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下台。有鉴于此，周总理为爱护马寅初，特约他来谈话，好言相劝他不要过于固执己见，主动检讨一下，过了这关。
马寅初十分明白这是总理的一片好心，但在痛苦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道路。
早在三十多年前，在纪念北大７９周年的时候，马寅初讲演过：“北大之精神”。他说：“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大大激怒了政治流氓康生，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现在他挑战，应当迎战！”
“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要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的门上去！把他批倒批臭，调离北大！”
大概是１９５９年岁末，在北大临湖轩（校园最美丽的一座明、清时期风格的建筑）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康生 到场，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尽管我没有在会场，我可以想见杀气腾腾的气氛。
据说，马校长一言不发，始终冷眼相对在场的大小疯狗们。最后主持人问马寅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其实，即便是马尔萨斯的马又怎么样？！我后来懂得推崇马尔萨斯，说明我开始成熟了。
因１９５９年批判马校长，我从书本上认识了这位１９世纪英国杰出思想家。这是我北大６年的收获。我把马尔萨斯看成是我的智慧启蒙导师之一。书本上许多古今中外的伟人把我引上了“世界哲学”、探索“世界秩序”的康庄大道。马尔萨斯是其中一个。
临湖轩有组织、有计划围攻马校长的那次疯狗咬人的批判会刚结束，上百张大字报便贴在学生大小饭厅和马校长的住处——燕南园６３号。
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９年岁末一个严寒的下午，我去过燕南园。本来，那是我经常散步的地方。我熟悉那里的竹林。北风吹来，大字报和竹叶发出响声，我觉得特别悲壮。
在中国诗歌中，竹林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唐宋诗人，咏竹的诗句是很动人的。诗人歌颂竹子的刚直、姿态潇洒以脱俗的品格。
元朝揭奚斯的《雪竹初霁图》颇动我心，诗人好像是在歌颂马寅初的品格：“虚心与直节，惟有太阳知。”元朝马谦斋的《咏竹》尤其是得我心：“贞姿不受雪霜侵，直节亭亭易见心。”
清朝郑燮的《竹石》更妙：“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才是马校长一生的写照！
我联想到这些诗句并不奇怪，因为１９５９年前后的三四年是我迷恋中国古诗词的日子。苦难是我的导师，否则我就不理解中国古诗词在说什么，尽管我识得其中的每一个汉字，但当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语言符号结构的时候，我就不懂它的涵义了。
１９６０年的元旦过后，也是一个干冷干冷的日子，估计有零下七八度，我又去燕南园一带散步。北大６年，散步，到处闲逛，漫游，成了我的重要功课之一。我在北大养成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路过６３号马校长的住宅门前，看见有搬运工人在忙，进进出出。
“往哪里搬？”我好奇地问。
“城里。”工人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马寅初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退掉了燕南园６３号的住屋，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３１日回到他在城中东总布胡同的家中。这年马寅初已是７８岁的老人。
后来我还在那一带散步，经过６３号，我会站在那个“人去楼空”的建筑符号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觉得那里弥漫着一种悲愤，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大的不幸还在后头，是不曾料到的。
他还参加全国政协的座谈会。有一次他勇敢地直言：“为了国家，为了学术，为了真理，我请求给右派分子一律摘帽。”
不过在极左年代，摘帽的右派分子还叫“摘帽右派”，头上还有一顶无形的帽子，遇上政治运动，随时可以当活靶子，被揪斗，甚至被置于死地。
闲居东总布胡同的马寅初不免有种孤独和凄凉感。因为很少有朋友来登门拜访。陈毅是个例外。他说，他是受陈云的委托，专程来探望的。大约是１９６０年，对于新人口论，元帅兼诗人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反右后的北大(10)
说出这番话可不容易啊！接着陈老总还说：
“您受委屈了，希望您能挺得住，保重身体！”
据说，陈老总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言志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陈毅的来访，对马寅初是个很大安慰。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潮势不可挡。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访了马寅初，并写了一份内参，上报中央：
从１９５９年马寅被批判而免去职务起，至今已经２０年，这期间，他一直闲在家里。他的家属也因他的问题受到影响和歧视。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大一些曾经主管和批判过马寅初的同志认为：马寅初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等问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因此，对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尽快进行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样做，不仅对马寅初本人和家属是落实党的政策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国内、国际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不久，陈云和胡耀邦便作了批示，认为应当平反。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前往东总布胡同３２号探望马老，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１９５８年以前和１９５９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要为马寅初恢复名誉的消息。当时我特别关注这种消息。几乎被人遗忘了２０年的“马寅初”这个名字重又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中。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多好的“拨乱反正”啊！
我们的老校长又回来了！
在这之前，即８月５日，当年批判马老最卖力的打手《光明日报》发了一条“编者按”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正确的理论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恶劣影响，给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
９月１５日，北大领导和师生代表专程来慰问老校长。９１岁的老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
人是地球上惟一会笑会哭的动物。哭有许多等级。
婴儿呱呱落地，初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于恐惧，不习惯，预感到自己会受苦受难，他才放声大哭。这哭是一种符号，属于哲学层面，深刻得很。这哭声将会以一种很隐蔽的形式贯穿人的一生，包括李白的“太息”，歌德的“世界太息”（ｄｉｅ Ｗｅｌｔｋｌａｇｅ）。
出生后，满月的婴儿哭啼要吃奶，属于低层次的哭。因为母亲的奶头一放进他（她）的小嘴里，孩子便不再哭。
高考落榜，名落孙山，Ａ哭了。这哭的级别也属于低层次。因为第二年再考，Ａ考进了北大，他不哭了。
马寅初的老泪纵横属于较高层次。这哭不属个人或私人性质，而属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受２０年委曲的严重事件。
它表明人治开始结束，法治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马寅初的哭，其发泄效果胜似向全国发表一次演说。
其实，２０个春秋寒暑，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在孤军奋战。北大精神是不孤单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１９７９年是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第二年。那年深秋，我从建国门外回到西郊，特意经过东总布胡同３２号马寅初的寓所。图为经济所的Ａ先生曾指给我看过老校长的屋。当时我停住了脚步，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远不止是当年的学生对校长的“硬骨头”的肃然起敬。）
平反后的第三年即１９８２年５月，马寅初逝世。他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战胜了谬论和邪恶。陈毅元帅的话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世界哲学的深深脚印就会驻留在那里，摧人成熟，走近真善美。
权势，以力压服人，只能猖狂一时；而真理却可以与日月星这三光争辉。马寅初的铁骨铮铮和他的“新人口论”是一个真正大写人的有关人的思考。中国古人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马寅初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个人”或者说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他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哲学思想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它属于世界性事件。
马寅初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最早意识到“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对中国是个致命伤，对世界又何尝不是？！
反右后的北大(11)
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觉悟到了这个致命伤。整个民族因他的先知先觉而觉醒。——这才是杰出人物或头脑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独特贡献。
关于“世界历史人物”，黑格尔说，他的言行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言行。今天回过头去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哲学和他的战斗精神，不正是这样吗？他担任北大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我为我曾是他的学生而无比自豪！
六、 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应的思想，同时也有与该思想相联系的词汇。
反右后的北大，用这样的词汇来刻画我的心理处境或生存状况是准确的：田鼠和它的深深洞穴。
这就是典型内向型的性格了。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上，人们经常用这样一个词汇来刻画与时代相应的思想：隐居或退隐。
我在这里没有用“隐居”，而是用了“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我把我自己比喻、形容成一只受伤的田鼠。为了安全，不受伤害，我只有深挖洞。洞挖得越深，我就越觉得安全。——心安。
比如我喜欢走小道。回学生楼２８、 ４０斋明明有大路，别人都走大道，而我宁愿多走弯路，走小路，为的是不同他人相遇。这种心理其实是田鼠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田鼠害怕阳光，对阳光底下的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的警觉；对月光和星光则表示亲近，有种回到家里的安全感。反右后，我在北大读书，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挖了一个很深的、藏身心的洞。其实我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我挖洞的故事。深挖洞就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这两种说法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闯进数学的哲学基础、物理学、生物学……，都具有深挖洞穴的涵义。
反右前，我们系也安排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但我对中国古诗词不感兴趣。它进入不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对中国古诗词的境界压根就不产生共鸣。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与之共鸣的土壤。反右后的我，加上初恋失败，觉得很孤独。由于我的初恋很认真，很投入，没有一丁点玩世不恭的成分，所以受到打击伤害很大。在今天不少大学生看来，我当年的初恋失败算什么？伤口致于那么大吗？致于那么内出血吗？是小题大做吧？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反应。我想起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马塞尔（Ｇ．Ｍａｒｃｅｌ， １８８９—１９７３）。他从小就经常随父亲去各地旅行。后来，在他的哲学思考和论著中，旅行便具有哲学层面的涵义。这里有两点：
第一，他把人生类比成一段旅程。其实中国古人也说：“夫生者行也，死者归也。人不能久行而不归。”
第二，在瑞士和意大利，当他看到天下独绝的风景时，他说他的感情在本质上是“宗教的”。
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旅游。试问我们有几个人能像马塞尔对旅游作出上述哲学层面的反应呢？可见人与人都在同一个太阳、月亮和星空下生存着，但反应不尽相同。
后来我才知道，孤独原来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
对有些人，孤独是可怕的，它足以摧毁一个人；对另一些人， 孤独却能催他成熟，走向“世界哲学”，成为哲学导师。
我开始对古诗词中的“孤”、“独”和“隐”等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之共鸣。比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绝、灭、孤和独这四个汉字经诗人排列组合在一起便构筑了一种“隐”的意境，于我就是一个安全的洞穴。反右前（包括高中时代）我已经读过《江雪》，但引不起一丝半点共鸣。反右后才有共鸣产生，而且很深。
再就是柳宗元的这两句：“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这种意境刻画了我在反右后的心情或灵魂状态。对于我，这十四个汉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总之，对那些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千古绝唱，我特别感兴趣。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李白）
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政治社会学这些较低的层面对中国古诗词产生共鸣。后来便渐渐演变、上升为哲学的深层面，同政治社会学（比如反右等政治运动和个人的遭遇等）无关。这是成熟或进步的标志。
不过，这里有一个特点：
我迈出第一步，走向“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这条康庄大道，不是从德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诗词，也不是从中国或西方哲学，更不是从数学和物理，而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从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响世界，格吱一下推开了“世界哲学”的大门，发出第一个惊叹号！这叫“殊途同归” 也叫“条条道路通罗马”。
再打个比方：到达北京有许多道路：可以从海上，在天津港登陆，直奔北京；也可以从广州、上海进北京；当然还可以从内蒙和西安方向进北京。
我走上“世界哲学”这条路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出发的。西方古典音乐对我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这是很奇怪的，说给哲学系的学生听，他们能相信吗？但却是事实。我正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慢乐章）渐渐成为潇湘一钓客的：“本是潇湘一钓客，自西自东自南北”（《五灯会元》）
反右后的北大(12)
“反右后的北大”环境非常严酷。一个学生要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世界观真是谈何容易！只能潜入地下，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我的成长应验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坏事变成了好事，因祸而得福，是反右后北大严酷的漫长冬天玉成了我，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对“世界秩序”进行哲学思考。乱哄哄的外部世界使我渴望“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成了一个最高的哲学概念，英文叫“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德文叫“ｄｉｅ Ｗｅｌｔｏｒｄｎｕｎｇ”。
获得这个概念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它起源于北大的乱哄哄。后来它便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概念。经过４０多年的演化，如今“世界秩序”包括五大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的内界（精神）秩序。
今天我成了一个专吃概念或观念的人。早晨一睁开眼，就有概念或观念跑到我的大脑中来。没有概念，我眼前的世界是一团原始的混乱。
从北大时期，我就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我是为一个个概念而活在这个世上的。
黑格尔有言：“在科学中，重要的是担负起概念思维的艰苦工作。”法国思想家蒲鲁东（１８０９—１８６５）也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
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更是一语胜人千百：“概念，支配世界；否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
这又是我在北大读到的。三十多年后，我到巴黎一墓地还特意去造访了孔德的坟，为的是感谢他对我的启蒙。
概念常常是智慧，不是知识。比如中国哲学的“道”。智慧高于知识。北大最可贵的是给学生以智慧。这才是一流综合性大学最重要的素质。今天我才懂得当年我的所作所为全在贯彻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我是本能、下意识地这样做了。
爱的目标大位移(1)
世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它只对开放的头脑开放。它有３６０座门。从每扇门都可以走进圆内，直逼圆心。
冥冥之中，上帝引导、安排我从西方古典音乐这扇门走了进去。地点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有不少荷塘，宛如江南水乡。整座园又紧靠圆明园遗址，真是得天独厚。
朗润园是北大教职员工住宅区，以教授为主。燕东园、燕南园也是教授住宅区。环境幽静，小桥流水，古香古色，明清建筑风格，是朗润园的特点。
谁要是没有走进朗润园，他就没有走进北大的第三心脏。（第一、第二心脏分别是图书馆和未名湖）
以上看法是我今天的领悟，不是我当年的见识。当时的我，不可能把整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如同一座能容纳１０万观众的体育场。而且有３６０扇门。
１９５７年冬天是反右后北大第一个冬天。政治气候，人与人的关系，已是零下２０度，比自然界的气温要低得多，而且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可以把人心温暖起来，除非把时间拨回到１９５６年的平和气氛。
未名湖结了一层厚冰。我的内心冰层更厚。对于生命，无形的冰比有形的冰更为严酷。
一日薄暮，失魂落魄、走投无路和孤苦无告的我，在未名湖畔碰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在我们系里专讲莎士比亚的美国老教授温德。他是我在开全系联欢晚会和在颐和园游泳认识的。他能浮在水面，自由自在，手脚完全不动，引起人们围观。
“赵，你喜欢听古典音乐吗？”温德先生这样问我，他没有下车，只是用脚踏地，停靠在我旁边。因为他的腿很长，身高约１米８５。在后来的交往中他就一直叫我“赵”。
“喜欢一点，只是听不太懂，”我回答。（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听过）
“多听，自然就会懂得的。欢迎你来朗润园２５号我家听唱片！我家有很多唱片，随你选！”
一、 贝多芬的“力”与莫扎特的“和”
第二天暮色苍茫时分，我又在未名湖一带散步。坐在晚钟亭，我手里拿着一本《唐诗》，读到李白的“独漉篇”，被其中这样几句打动：“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
隐隐约约，我觉得此处的“客”也指我。我同诗人开始共鸣了。
今天我才明白，这里的“客”应是天涯旅客，应是一个大写“人”，应是地球人，应是哲学意义上的或普遍世界的“人”。
即使是４６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首诗，我觉得它仍然是千古绝唱。因为它吐露的是“世界的太息”，决非是私人性质的悲伤，而是世界或地球生命的悲壮。
北京西郊一带的天已经暗淡下来了，并怀着更大敌意向我合围，扑来。冥冥之中，有种召唤或力量牵着我向朗润园走去。
过了一座石板桥，走进一座没有大门的小花园，在紧靠北大围墙的房间有灯亮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温德先生的卧室）。我去敲玻璃窗。窗帘拉开一角：
“哦，赵！”
我分辨不清这究竟是北京话还是英文？
温德先生问我想听谁的作品，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他用低沉、浑厚和纯正的英语对我说：“那就听听贝多芬吧！”
他说“贝多芬”时的口音不是英语，而是接近德语。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懂点德文，有时在我面前还朗诵歌德的诗。当然他精通法文。
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深夜一点多，他给我听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
这就是我在北大朗润园打开西方古典音乐这部书，打开贝多芬音响艺术世界的劈头“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我，贝多芬音乐的“第一课”其实也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
“世界哲学”第一课可以是古典音乐，也可以是汉魏两晋和唐诗，当然还可以是数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以及中国哲学（比如庄子）、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康德哲学……
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个转折点，是块路标，上面写着：“朝这个方向前进！”
没有他的及时拯救（是的，我用了“拯救”这个动词，我没有用错），没有他的“本体音响诗”的启迪、慰藉和鼓舞，我的灵魂将坠入悲观主义的泥潭和无意义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本来就无所谓有什么意义，然而人又不能睁着眼睛活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于是他就要挖空心思去杜撰、编织出一些自认为（至少能自圆其说）是有意义的意义。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领悟到：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还指给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意义的金碧辉煌的世界。谁心中有了这个世界，现实世界的污泥就很难溅着他的身子。
那天晚上，在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位德国音响诗哲就坐在我身旁，既像一位严师，又像一位一见如故的患难之交，初次见面就激昂慷慨、不加掩饰地向我吐露、诉说他内心的“世界忧虑”、“世界不安”、“世界痛苦”、“世界太息”、“世界沉思”和“世界期待或憧憬”。
爱的目标大位移(2)
是的，一连串的世界，不是个人或私人的性质。——这点很重要。
音乐的内容尽管非常严肃、深邃和广大，却意外地拨响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同身受，无师自通，第一次相见，就握手拥抱，成了至爱亲朋。
究其原因，估计是因为在我内心有了苦难，有了探索的热情，有了搏斗，也有了朦胧的
追求和模模糊糊的憧憬吧。
如果把贝多芬音乐看成是第二德语，那么它的基本词汇就是内心的苦难、热情和搏斗，以及天地人神，写成英文就是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ｎ（上帝·自然·人）；语法结构就是想像力，就是通过苦难和搏斗，自己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和全世界创造欢乐，走向世界。
２６年后，即１９８３年，我把这“第一课”写进了我的专著《贝多芬之魂——德国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贝多芬音乐》。其中第二章的标题是：“我与贝多芬音乐——发生在潜意识深层的朦胧故事”。这里又证实了黑格尔那段话：“精神曾经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哲学发挥出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的：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了出来，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这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或者说，当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荒野中去，为自己建立一个思想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对一个民族精神是如此，对民族中的某个具体人不也是这样吗？——这就是我当年在朗润园上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的灵魂状态。
到了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这灵魂状态便演化、上升为这样一种境界：“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这一表述或说法源自德国古典哲学：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
这种特殊的表述尽管佶屈聱牙，隐晦曲折，有些不符合规范，中国人不习惯，但仔细琢磨，还是耐人咀嚼，很哲学味的。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将近半个世纪，“普通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这个哲学命题就一直伴随着我，引导我，并且不断地成长，成熟起来。也许把这个命题改写成这个句子会更符合我的实际情况：普通的世界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感受和思维着。
贝多芬音乐把我引上了路，而且一去就不回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对于我，朗润园还不只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而是“世界哲学学园”。正是从这里，我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路上。
直到２３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读到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引论》才知道：“所谓哲学，就是在路上（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ｅ）。”
“哲学的本质是寻找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Ｋ·Ｊａｓｐｅｒｓ 《哲学引论》，德文版，１９７８年，第１３页。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本质都是这样。重点和要害不在占有，而在不断追求。不是静态占有，而是动态追求才使人有持久的幸福感。
爱情的追求又何尝不是这样？
结婚便是静态的占有。所以它失去了刺激和魅力。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４月这半年的朗润园对我一生的精神发展是难忘的，决定性的。几乎每隔一两天，我就要去温德先生的小客厅（估计只有３０平米）聆听伟大音乐家的启蒙和教晦，从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一直到柴可夫斯基和德彪西。其中听得最多的作品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
后来我才懂得并体认到：可以分别用两个汉字来概括他们的音乐本质：贝多芬是“力”，莫扎特是“和”。
“力”不是牛顿力学的力，而是精神上的力。我迫切需要借助这力走向“世界哲学”。我需要贝多芬助我一臂之力。
“和”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吾爱此响，松之风而竹之雨”；是山居深静，林木复苏，清风入弦，绝去尘嚣的“和”；是“宇宙定律的和谐”。正在营构世界观的我，迫切需要这“力”，这“和”。“力”是钢筋，“和”是混凝土。
在莫扎特音乐中（尤其是慢板乐章），我找到了如清泉白石或明月清风一样的悠然自得心境。它足以排除外部世界丧失了理性的乱哄哄。
我说过，开始的时候，这一切还带有政治社会性质或低层面的色彩，后来便渐渐成了高层次的哲学：普遍世界的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的感受和思维。这就好比三级火箭。第一级是属于尘世的。只有第三级才能将载有人的飞船送进太空轨道。
二、 宁静是一种力量
体认到这一点，是１９５７年岁末我的一大收获，也是我走向成熟的一步。它标志了我的内向型性格开始进入运行轨道，渐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核心。
这时候，西方宗教音乐大量进入我的大脑，并扎下了根，尤其是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弥撒曲，从中我感到有种很深沉的宁静弥漫。这是一种崇高的宁静或静穆的神圣。
肖邦的曲子也听，尤其是他的夜曲（Ｎｏｃｔｕｒｎｅｓ），里面有一种安静的气氛。不过不是宁静，是安静。
爱的目标大位移(3)
安静属于尘世，属于不喧闹、分贝很小这种物理性质。宁静属于天国，属于宗教范围，同分贝的数值关系不大。即使外界很嘈杂，乱哄哄的噪声不绝于耳，内心仍然能保持宁静状态，这才是真功夫，真正的哲学境界。
肖邦的夜曲很诗意，很幽静，只有尘世的梦，少有神性。因为这只是安静。可见宁静的级别高于安静。——当然，这是我后来才体验出来的。不是“第一课”，而是到了“第三课
”。
肖邦夜曲的安静不能把我引导到哲学王国沉思默想的宁静境界。当时我更需要对天地人神的冥想或凝神默想。
我记得那年年底的一个夜晚，我听了一个晚上的宗教音乐：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ｂ小调弥撒曲》；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Ｄ大调庄严弥撒》。
我的内心感受是难以言表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宗教经历。它来自音乐。后来在我的人生之旅中，曾有过多次宗教性质的感悟。
那是宗教感的“第一课”。（又是“第一课”）
一点多钟，温德先生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睡了。我悄悄地开了门，不辞而别。哦，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整个朗润园静极。荷塘、石板桥和周遭的树木、竹林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有种神圣的宁静弥漫。这时，我突然记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夜雪》）
经过未名湖的时候，我久久停在一处不动。肉耳和心耳好像还有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在回荡，缭绕。
我突然觉得用我的听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已经体验、品尝到了一个“静”字。
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严重欠缺这个“静”字。既没有外在的“静”，也没有“内心的静”。而后者更重要。
是的，静有等级。宁静最高级。“内心的静”便是宁静。宁静是种力量。这力量要用心灵去感受。因为它不是马力。我们时代的马力还不够吗？反而是马力太多了，宁静的力量太少了，太微弱了。
毕业前夕，我才明白，科学、艺术和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敬畏和宁静。
我记起有句德文：“Ｄｉｅ Ｓｔｉｌｌｅ ｖｏｒ Ｇｏｔｔ”（在上帝尊前的静穆）。——这才是最高层次的宁静。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哲学、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极玄之域，都是“在上帝尊前的静穆”。
“在上帝尊前的静穆”是人类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难怪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
东西方哲学家都强调“把我们的快乐完全限于自己的内心”。后来我读到南宋哲学家陆象山的号召：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内心的宁静”，正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必然结果。而西方古典音乐的本质就是促使、引导你收拾精神，向内用力，自作主宰；就是“导向内心”的音响诗哲。
“导向内心”是个英文术语“ｉｎｎ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是１９６０年我从温德先生书架上一本心理学著作中读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术语。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候（ｉｎ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一切“导向内心”的事物（科学、艺术和哲学），我都去追求，为的是获得“宁静”。两次战役之间的间隙境界才是“宁静”。这是我下的定义。
西方古典音乐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我营造一种心理大背景或氛围。追求“世界哲学”的人不能没有这种心理氛围。它与中国古诗、哲学、数学、物理……是互动、相互激励和互相营养的关系。比如：当我越是深入数学的本质，我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就越深。——这是奇怪的，微妙的，却是事实。
久久站在大雪纷飞的未名湖边，我突然觉得还欠缺晚亭夜半残钟声。如果这时有疏缓的钟声回荡，我的收获必然会更大些。
走回宿舍楼已是深夜一点多。
在走廊里碰到同屋同床（上下铺）的王熙敬（山西运城人），只说了一句：“开夜车这么晚！”
轻手轻脚爬上我的上铺，睡不着。我需要消化刚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包括燕园的夜寒湖悄静，雪压一片竹。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段充满大小惊叹号的峥嵘岁月。
特点是理科和文科齐头并进，构成海陆空立体的多向度，不拘一格，自由出击。
自这以后，“宁静”、“静穆”便越来越成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这发端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人斗人的外界环境步步把我逼向自己的内心去觅寻精神上的宁静，渐次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当然，若是我不去阅读有关书籍，光凭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经历是不足以上升到哲学的。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满足了我的需要。
佛教哲学的“四禅心不动”便是哲学层面上的“宁静”！
“息依身心，四禅心不动。”（《成实论》）意谓：修习禅定共有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这四种境界。四禅为最高的境界。
按我的理解，宁静的最高层次为禅定。当年北大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我去理解、追求禅定。
爱的目标大位移(4)
１９５８年，当我从《五灯会元》读到这一句箴言，我是如获至宝：“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
我把自己的内界比作青山，外界的一切非理性（包括后来的十年文革）统统看成是浮云。
自１９５７年冬日朗润园以后的三四年，渐渐形成“禅定”的观念是我的一大收获。没有它，内心的堡垒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 扒开脑壳，感受和认识世界
因受到德奥古典音乐的伟大感召，我在德国文学史讲义上写下了这段短短的日记。因为它不涉及政治，所以写成日记没有危险。反右后，我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害怕被抓辫子、打棍子，即使是日记中的一句话，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叫你成为现行反革命。
其实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扒开了自己的脑壳。
刚跨进校门，我的脑壳是封闭的，不开窍；毕业时走出南校门，我的头脑是开放的。
扒开脑壳需要借助外来的力。——这就是贝多芬音乐对我的成长的关键性意义。我特别喜欢贝多芬音乐中的如同军号一般的嘹亮声。在《第九》《第三》《第五》，以及他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中，贝多芬的军号嘹亮用得最好。那是在急风暴雨中同命运抗争的力。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需要贝多芬的“力”为我开山辟路，只是“力”与“和”的顺序有些变动：北大时期是：贝多芬的“力”＋莫扎特的“和”；今天的我则需要：莫扎特的“和”＋贝多芬的“力”。
这区别已是我一生的心路历程或精神轨迹。
西方古典音乐的风骨和格调，它们营造出来的氛围，特别适合我成长或觉醒。因为哲学的本质不是给予，而是唤醒，只是唤醒。西方古典音乐扒开了我的脑壳，其实是唤醒了我的心灵，不再昏睡，浑浑噩噩。
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的力向我的脑壳作猛烈的一击，宣告我开始成为另一个人，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走去。我在课堂上的专业——德国文学只是一个小圆。数学、物理、地质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小圆。
“世界哲学”是个大圆，它具有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它包容了一个个小圆。音乐、建筑、绘画、诗歌都是小圆。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的认识，不是我在１９５７年冬日的觉醒。
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还记起一件事：１９５９年是国庆１０周年，中央决定请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贝九》。这也算是同世界文化接轨，以示隆重。
记得那天全校同学都在收听那场音乐会。当时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学校在大饭厅周围安装了好几个大喇叭。
《贝九》音乐会开过后，中苏两党分裂已公开化。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越绷越紧，于是才有马寅初校长被迫离开北大；才有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才有贝多芬音乐被列为“资”；唐诗为“封”；许多优秀的苏联电影（如《第四十一个》）被定性为“修”。
四、 爱的目标大位移说出这番话可不容易啊！接着陈老总还说：
“您受委屈了，希望您能挺得住，保重身体！”
据说，陈老总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言志的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陈毅的来访，对马寅初是个很大安慰。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潮势不可挡。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访了马寅初，并写了一份内参，上报中央：
从１９５９年马寅被批判而免去职务起，至今已经２０年，这期间，他一直闲在家里。他的家属也因他的问题受到影响和歧视。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北大一些曾经主管和批判过马寅初的同志认为：马寅初是国内外知名人士，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等问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因此，对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尽快进行复查，予以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样做，不仅对马寅初本人和家属是落实党的政策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国内、国际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不久，陈云和胡耀邦便作了批示，认为应当平反。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前往东总布胡同３２号探望马老，并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１９５８年以前和１９５９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要为马寅初恢复名誉的消息。当时我特别关注这种消息。几乎被人遗忘了２０年的“马寅初”这个名字重又出现在中国人的议论中。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多好的“拨乱反正”啊！
我们的老校长又回来了！
在这之前，即８月５日，当年批判马老最卖力的打手《光明日报》发了一条“编者按”给了我难忘印象：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日，本报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马寅初先生正确的理论发难，先后刊登了几十篇文章，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进行了种种污蔑和攻击，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本报今天继续发表文章，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恶劣影响，给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
９月１５日，北大领导和师生代表专程来慰问老校长。９１岁的老人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
人是地球上惟一会笑会哭的动物。哭有许多等级。
婴儿呱呱落地，初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由于恐惧，不习惯，预感到自己会受苦受难，他才放声大哭。这哭是一种符号，属于哲学层面，深刻得很。这哭声将会以一种很隐蔽的形式贯穿人的一生，包括李白的“太息”，歌德的“世界太息”（ｄｉｅ Ｗｅｌｔｋｌａｇｅ）。
出生后，满月的婴儿哭啼要吃奶，属于低层次的哭。因为母亲的奶头一放进他（她）的小嘴里，孩子便不再哭。
高考落榜，名落孙山，Ａ哭了。这哭的级别也属于低层次。因为第二年再考，Ａ考进了北大，他不哭了。
马寅初的老泪纵横属于较高层次。这哭不属个人或私人性质，而属于一个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民族受２０年委曲的严重事件。
它表明人治开始结束，法治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马寅初的哭，其发泄效果胜似向全国发表一次演说。
其实，２０个春秋寒暑，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在孤军奋战。北大精神是不孤单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
１９７９年是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第二年。那年深秋，我从建国门外回到西郊，特意经过东总布胡同３２号马寅初的寓所。图为经济所的Ａ先生曾指给我看过老校长的屋。当时我停住了脚步，内心升腾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远不止是当年的学生对校长的“硬骨头”的肃然起敬。）
平反后的第三年即１９８２年５月，马寅初逝世。他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真理和正义战胜了谬论和邪恶。陈毅元帅的话是对的：“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凡是发生过悲剧的地方，世界哲学的深深脚印就会驻留在那里，摧人成熟，走近真善美。
权势，以力压服人，只能猖狂一时；而真理却可以与日月星这三光争辉。马寅初的铁骨铮铮和他的“新人口论”是一个真正大写人的有关人的思考。中国古人有言：“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马寅初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个人”或者说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他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哲学思想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它属于世界性事件。
马寅初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最早意识到“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对中国是个致命伤，对世界又何尝不是？！
反右后的北大(11)
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觉悟到了这个致命伤。整个民族因他的先知先觉而觉醒。——这才是杰出人物或头脑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独特贡献。
关于“世界历史人物”，黑格尔说，他的言行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言行。今天回过头去看马寅初的新人口哲学和他的战斗精神，不正是这样吗？他担任北大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我为我曾是他的学生而无比自豪！
六、 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
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应的思想，同时也有与该思想相联系的词汇。
反右后的北大，用这样的词汇来刻画我的心理处境或生存状况是准确的：田鼠和它的深深洞穴。
这就是典型内向型的性格了。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思想史上，人们经常用这样一个词汇来刻画与时代相应的思想：隐居或退隐。
我在这里没有用“隐居”，而是用了“田鼠及其深深的洞穴”。我把我自己比喻、形容成一只受伤的田鼠。为了安全，不受伤害，我只有深挖洞。洞挖得越深，我就越觉得安全。——心安。
比如我喜欢走小道。回学生楼２８、 ４０斋明明有大路，别人都走大道，而我宁愿多走弯路，走小路，为的是不同他人相遇。这种心理其实是田鼠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田鼠害怕阳光，对阳光底下的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的警觉；对月光和星光则表示亲近，有种回到家里的安全感。反右后，我在北大读书，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挖了一个很深的、藏身心的洞。其实我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我挖洞的故事。深挖洞就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这两种说法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闯进数学的哲学基础、物理学、生物学……，都具有深挖洞穴的涵义。
反右前，我们系也安排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但我对中国古诗词不感兴趣。它进入不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对中国古诗词的境界压根就不产生共鸣。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与之共鸣的土壤。反右后的我，加上初恋失败，觉得很孤独。由于我的初恋很认真，很投入，没有一丁点玩世不恭的成分，所以受到打击伤害很大。在今天不少大学生看来，我当年的初恋失败算什么？伤口致于那么大吗？致于那么内出血吗？是小题大做吧？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反应。我想起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马塞尔（Ｇ．Ｍａｒｃｅｌ， １８８９—１９７３）。他从小就经常随父亲去各地旅行。后来，在他的哲学思考和论著中，旅行便具有哲学层面的涵义。这里有两点：
第一，他把人生类比成一段旅程。其实中国古人也说：“夫生者行也，死者归也。人不能久行而不归。”
第二，在瑞士和意大利，当他看到天下独绝的风景时，他说他的感情在本质上是“宗教的”。
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旅游。试问我们有几个人能像马塞尔对旅游作出上述哲学层面的反应呢？可见人与人都在同一个太阳、月亮和星空下生存着，但反应不尽相同。
后来我才知道，孤独原来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
对有些人，孤独是可怕的，它足以摧毁一个人；对另一些人， 孤独却能催他成熟，走向“世界哲学”，成为哲学导师。
我开始对古诗词中的“孤”、“独”和“隐”等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之共鸣。比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绝、灭、孤和独这四个汉字经诗人排列组合在一起便构筑了一种“隐”的意境，于我就是一个安全的洞穴。反右前（包括高中时代）我已经读过《江雪》，但引不起一丝半点共鸣。反右后才有共鸣产生，而且很深。
再就是柳宗元的这两句：“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这种意境刻画了我在反右后的心情或灵魂状态。对于我，这十四个汉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总之，对那些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千古绝唱，我特别感兴趣。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李白）
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政治社会学这些较低的层面对中国古诗词产生共鸣。后来便渐渐演变、上升为哲学的深层面，同政治社会学（比如反右等政治运动和个人的遭遇等）无关。这是成熟或进步的标志。
不过，这里有一个特点：
我迈出第一步，走向“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这条康庄大道，不是从德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诗词，也不是从中国或西方哲学，更不是从数学和物理，而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从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响世界，格吱一下推开了“世界哲学”的大门，发出第一个惊叹号！这叫“殊途同归” 也叫“条条道路通罗马”。
再打个比方：到达北京有许多道路：可以从海上，在天津港登陆，直奔北京；也可以从广州、上海进北京；当然还可以从内蒙和西安方向进北京。
我走上“世界哲学”这条路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出发的。西方古典音乐对我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这是很奇怪的，说给哲学系的学生听，他们能相信吗？但却是事实。我正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慢乐章）渐渐成为潇湘一钓客的：“本是潇湘一钓客，自西自东自南北”（《五灯会元》）
反右后的北大(12)
“反右后的北大”环境非常严酷。一个学生要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世界观真是谈何容易！只能潜入地下，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我的成长应验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坏事变成了好事，因祸而得福，是反右后北大严酷的漫长冬天玉成了我，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对“世界秩序”进行哲学思考。乱哄哄的外部世界使我渴望“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成了一个最高的哲学概念，英文叫“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德文叫“ｄｉｅ Ｗｅｌｔｏｒｄｎｕｎｇ”。
获得这个概念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它起源于北大的乱哄哄。后来它便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概念。经过４０多年的演化，如今“世界秩序”包括五大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的内界（精神）秩序。
今天我成了一个专吃概念或观念的人。早晨一睁开眼，就有概念或观念跑到我的大脑中来。没有概念，我眼前的世界是一团原始的混乱。
从北大时期，我就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我是为一个个概念而活在这个世上的。
黑格尔有言：“在科学中，重要的是担负起概念思维的艰苦工作。”法国思想家蒲鲁东（１８０９—１８６５）也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
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更是一语胜人千百：“概念，支配世界；否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
这又是我在北大读到的。三十多年后，我到巴黎一墓地还特意去造访了孔德的坟，为的是感谢他对我的启蒙。
概念常常是智慧，不是知识。比如中国哲学的“道”。智慧高于知识。北大最可贵的是给学生以智慧。这才是一流综合性大学最重要的素质。今天我才懂得当年我的所作所为全在贯彻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我是本能、下意识地这样做了。
爱的目标大位移(1)
世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它只对开放的头脑开放。它有３６０座门。从每扇门都可以走进圆内，直逼圆心。
冥冥之中，上帝引导、安排我从西方古典音乐这扇门走了进去。地点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有不少荷塘，宛如江南水乡。整座园又紧靠圆明园遗址，真是得天独厚。
朗润园是北大教职员工住宅区，以教授为主。燕东园、燕南园也是教授住宅区。环境幽静，小桥流水，古香古色，明清建筑风格，是朗润园的特点。
谁要是没有走进朗润园，他就没有走进北大的第三心脏。（第一、第二心脏分别是图书馆和未名湖）
以上看法是我今天的领悟，不是我当年的见识。当时的我，不可能把整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如同一座能容纳１０万观众的体育场。而且有３６０扇门。
１９５７年冬天是反右后北大第一个冬天。政治气候，人与人的关系，已是零下２０度，比自然界的气温要低得多，而且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可以把人心温暖起来，除非把时间拨回到１９５６年的平和气氛。
未名湖结了一层厚冰。我的内心冰层更厚。对于生命，无形的冰比有形的冰更为严酷。
一日薄暮，失魂落魄、走投无路和孤苦无告的我，在未名湖畔碰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在我们系里专讲莎士比亚的美国老教授温德。他是我在开全系联欢晚会和在颐和园游泳认识的。他能浮在水面，自由自在，手脚完全不动，引起人们围观。
“赵，你喜欢听古典音乐吗？”温德先生这样问我，他没有下车，只是用脚踏地，停靠在我旁边。因为他的腿很长，身高约１米８５。在后来的交往中他就一直叫我“赵”。
“喜欢一点，只是听不太懂，”我回答。（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听过）
“多听，自然就会懂得的。欢迎你来朗润园２５号我家听唱片！我家有很多唱片，随你选！”
一、 贝多芬的“力”与莫扎特的“和”
第二天暮色苍茫时分，我又在未名湖一带散步。坐在晚钟亭，我手里拿着一本《唐诗》，读到李白的“独漉篇”，被其中这样几句打动：“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
隐隐约约，我觉得此处的“客”也指我。我同诗人开始共鸣了。
今天我才明白，这里的“客”应是天涯旅客，应是一个大写“人”，应是地球人，应是哲学意义上的或普遍世界的“人”。
即使是４６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首诗，我觉得它仍然是千古绝唱。因为它吐露的是“世界的太息”，决非是私人性质的悲伤，而是世界或地球生命的悲壮。
北京西郊一带的天已经暗淡下来了，并怀着更大敌意向我合围，扑来。冥冥之中，有种召唤或力量牵着我向朗润园走去。
过了一座石板桥，走进一座没有大门的小花园，在紧靠北大围墙的房间有灯亮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温德先生的卧室）。我去敲玻璃窗。窗帘拉开一角：
“哦，赵！”
我分辨不清这究竟是北京话还是英文？
温德先生问我想听谁的作品，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他用低沉、浑厚和纯正的英语对我说：“那就听听贝多芬吧！”
他说“贝多芬”时的口音不是英语，而是接近德语。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懂点德文，有时在我面前还朗诵歌德的诗。当然他精通法文。
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深夜一点多，他给我听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
这就是我在北大朗润园打开西方古典音乐这部书，打开贝多芬音响艺术世界的劈头“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我，贝多芬音乐的“第一课”其实也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
“世界哲学”第一课可以是古典音乐，也可以是汉魏两晋和唐诗，当然还可以是数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以及中国哲学（比如庄子）、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康德哲学……
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个转折点，是块路标，上面写着：“朝这个方向前进！”
没有他的及时拯救（是的，我用了“拯救”这个动词，我没有用错），没有他的“本体音响诗”的启迪、慰藉和鼓舞，我的灵魂将坠入悲观主义的泥潭和无意义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本来就无所谓有什么意义，然而人又不能睁着眼睛活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于是他就要挖空心思去杜撰、编织出一些自认为（至少能自圆其说）是有意义的意义。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领悟到：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还指给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意义的金碧辉煌的世界。谁心中有了这个世界，现实世界的污泥就很难溅着他的身子。
那天晚上，在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位德国音响诗哲就坐在我身旁，既像一位严师，又像一位一见如故的患难之交，初次见面就激昂慷慨、不加掩饰地向我吐露、诉说他内心的“世界忧虑”、“世界不安”、“世界痛苦”、“世界太息”、“世界沉思”和“世界期待或憧憬”。
爱的目标大位移(2)
是的，一连串的世界，不是个人或私人的性质。——这点很重要。
音乐的内容尽管非常严肃、深邃和广大，却意外地拨响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同身受，无师自通，第一次相见，就握手拥抱，成了至爱亲朋。
究其原因，估计是因为在我内心有了苦难，有了探索的热情，有了搏斗，也有了朦胧的
追求和模模糊糊的憧憬吧。
如果把贝多芬音乐看成是第二德语，那么它的基本词汇就是内心的苦难、热情和搏斗，以及天地人神，写成英文就是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ｎ（上帝·自然·人）；语法结构就是想像力，就是通过苦难和搏斗，自己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和全世界创造欢乐，走向世界。
２６年后，即１９８３年，我把这“第一课”写进了我的专著《贝多芬之魂——德国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贝多芬音乐》。其中第二章的标题是：“我与贝多芬音乐——发生在潜意识深层的朦胧故事”。这里又证实了黑格尔那段话：“精神曾经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哲学发挥出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的：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了出来，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这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或者说，当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荒野中去，为自己建立一个思想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对一个民族精神是如此，对民族中的某个具体人不也是这样吗？——这就是我当年在朗润园上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的灵魂状态。
到了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这灵魂状态便演化、上升为这样一种境界：“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这一表述或说法源自德国古典哲学：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
这种特殊的表述尽管佶屈聱牙，隐晦曲折，有些不符合规范，中国人不习惯，但仔细琢磨，还是耐人咀嚼，很哲学味的。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将近半个世纪，“普通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这个哲学命题就一直伴随着我，引导我，并且不断地成长，成熟起来。也许把这个命题改写成这个句子会更符合我的实际情况：普通的世界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感受和思维着。
贝多芬音乐把我引上了路，而且一去就不回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对于我，朗润园还不只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而是“世界哲学学园”。正是从这里，我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路上。
直到２３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读到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引论》才知道：“所谓哲学，就是在路上（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ｅ）。”
“哲学的本质是寻找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Ｋ·Ｊａｓｐｅｒｓ 《哲学引论》，德文版，１９７８年，第１３页。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本质都是这样。重点和要害不在占有，而在不断追求。不是静态占有，而是动态追求才使人有持久的幸福感。
爱情的追求又何尝不是这样？
结婚便是静态的占有。所以它失去了刺激和魅力。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４月这半年的朗润园对我一生的精神发展是难忘的，决定性的。几乎每隔一两天，我就要去温德先生的小客厅（估计只有３０平米）聆听伟大音乐家的启蒙和教晦，从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一直到柴可夫斯基和德彪西。其中听得最多的作品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
后来我才懂得并体认到：可以分别用两个汉字来概括他们的音乐本质：贝多芬是“力”，莫扎特是“和”。
“力”不是牛顿力学的力，而是精神上的力。我迫切需要借助这力走向“世界哲学”。我需要贝多芬助我一臂之力。
“和”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吾爱此响，松之风而竹之雨”；是山居深静，林木复苏，清风入弦，绝去尘嚣的“和”；是“宇宙定律的和谐”。正在营构世界观的我，迫切需要这“力”，这“和”。“力”是钢筋，“和”是混凝土。
在莫扎特音乐中（尤其是慢板乐章），我找到了如清泉白石或明月清风一样的悠然自得心境。它足以排除外部世界丧失了理性的乱哄哄。
我说过，开始的时候，这一切还带有政治社会性质或低层面的色彩，后来便渐渐成了高层次的哲学：普遍世界的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的感受和思维。这就好比三级火箭。第一级是属于尘世的。只有第三级才能将载有人的飞船送进太空轨道。
二、 宁静是一种力量
体认到这一点，是１９５７年岁末我的一大收获，也是我走向成熟的一步。它标志了我的内向型性格开始进入运行轨道，渐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核心。
这时候，西方宗教音乐大量进入我的大脑，并扎下了根，尤其是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弥撒曲，从中我感到有种很深沉的宁静弥漫。这是一种崇高的宁静或静穆的神圣。
肖邦的曲子也听，尤其是他的夜曲（Ｎｏｃｔｕｒｎｅｓ），里面有一种安静的气氛。不过不是宁静，是安静。
爱的目标大位移(3)
安静属于尘世，属于不喧闹、分贝很小这种物理性质。宁静属于天国，属于宗教范围，同分贝的数值关系不大。即使外界很嘈杂，乱哄哄的噪声不绝于耳，内心仍然能保持宁静状态，这才是真功夫，真正的哲学境界。
肖邦的夜曲很诗意，很幽静，只有尘世的梦，少有神性。因为这只是安静。可见宁静的级别高于安静。——当然，这是我后来才体验出来的。不是“第一课”，而是到了“第三课
”。
肖邦夜曲的安静不能把我引导到哲学王国沉思默想的宁静境界。当时我更需要对天地人神的冥想或凝神默想。
我记得那年年底的一个夜晚，我听了一个晚上的宗教音乐：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ｂ小调弥撒曲》；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Ｄ大调庄严弥撒》。
我的内心感受是难以言表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宗教经历。它来自音乐。后来在我的人生之旅中，曾有过多次宗教性质的感悟。
那是宗教感的“第一课”。（又是“第一课”）
一点多钟，温德先生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睡了。我悄悄地开了门，不辞而别。哦，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整个朗润园静极。荷塘、石板桥和周遭的树木、竹林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有种神圣的宁静弥漫。这时，我突然记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夜雪》）
经过未名湖的时候，我久久停在一处不动。肉耳和心耳好像还有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在回荡，缭绕。
我突然觉得用我的听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已经体验、品尝到了一个“静”字。
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严重欠缺这个“静”字。既没有外在的“静”，也没有“内心的静”。而后者更重要。
是的，静有等级。宁静最高级。“内心的静”便是宁静。宁静是种力量。这力量要用心灵去感受。因为它不是马力。我们时代的马力还不够吗？反而是马力太多了，宁静的力量太少了，太微弱了。
毕业前夕，我才明白，科学、艺术和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敬畏和宁静。
我记起有句德文：“Ｄｉｅ Ｓｔｉｌｌｅ ｖｏｒ Ｇｏｔｔ”（在上帝尊前的静穆）。——这才是最高层次的宁静。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哲学、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极玄之域，都是“在上帝尊前的静穆”。
“在上帝尊前的静穆”是人类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难怪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
东西方哲学家都强调“把我们的快乐完全限于自己的内心”。后来我读到南宋哲学家陆象山的号召：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内心的宁静”，正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必然结果。而西方古典音乐的本质就是促使、引导你收拾精神，向内用力，自作主宰；就是“导向内心”的音响诗哲。
“导向内心”是个英文术语“ｉｎｎ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是１９６０年我从温德先生书架上一本心理学著作中读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术语。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候（ｉｎ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一切“导向内心”的事物（科学、艺术和哲学），我都去追求，为的是获得“宁静”。两次战役之间的间隙境界才是“宁静”。这是我下的定义。
西方古典音乐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我营造一种心理大背景或氛围。追求“世界哲学”的人不能没有这种心理氛围。它与中国古诗、哲学、数学、物理……是互动、相互激励和互相营养的关系。比如：当我越是深入数学的本质，我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就越深。——这是奇怪的，微妙的，却是事实。
久久站在大雪纷飞的未名湖边，我突然觉得还欠缺晚亭夜半残钟声。如果这时有疏缓的钟声回荡，我的收获必然会更大些。
走回宿舍楼已是深夜一点多。
在走廊里碰到同屋同床（上下铺）的王熙敬（山西运城人），只说了一句：“开夜车这么晚！”
轻手轻脚爬上我的上铺，睡不着。我需要消化刚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包括燕园的夜寒湖悄静，雪压一片竹。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段充满大小惊叹号的峥嵘岁月。
特点是理科和文科齐头并进，构成海陆空立体的多向度，不拘一格，自由出击。
自这以后，“宁静”、“静穆”便越来越成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这发端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人斗人的外界环境步步把我逼向自己的内心去觅寻精神上的宁静，渐次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当然，若是我不去阅读有关书籍，光凭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经历是不足以上升到哲学的。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满足了我的需要。
佛教哲学的“四禅心不动”便是哲学层面上的“宁静”！
“息依身心，四禅心不动。”（《成实论》）意谓：修习禅定共有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这四种境界。四禅为最高的境界。
按我的理解，宁静的最高层次为禅定。当年北大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我去理解、追求禅定。
爱的目标大位移(4)
１９５８年，当我从《五灯会元》读到这一句箴言，我是如获至宝：“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
我把自己的内界比作青山，外界的一切非理性（包括后来的十年文革）统统看成是浮云。
自１９５７年冬日朗润园以后的三四年，渐渐形成“禅定”的观念是我的一大收获。没有它，内心的堡垒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 扒开脑壳，感受和认识世界
因受到德奥古典音乐的伟大感召，我在德国文学史讲义上写下了这段短短的日记。因为它不涉及政治，所以写成日记没有危险。反右后，我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害怕被抓辫子、打棍子，即使是日记中的一句话，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叫你成为现行反革命。
其实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扒开了自己的脑壳。
刚跨进校门，我的脑壳是封闭的，不开窍；毕业时走出南校门，我的头脑是开放的。
扒开脑壳需要借助外来的力。——这就是贝多芬音乐对我的成长的关键性意义。我特别喜欢贝多芬音乐中的如同军号一般的嘹亮声。在《第九》《第三》《第五》，以及他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中，贝多芬的军号嘹亮用得最好。那是在急风暴雨中同命运抗争的力。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需要贝多芬的“力”为我开山辟路，只是“力”与“和”的顺序有些变动：北大时期是：贝多芬的“力”＋莫扎特的“和”；今天的我则需要：莫扎特的“和”＋贝多芬的“力”。
这区别已是我一生的心路历程或精神轨迹。
西方古典音乐的风骨和格调，它们营造出来的氛围，特别适合我成长或觉醒。因为哲学的本质不是给予，而是唤醒，只是唤醒。西方古典音乐扒开了我的脑壳，其实是唤醒了我的心灵，不再昏睡，浑浑噩噩。
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的力向我的脑壳作猛烈的一击，宣告我开始成为另一个人，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走去。我在课堂上的专业——德国文学只是一个小圆。数学、物理、地质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小圆。
“世界哲学”是个大圆，它具有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它包容了一个个小圆。音乐、建筑、绘画、诗歌都是小圆。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的认识，不是我在１９５７年冬日的觉醒。
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还记起一件事：１９５９年是国庆１０周年，中央决定请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贝九》。这也算是同世界文化接轨，以示隆重。
记得那天全校同学都在收听那场音乐会。当时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学校在大饭厅周围安装了好几个大喇叭。
《贝九》音乐会开过后，中苏两党分裂已公开化。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越绷越紧，于是才有马寅初校长被迫离开北大；才有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才有贝多芬音乐被列为“资”；唐诗为“封”；许多优秀的苏联电影（如《第四十一个》）被定性为“修”。
对男人，初恋的本质是男性荷尔蒙去攻击一个女子，而且是原始本能的第一次，能量极大，尽管外表腼腆，羞涩。
自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以来，我开始无意识地、利用一次偶然机会把攻击矛头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同时指向文科和理科广大知识王国。——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个专门术语：攻击目标大位移或爱的目标大位移。
记得１９５８年我在大三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不久便涂掉了）：“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
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是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庄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心理学上，“挫折攻击”（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假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这个假说是美国心理学家Ｊ·Ｄｏｌｌａｒｄ和Ｎ·Ｅ·Ｍｉｌｌｅｒ于１９３９年提出来的。１９６１年暮春即毕业前夕，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他们的书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认识自己的行为根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源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
比如你有急事上楼，前面有两个胖子在慢吞吞地爬上去。他们挡了你的道（因为楼梯窄，他们又是并排着），使你受到挫折，这时候，你会恨不得将他们推倒！这就是向挫折源发起正面、直接的攻击。
再比如有一天，你去搭航班，飞日本。你的朋友开“Ｈｏｎｄａ”送你。前面有辆“大众”，时速还不到５０公里。你担心不能及时赶到机场，会脱口（至少在心里）骂一句（这骂的实质是向挫折源发起攻击）：“他妈的，你没有吃饭吗？你睡着了吗？”
如果你继续因“大众”堵上一分钟（只需一分钟），你会恨不得开着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开，为自己开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数男子在失恋后会去杀害女方或严重伤害她（如毁容等）。这类犯罪案件常见于报刊。
爱的目标大位移(5)
第二，隐含或隐形的。
受挫折者并不直接向挫折源发起攻击，而是把全身心的能量集中起来去攻击他物。
女人则上街去疯狂购物。越是贵重的东西越要买。（买成了一种攻击行为）疯狂、贵重的程度成了报复、解恨的标志或符号。两者成正比。
当然今日的一些女青年则常用香烟头把自己的手腕烙成一个被烧焦的疤痕，表明初恋的失败，表明同负心郎作永久的决裂。因为疤痕是永久性的。
这种向自身发起攻击的行为多少带点江湖性质。女研究生和女博士生的初恋失败就决不会采用烟头攻击的方式。
不过我在大学三年级突然将长发剃成平头也是坚决向她作最后告别的一个符号。当我走进教室，德国文学史专家洛赫太太大吃一惊，说：“赵，你怎么啦？只有进监狱的犯人才理成这种发型！”
今天看来，平顶头这个符号毕竟很幼稚，属于低层次的攻击，同用烟头烧手腕的水平差不多。
男人在失恋后往往去酗酒、赌博，从不抽烟到一根接一根，精神委靡不振，被击倒在地，爬不起来。
极端的例子是自杀。
自杀的本质是向自身发起攻击。这攻击的能量和决心有多大啊！男女自杀现象都有。１９岁的我则向世界、向知识王国发起攻击。
首先是在无意中悲愤地敲开西方古典音乐神圣、崇高和庄严的大门。不久便毅然去冲破文理科的界线。
失恋的创伤越大，越悲愤，攻击的力度也越大。两者成正比。
当年我失去的是一个女生，获得的却是一个哲学的世界观，一个涵盖文理科的广大世界。“世界哲学”是它的精华，其中包括自然哲学。归根到底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写成英文是：Ｇｏｄ · Ｎａｔｕｒｅ · Ｍａｎ（上帝·自然·人）。
这才是永久性的符号，比烟头烙下的被烧焦的伤疤要永久得多，也高级得多。所以什么样的人采取什么样的攻击方式。
在北大求学时期，对于我，爱的目标大位移是件大事。没有位移，就不会有我后来走向成熟。如果有来世，我愿我的初恋再遭惨败，然后再来一次爱的攻击目标大位移，决心干一番大事业。
用自杀的勇气去干一番事业便是“人生使命感”了。“人生使命感”可以造就一个人的终身康泰、坚定和幸福。
大把的金钱可以保证买到感官享乐，但不一定能保证买到心的坚定、康泰和幸福。因为金钱买不到“人生使命感”。这种感觉有一种神性，它只能来自一个人的内界。它没有标价。
毕业的时候，当我１９６１年８月走出北大，我已经是一个负有“人生使命感”的年青人了，尽管我脸上还有不少稚嫩或稚气，但骨子里或在精神构造上却是一名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的战士。
五、 关于善的德国和恶的德国
自１９５７年冬，温德先生和我便成了忘年交。我估计他那年大约是７０来岁的样子，我是刚好处在１９－２０岁之交时期。
他是单身汉，日常生活由仆人照顾。他偶尔也备备课。遇上他忙，他就在小客厅的隔壁小书房打字，让我自己随心所欲地挑选唱片，自己放，自己听。当然他也听。他说，他最爱边听音乐边打字。
今天我还记得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和打字的声音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景。温德先生对我说：“随时欢迎你来听音乐，不碍事。”（其实他内心有种孤独感）
这样，每隔两、三天我就去。寒假几乎天天泡在朗润园。不到半年，西方古典音乐的精神便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进了我的血管。当时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些作品传达出来的是人类尽善尽美的境界。西方古典音乐无疑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之一。
又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深夜，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在池塘岸边一株小柳树面前，我站住了。我用右手拂去树上一层雪，内心的一句独白是：“小兄弟，你冷吗？”
我把柳树看成是人类的兄弟。西方古典音乐开始培养了我的“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敬畏和泛神论情感。它和庄子的“泛爱万物”是相通的。
这样的情怀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或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恶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想起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的德国纳粹运动的非理性和邪恶。
一个贡献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和舒伯特……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那样残酷？高贵、崇高同邪恶、残酷何以能在一个民族身上并存？
１９５８年我同东德留学生君特一起看一部波兰电影，有纳粹军官枪杀波兰犹太人的镜头。君特突然低下了头，说：“我为我是个德国人而羞愧！”许多年，这句独白常常回荡在我的耳际。的确，有两个德国：善的和恶的。爱因斯坦是这样区分的：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当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访问。３月他发表“不回德国的声明”。他说：“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便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活在人民的心坎里，并永远受到尊敬。”
可见，康德、歌德、莫扎特、贝多芬、巴赫和舒伯特……是善的德国这一面。希特勒和纳粹运动则是恶的德国这一面。
爱的目标大位移(6)
希特勒是领路人。他把整个民族引领到了一条邪恶的歧途，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１９５９年我读中国思想史，读到杨雄的论述，不禁折服，拍案叫绝：“人之性也，善恶混。修期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导师失路，则迷途者众。”（南朝·宋·朱昭之）
是希特勒一个人“误导”的过错吗？德意志民族没有罪吗？我说的是集体罪。
英、法这两个欧洲国家不是也有丑恶的一面吗？
火烧圆明园正是丑恶的阴暗面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中国人把凡尔赛宫烧光，法国人作何感想？
二战中，意大利人在墨索里尼这位“领袖”的误导下也干尽了坏事。这个民族不是也有善恶两个面吗？但丁、达·芬奇、拉斐尔和许多伟大建筑师，以及伽利略等人代表了善这面，而墨索里尼则是恶。看来人性中的善恶不仅是某个民族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世界的人性或善恶的普遍世界性。——久久沉醉在西方古典音乐场中，我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些。音乐的功能是创造幻想，激活联想。
侵略者发动战争总有他们的说法或观念。
观念、思想有两面性。它们既创造了人类文明，帮助人类脱离野蛮和愚昧状态，但也制造了无数的邪恶。
毕业前夕，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两个命题（其实是同一个命题的两个侧面）：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帮助过人类？在人类文明史上，有哪些观念或思想损害过人类？
损害，即误导。
有一天，我把这两个命题译成英文去求教于老温德，看看是不是符合英国人的语言习惯。（大学６年，我对英文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兴趣。不过我在它身上花的时间并不多。我永远是通过读一本英文原著去渐渐熟悉这种语言）。经过温德先生的修改（时间是１９６１年６月），这两个对称命题写成了纯正的英文：
１．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２．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ａｒｍｅｄ Ｍａｎｋｉｎｄ．
那天温德先生告诉我，英国哲学家罗素已经就这两个命题写成过论著（均在１９４６年发表过）。不过我始终没有读到它们。
“９·１１”后，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爆发，自杀性汽车炸弹频频在许多地方爆炸，更迫使我想动手撰写这两本书。当然，我首先要阅读罗素的论述。我确信这两个命题远没有被人穷尽。因为它们特别有现实意义。我要把人的思想同人类语言、人脑构造合在一起来论述。
语言、思想和战争是分不开的。
人类语言和思想既有功也有过。
这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锋利剑有双刃。
过些年我打算动手写两本书，题目就叫：《哪些思想有益于人类？》《哪些思想误导过人类？》
或者把它写成一本书：《人：会思想的动物》，上下两册，分别冠以上述题目。
西方的泛神论思想便有益于人类。
它的核心是把大自然同上帝等同起来，写成一个复合名词：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
“德意志至上”这种思想便误导过德意志民族。
“正义”这一思想很含糊。它既有益于人类，也误导人类，直到今天。以巴冲突不断便是一个例子。双方都说“正义”在自己这一边。美国和拉丹的冲突也是围绕“正义”展开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思想。这个命题才是有关“正义”最好的定义。
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或概括。用它来把握、理解和梳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是恰当的。不过若是把它滥用，借题发挥，成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东西，便是一种邪恶和犯罪了。我指的是这种提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真理和谬论仅差一步。
今天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便是有益于人类的观念。培根的“知识即力量”也有益于人类进步。
电磁观念同样是这样。当然还有电磁波和能量子的观念。
所以说，我今天的一切胎观都可以追溯到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朗润园和圆明园对于我是重要的课堂，比阶梯大教室重要得多。我不是从阶梯教室走向“世界哲学”的。
许多年，我始终把圆明园建筑废墟和荒野看成是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因为北大围墙外西北方就是圆明园。两者相距仅三五十米。
六、 开始一系列观念的冒险
从１９５７年冬天的朗润园走出来，我来到一个广大世界。我的专业已经远不是德国语言文学了。我是四处出击。涉及的对象看起来很杂乱，文理科并举，其实是“吾道一以贯之”。我有我的章法，只听从内在那个最高声音的召唤。凡是我感兴趣的学科，我都敢碰，都敢闯进去。
我不功利。不是为了考研究生。我是“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追求“世界观”的满足。动机很纯，是为学问而学问。
德国语言文学成了我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小圆圈。
我的时间分配大致如下（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意识或明确的安排。这是我今天在回顾中总结出来的）：
爱的目标大位移(7)
课堂上花费精力仅占全部的 １０％
科学（重点在理论物理） ４０％
艺术（重点在音乐） ２０％
哲学（东方和西方哲学） ３０％
我不再把考试得分放在心上。只求及格。有的同学（尤其是女生）不得满分就哭。
我厌恶、痛恨考试。我的心变得很野，爱望野眼。我觉得课堂的空间太小太小。我喜欢自己去找食。
我读到少年达尔文的故事。他常去野外捕捉昆虫。有一回他用左手捉到一只美丽的昆虫。不久又见到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新种，更叫他兴奋不已。后来又发现更为奇特的第三只。他只好把它放进嘴里，用嘴去衔住。结果昆虫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灼伤了达尔文的舌头。
面对文理两科许多学科知识向我涌来，我也有点像当年的达尔文处理三只昆虫的办法和心情。
我是天天向上、生机勃勃的人，直到今天。毛泽东说过许多话，都成了语录。我只记得其中两句，其他都忘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写给孩子们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的，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去打仗，而是先投入战场，打几次硬仗，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风急浪涌中学会游泳。我的哲学不是从哲学系阶梯大教室走出来的，学来的。我是在浴血奋战、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肉搏出来的，身上布满了弹片伤疤。
从１９５７年冬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借助贝多芬崇高、庄严“力”的感召（比如《命运交响曲》那些富有“人生使命感”的主题），我在瞑瞑中（当时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开始了一系列思想、观念的冒险（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因为在北大最后的三年（大约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我渐渐把人的一生理解成是一场冒险活动。它是由一长串大大小小的冒险构成的。不同的人从事不同性质的冒险活动。
有人从事外在冒险。比如１８世纪英国杰出的海上探险家库克。当然还有哥仑布等人，以及征服珠峰的勇士们。
有人从事内在冒险。比如贝多芬、康德和黑格尔，还有老子和庄子，以及柏拉图。当然理论物理学家对物理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ｓ）的深入探索（比如物质世界的原子结构），便是典型的内在冒险。
大数学家的一生所从事的也是典型的内在（思想和观念）冒险。按我的天性，我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内在冒险活动。
“真善美”这三个汉字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们经常说起它，好像变成了一堆陈词滥调，人人都懂得，并握有它，似乎一钱不值。恰恰相反。一切内在冒险的最高目标和境界都以“真善美”三位一体为指归。这三位一体才是“上帝”。这是我在毕业前夕给上帝下的定义。在北大最后三年，我苦苦追求的正是“在上帝面前的宁静”。
这种宁静并不能占有，只能追求。宁静是战斗、冒险之后的最高报酬。这种宁静不是一枚金币，可以稳稳当当地藏在裤子的口袋里，一次性地永久占有。不，不是这样。
坦率地说，今天（２００３年）我的精神面貌依然保持着我在北大求学最后几年的状态，也许更为健康，更为奋发。因为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青年时代周期性的忧郁症。或者说，自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以来，我一直生活、沉醉在贝多芬和莫扎特乐曲所营构的“体、志、气、韵”中。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认为：“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
谢榛（１４９５－１５２５）把它加以发挥：“作诗亦然。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四溟诗话》）
在我听来，德奥古典音乐的本质即是诗。贝多芬自己就说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曲子写成“Ｔｏｎｄｉｃｈｔｕｎｇ”（音响诗）。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我从朗润园走出来，为了吃透、体认西方古典音乐的博大精深或它的“体、志、气、韵”的境界，为了发其真，入其妙，我一直在“养”和“悟”字上狠下功夫。
“功夫在诗外”。这个“外”字，便是文理科合在一起的抽象、提炼和概括：世界哲学。北大最后三年，我只做了一件事：养，悟。
贝多芬和莫扎特是我在北大朗润园的良师益友。他们两人合起来对我的启迪是任何教授都无法相比的。因为直到今天，我仍旧从他们的语言中吸取生存的智慧。对于我，北大环境（图书馆和校园，当然还有颐和园和西山一带）也是“养”和“悟”的最理想的地方。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不断对我的精神压迫也许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迫使我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停地去深挖洞。而哲学的本质正是挖洞。
不久前陕西电视台专门来采访我。最后问我：“赵先生，你能说说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吗？”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你去听听贝多芬的《命运》《英雄》和《第九交响曲》吧！”
这些曲子是恒听恒新的。它讲述的是有关文明人的生命本质的故事。它没有情节，只有情态。生命本体的情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和生命同在。
爱的目标大位移(8)
我承认，瑞奇·马丁的演唱也拥有一种感召的力。对台下千万青年人，他有一种巨大的煽动性。
我也喜欢，但对我则构不成一种神圣、崇高的感召；我更不会在他的演唱营造的氛围中去生活和创作，永远也产生不了“人生使命感”。而贝多芬的感召力则会。这才是本质的区别。
我创作的背景音乐和心理氛围只能是贝多芬和莫扎特。贝多芬同瑞奇·马丁（还有去世的“猫王”）并不冲突。他们是并存的，和平共处。当代世界的冲突太多太多，还嫌冲突得不够吗？贝多芬的“力”同瑞奇·马丁的“力”是互补的。
我今天之所以选择了贝多芬的“力”，也许是因为：我是在他的“力场”中（ｉｎ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Ｂｅｅｔｈｏｖｅｎｓ Ｆｏｒｃｅ）渐渐成熟起来的。毕竟，贝多芬“力场”的层次很深，它属于哲学层面。瑞奇·马丁的“力”则属于社会学层面。贝多芬的最大成就是使音乐表达哲学精神。肖邦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勃拉姆斯比较接近贝多芬。
贝多芬是不朽的。莫扎特也是。因为他们教给我的不是知识，而是人生智慧，是指给我看到“人生使命感”。这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认识，这一结论，是“最后一课”。（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Ｌｅｓｓｏｎ）从“第一课”到“最后一课”，已是我一生。
也许我这一生（北大求学６年是我一生的第一阶段）只做了一件事：尽我所能，鸟瞰人生世界的本质和结构。
鸟瞰的英语是ａ ｂｉｒｄｓ ｅｙｅ ｖｉｅｗ．我特别喜欢这种表述或说法。因为它很形象。其涵义是：从高处往下看，从而得出一个全盘的总体了解。
比如一只苍鹰在离荒野２００米的上空盘旋，便能一目了然地发现一只奔跑的野兔。
后来（大约是１９５９年我对中国哲学发生浓厚兴趣的日子），我读到孟子的论述更是拍案叫绝：“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东山指鲁国京城东面的高山。“小”是个动词。
宇航员杨利伟从“神舟５号”飞船上看我们的地球才是真正的“小天下”。
做学问，就是要力争“小天下”。
命中注定，我的努力方向是去“小天下”。英文“鸟瞰”是诗意的说法，“小天下”则是哲学语言或哲学的表述。所谓哲学，就是去“小天下”。这是我的定义。
１９５７年冬或１９５８年春的朗润园是我走向“小天下”的第一步。不过当初我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后来离开了北大，我才恍然大悟朗润园那段岁月对我一生的意义。
在我们一生中，有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只有在事后，即事情发生之后很久，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它时，我们才渐渐看出它的全部涵义。
比如抗日战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微妙关系；十年文革对中国的深远影响。“９·１１”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１８世纪是微积分蓬勃崛起的岁月，但它的哲学基础只有等到１９世纪才被一些数学哲学家触及，探索，包括对一些重要概念加以严格的审视和定义。
几何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只有到了希尔伯特（１８６２－１９４３）手里，它的基础才得到严格的探究。我指的是他的《几何学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一书的问世，时１８９９年。
至于有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更是如此。我们生下来很久（比如三四十年之后，或者五六十年之后），我们才认真追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匆匆来，又匆匆去……
想当年，我们呱呱落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那是父母的意志，硬是把我们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父母没有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连事先打个招呼都没有。
我们是先出生，先活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再回过头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都是“事后诸葛亮”。
１９５７和１９５８年冬春交接是我开始追问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日子，背景音乐是从巴赫到马勒和德彪西的作品。
有一天黄昏，雪后放晴，我从温德先生家小客厅走出来，突然听到有一群乱鸦投落日的啼叫声，我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久久站在宽宽的石板桥上看着“群鸦争晚噪，一意送斜阳”的画面，企图听出饥鸦啄雪枝上啼的涵义。
没有回答生命的意义。至少我的耳朵听不出来。
失望、茫然和惆怅是必然的。
毕竟在林中小泊的寒鸦是一群无才思的造物。
也许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只有人这个物种才追问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是李白追问后的回答吗？
原来北大校园（包括圆明园废墟和西山一带景物）最适合做这三件事：
读书；
追问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形成世界观；
谈恋爱。
对于一个在校的大学生，还有比这三件事更重要的吗？
没有这三件事，还是大学生吗？
少了其中一件，都是残缺。按我的理解，失恋要比成功好十倍、百倍。——重要的是，不要被失恋击倒在地，要善于将爱的目标大位移，努力做到：没有追到一位女生，却在追求一个广大而深邃的世界，并最终成为世界的投影或世界的回音壁。
爱的目标大位移(9)
成为世界或时代精神回音壁的人是幸福的，即使是投影的一小块或回音壁的一小角也是成就。
数学王国的神性(1)
中学时代，数学（代数、几何和三角）是我的敌人，我怕它们，就像我惧怕蛇、蜈蚣和蝎子。自１９５７年冬天，数学突然成了我的至爱亲朋，成了我的灵魂寄托之所，成了我的安慰，成了庇护我的上帝。——这转变是奇怪的，却是事实。
也是１９５７年冬天，在朗润园上了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后不久（好像是第三天一个下午），我经过大饭厅回宿舍，在路旁有校友在摆摊卖旧讲义和旧书。
这是当年北大的一道小小风景。毕业班学生准备离校，把不要的旧讲义和旧书卖掉（多半是三折或五折）。这种风气也启发了我，以致于我后来开了窍，卖掉手表、毛料裤、毛毯和金戒指，去买回我渴望的书籍。
在几本数学书的摊位面前，我收住了脚步。卖主肯定是数学系高年级学生。我拿起一本《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苏联辛钦著，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分析与函数论教研室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４年）。随手我翻到“无穷小量”这一小节。其中第２个例子深深吸引了我：
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太阳Ｓ吸引着围绕着它运动的彗星Ｋ（图３），所用的力是ｋ／ｒ，其中ｋ是一个正的常数，而ｒ是两个天体的中心之间的距离。我们假定现在所谈到的彗星只一次出现在太阳系范围之内（双曲线轨道），以后就无限制地离开了它，因而在此以后，彗星离太阳的距离ｒ就一直地并且无限制地增大。于是很明显，引力ｋ／ｒ就要无限地变小……在彗星无限制地远离太阳的过程中，太阳吸引彗星的引力是一个无穷小量。
这个例子深深震撼了我的内心，并发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叹号！后来我才知道，哲学正是起源于对世界的惊讶。写成英文就是：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ｎｄｅｒ． 我对无穷小量这个例子的惊讶其实属于自然哲学的性质。不过“世界哲学”把自然哲学包容、涵盖在内。
一、 我为数学哲理诗而哭泣
我之所以被这个例子深深触动（或叫触及灵魂），估计有以下原因：
１． 它是天下第一首哲理诗。它使我一下子便融合进了宇宙宏伟、无穷的结构中去。
这样的诗使我脱俗，得乾坤、浩然之气。这样的诗，才是宇宙天地之精英。
后来，我读了中国美学史，才进一步懂得了这个例子为什么能触及我的灵魂而发出无声的哭泣。因为它一下子便把我带进了由十个汉字构成的超尘绝俗的境界：超脱、淡远、荒寒、幽深和空灵。其实这正是中国艺术魅力之所在。
２． 借助于宇宙间这第一等诗，我找到了精神避难所，可以躲过、逃脱或抗击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当然，这种动机是很隐蔽、很“地下活动”的。如果暴露或有所流露，立即会有一顶压死人的帽子扣下来。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我越走进数学王国，逃避政治现实的动机便越来越降低到了次要地位，自然哲学的兴趣则占上风。当然“隐居”的色彩一直有。
恶劣的政治现实使我向往中国古人的隐居生活。陶宏景（４５７—５３７）隐居名曲山是个例子。梁武帝即位，屡加礼聘，不肯出。他写了一首答齐高帝的诗：“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给我难忘印象：“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我毅然决然掏钱把《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买下来自娱，同天地精神相往来。中国古人有言：“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
后来我读到白居易的“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这个命题更进一步形成和巩固了我的隐居观：把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看成是我的终南山、名山和江西南昌的西山。我在不久读到王维的《送别》：“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我开始领悟、体认中国古诗词的妙绝，也是始于１９５７年冬，几乎和朗润园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发生在同一时期）后来我便渐渐妙悟到：数学最高境界是“白云无尽时”。数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哲学。佛教哲学强调一个“悟”字：“真知端从悟入。”“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坛经》）意谓：迷惑时经历了漫长时间，觉悟时只在顷刻。那天我看《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便是这样。
第１个例子对我也是一个震撼，不过级别不如万有引力吸引彗星的例子：
在一定温度之下，质量一定的气体的压力ρ与其体积ｖ成反比，即
ρ＝ ，（１）其中ｃ是一个正的常数。如果我们无限制地扩大气体的体积，它的压力就会减少；如果过程进行得充分长久，换句话说，如果把气体的体积弄得充分大，那末根据公式（１），气体的压力就可以变成（并且在气体继续膨胀之下还能够保持着）任意地小。这就说明，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无限制膨胀这一个过程中，它的压力是一个无穷小量。
这个例子同样刺激了我的想像力。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真正的大数学家在气质上应是一位极富有想像力的诗人。
由于上述两个例子对我的深深触动，我才决定掏钱买下这本数学书。今天它就放在我浦东房子的书架上。它几乎陪伴了我的一生成长。
数学王国的神性(2)
数学拓展了我的心胸和视野，大大有助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尽管我后来并没有成为数学家，但数学毕竟营养了我的世界哲学。从那以后，在我的书包里就有了这本书，后来还买来下册。有一回被同班同学黄文华看到，便问：“你学数学？”我笑而不答。
一切得保密。在那个年代，暴露思想是危险的。其实在我眼里，数学分析（微积分）是一本自然哲理诗集。
我开始对函数论感兴趣。
如果说，变量这个概念是数学分析第一个基本概念，那么第二基本概念便是函数了。
的确，在我们这个无时不在变化的世界，还有什么比变量更重要的呢？！从一开始我就是从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去看变量。
所谓函数就是：每门自然科学（其实还有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去寻找一个变量（因变量）依赖于另一个变量（自变量）的规律。把它写成公式（数学符号）就是：
ｙ＝ｆ（ｘ）
其中ｘ为自变量，ｙ是因变量（即函数）。
后来我把这个记号（或符号）看成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标记，把太极图看成是中国哲学的象征。
领悟到这一点，是我在北大最后三年的重要收获之一：哲学世界观或世界哲学的收获。
我把它看成是我的一篇毕业论文。由于极左路线，教改乱哄哄，强调七分政治三分业务，贯彻“学生要在工厂、农村劳动中毕业”的方针，我们班在１９６１年初夏没有交毕业论文。但是我自己为自己完成了一篇。——也许是全世界最短的一篇。因为它只有上述两个符号。
这也开始显示、表明了我的思维方式或思路特点：善于进行“语言转换”，把具体成果，推广、上升到普遍世界的法则。它也开始显示出了我的思维方式的萌芽：从哲学角度去感受、把握一切：从音乐到数学和物理，再到建筑。
二、 数学力学系图书馆
由北大西校门进来，向右走１００多米，是大图书馆。再往右１００来米，是数学力学系。它由两座对称的姐妹楼阁组成，明清建筑风格，很典雅，四周都是绿化带，体现了原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气质。当年这种贵族气派同阶级斗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由此造成的自杀风是格格不入的，同数学的至善和高阶的美则是协调的。
左面那座阁楼便是数学力学系图书馆。我忘不了我在那里度过的日子，时１９５８年春至１９６１年夏我毕业。我是不定期地去光顾、朝圣。
是的，用“朝圣”二字最恰当。因为数学王国有种神性弥漫。我是冲着数学的神性、诗意和哲学才走进去的，蹑手蹑脚，怕打破那里的神性和宁静。我忘不了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情景。
那里的职员都很有教养、很有素质（这是我的直觉），估计是燕京大学的原职工。
“是新同学吧？”管理员问。
“是。”我回答。
他就再也没有盘问我，也没有查看我的学生证。也许根本就没有查看学生证这一条规定。是我多心。如果他知道我是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他会对我说什么？会觉得怪吗？甚至会认为精神不正常？因为西方语言文学同数学相距太远太远！如果是走进历史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图书馆，那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
我第一次走进数学系图书馆去阅读，的确要点勇气。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当年的勇气有两层涵义：
１． 外在的勇气。文科学生第一次走进理科图书馆。（后来我还闯进过物理系、生物系和地质地理系图书馆）
２． 内在的勇气。数学王国高深莫测。我能走进去吗？闯进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有个高明的管理员盘问我：“你想到阅览室、书库看什么？你能看到、发现什么？”
一下子，我肯定会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过一会，我会说：“走进去感受感受数学宏伟建筑的壮丽和气氛；感受感受伟大数学家究竟是怎样工作的？看看数学究竟是什么？或者用英文来说：ＷＨＡＴＩ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也许过了一年，即到１９５９年，我的回答会更明确些：“我是从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去看数学。我想偷偷地从门缝中去看一下上帝建造世界的方针，因为伽利略说过，大自然这本神奇的书是用数学这种语言写成的。”
“我走进数学这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建筑，是为了朝圣，顶礼膜拜；是为了表达我内心的一种赞美和敬畏。”
“每个人都有资格表达自己内心的赞美和敬畏。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老子庄子的大道或常道面前人人平等。上帝即常道、大道。”
这便是我在１９５９年的回答；也是１９５９年我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也是我的“哲学世界观”。
北大数学系图书馆拥有许多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如：
１． “Ａｍｅｒ． Ｍａｔｈ． Ｍｏｕｔｈｌｙ”（美国数学月刊）；
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数学杂志，德文版）；
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Ａｎｎａｌｅｎ” （数学年鉴，德文版）；
数学王国的神性(3)
４．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Ｌｏｇｉｋ ｕｎｄ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杂志，德文版）；
５．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数学评论）；
６． “Ｊ． Ｓｙｍｂ． Ｌｏｇｉｃ”（形式逻辑杂志）；
７． “Ｊａｈｒｅｓ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ｅｒ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德国数学家协会年度报告，德文版）；
８． “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数学科学百科全书）；
９． “Ａｍｅｒ． Ｊ． Ｍａｔｈ．”（美国数学杂志）；
１０． “Ｊ．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ｔｈ． Ｓｏｃ”（伦敦数学协会杂志）。
其中不少期刊是全套的合订本，创刊号常常是１９世纪的出版物，这更激起了我肃然起敬。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丰富。因为它集中了几所大学的馆藏（主要是老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家底），令我感动，惊讶。
翻开这些杂志，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敬畏感，有如一本圣书展现在我面前。是的，这是我的《圣经》。每个人心目中的《圣经》是不尽相同的。透过这些杂志（尽管９０％的文章我看不懂），我或多或少能感受到“上帝·自然”的存在。因为数学是上帝的语言。
从这些杂志，我主要阅读两类文章：大数学家的生平和工作；数学哲学。下面我就来分别谈谈我在这两方面的感悟和收获（读书笔记有两本）：
１． 大数学家生平和工作
这些文章给了我许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自然哲学智慧。我渐渐明白：智慧高于知识。知识往往会过时，智慧的寿命则是千年，它与人类同在。
柏拉图特别看重几何学。他说：“不要让不懂几何学的人入内！”
这句箴言写在他主办的雅典哲学学园的入口处。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格言，不是在别处，而是在北大数学系图书馆。我特别欣赏他的英译文：
“Ｌｅｔ ｎｏ ｍａｎ ｉｇｎｏｒａ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ｅｎｔｅｒ ｈｅｒｅ！”
从此我知道了数学对哲学的重要性。当然还有物理学（实验物理加上理论物理）。
１８世纪法国伟大数学家拉格朗日（Ｊ．Ｌ．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１７６３—１８１３）的创作准则给了我难忘印象。他说：当一位数学家走出他的书斋，把他得出的结果告诉他在街道上遇见的第一个人，并且让他明白这个结果，那末，这位数学家才算是完完全全弄懂了他自己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其实拉格朗日所追求的是数学真理的简洁性、清晰性和明确性。这使我联想起白居易的创作风格：通俗平易，朴素浅显，反对艰深晦涩。这样白居易的诗歌便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以致于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也许由拉格朗日发现的“中值定理”便是一例。因为不久我便读到它的几何意义：明晰，清楚，简洁。
当我读懂了这条定理（它在整个微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内心有种难以言表的激动或激情。我知道，这是对真理的追求怀有一种激情（ａ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在当年那种非理性、混乱和不正常的政治现实生活中，数学真理之光于我无疑是种高贵的鼓舞和安慰。在这里我要说明四点：
ａ． 北大有些阅览室的自然科学图书都是开架的。不管你是哪个系的学生，只要你乐意，便可随手把任何一本书取下来阅读。这是当年北大最有利于我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为了吃透中值定理，我至少参照、比较了五本微积分教程。因为每本教程解释的角度、语言略有不同。我是“兼听则明”，“兼采众长”，“兼收并蓄”，最后达到融会贯通。——后来它便成了我自学数学的方法。
ｂ． 反右后北大的恶劣环境迫使我进一步退隐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这种心理也有利于我进入中值定理。因为我把数学王国看成是一种避难所，是一种拯救。
数学真理的惟一性、确定性和可靠性在我的内心深处可以构筑成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
白居易的话是对的：“道屈才方振，身闲业始专。”
此处“道屈”即指艰难时世，命运坎坷。所以黑格尔才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深邃领域，建立起一个思想或观念的王国，以反抗混浊的世界。
没有比数学更空旷、更幽深的领域了！
ｃ． 那些年，我是随心所欲地阅读。精神非常自由。
我像个钟摆，在理科和文科这两头来回摆动：在理科呆得太久，怕冻僵；在文科停留的时间太长，又有被烧焦的危险。所以我总是在两头不断地来回波动，求得精神上的平衡，和谐，文科理科的统一。
ｄ． 后来我读英国杰出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Ａ．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１８６１—１９４７）的《科学与近代世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一书便恍然大悟。因为他是这样推崇数学和音乐的：这两样东西是人类性灵所能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产物。
数学王国的神性(4)
这个一语胜人千百的命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并使我终生受益。不过也只有我在１９５９年对音乐和数学有了一定的感受、体认之后我才能懂得怀特海提出的这个命题。不过我还想加进一样东西，而成为三位一体：
数学·理论物理·西方古典音乐
在北大最后三年，这三样东西占据了我６０％的时间，也是构筑我的内心堡垒三块非常重要的花岗石。若是抽掉这三块基石，我的内心要塞便会轰隆一声坍塌。
２． 数学哲学
从１９世纪末的一本德国数学杂志中（字体和纸张都显得古色古香），读到一篇有关德国著名数学家克罗纳克（Ｌ．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１８２３－１８９１）的文章。克罗纳克给数、数学、数学家和上帝下了一个幽默、绝妙的定义：“亲爱的上帝创造了整个数，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劳作。”（Ｄｉｅ ｇａｎｚｅｎ Ｚａｈｌｅｎ ｈａｔ ｄｅｒ ｌｉｅｂｅ Ｇｏｔｔ ｇｅｍａｃｈｔ， ａｌｌｅｓ ａｎｄｅｒｅ ｉｓｔ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ｗｅｒｋ）
这个定义，这种表述方式，像道闪电，一下子照亮了我的内心世界。这是我在６年求学时期读到的最有启蒙价值的格言之一。我说过，格言在本质上是智慧，不是知识。克罗纳克这句话说出了数学哲学最高智慧，而且是言有尽意无穷。后来，模仿他这种说法，我说：亲爱的上帝创造了全部音阶（即全音、半音和其他音程），其他的一切都是作曲家的劳作；亲爱的上帝创造了时间、空间和物质，其他的一切都是物理学家的劳作。
十七世纪德国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智慧也有力地启蒙了我。按他的天才本质，他是一位逻辑学家。他善于用少数几条法则——这便是形成逻辑的思路——去把纷然杂陈的现象世界整理出一个秩序井然的和谐。（比如一套微分公式）莱布尼茨有一句名言使我终生受益，发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最伟大的画家也不可能随手画出一条无可指责的、像每个使用直尺的人都可以画得出来的那样的直线。”
所以制定出一套微分学条例便是莱布尼茨思维方式或他的“哲学世界观”的必然产物。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有言：“有天地之象，有人心营构之家”。莱布尼茨制定的一整套（共９条）微分学条例正是“人心营构之象”。他把它的形式搞到这样尽善尽美，以致于从１６８４年到今天（２００３年），它都没有改变。以下是其中两条：
（ｃｖ）＝ｃ。
（ｕｖ）＝ｕ＋ｖ。
读到莱布尼茨的思维方式，我只有哭。我是以哭代歌。
明末清初贺贻外（江西永新人）削发逃入深山。他主张诗歌要像天地间的“雄风”，要“凄怆”，要“以哭为歌”。１９５９年春，也是在数学系图书馆我从一本德文数学杂志上读到一篇纪念德国伟大生理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赫姆霍茨（Ｈ．ｖｏｎＨｅｌｍｂｏｌｔｚ， １８２１－１８９４）的文章，其中着重提示了他的研究路线或探索轨迹，使我深受启发。
他因家境贫寒，只好通过当军医的途径去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当军医是公费的。所以他的科学研究生涯的起点是生理学。他解剖了眼睛和耳朵，探索这两大感觉器官的功能和机制。
不久他便发现，研究人的视觉和听觉的生理机制一定要研究光学和声学，否则便很难深入下去。
这样便引导他去敲开物理学的大门。
后来他又发现，不懂数学，敲开物理学的大门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他又成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具有开拓精神的数学家。
最后，他的归宿必然是哲学。哲学是人类知识大厦的金屋顶，或者说是中世纪哥特式大教堂的、直指蓝天的尖顶。
三、 古希腊哲学和数学
大学最后三年，我走进古希腊哲学世界，对我的成长是一件大事。这又要多亏北大图书馆。
记得在文史楼二楼大阅览室旁边陈列着好几套百科全书，我经常浏览的有两套（都是３０多卷）：德国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对于我，里面尽是金币银币，我仿佛是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只要一翻开它，便能拾得一个大金币，一个惊叹号，令我兴奋，激动。
比如对柏拉图、爱因斯坦、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介绍。不仅把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论著列举了出来，还把人们评论、研究他们的生平和工作的代表作附上。这便于我去作进一步跟踪。
记得关于马克思，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开头第一句就写道：“黑格尔哲学的学生，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用来观察、解释政治经济学现象。”
这种说法，给了我难忘印象。
关于爱因斯坦，百科全书列举了他的一本著作《Ｍｅｉｎ Ｗｅｌｔｉｌｄ》（我的世界观），１９３３年，德文版，并且说有英译本，书名是《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Ｉ ｓｅｅ ｉｔ》。这个书名比原德文书名更好，更形象，更有动感。它的意思是《我看世界》。
不久我便从大图书馆把这两本书同时借出来。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藏书之丰富和珍贵！这在别处是不太可能的。它大大满足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我的求知欲和世界观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
数学王国的神性(5)
再就是关于古希腊哲学的书。北大图书馆有丰富的英、德文馆藏。其中有两位古希腊哲学家分别给了我两个大大的惊叹号。
ａ．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５７０－４９０）。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使用“数学”这个词的人。他和他的学派是古
希腊数学的奠基人，认为数（Ｎｕｍｂｅｒ）是万物的本源；万物是受数支配的。他用数学比例来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他将事物的本质归结为数的规律。数的原则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或“第一原则”；数是万物的本体。他还把优美、和谐的音乐归结为数（Ｎｕｍｂｅｒ），并发现了它的数学基础。
这使我茅塞顿开。因为当时我正在系统地欣赏莫扎特的全套钢琴协奏曲。我尤其欣赏莫扎特的慢板乐章，以及钢琴同整个乐队的对话。不管我是在朗润园还是圆明园，在我的书包里都装着有关毕达哥拉斯的书。黑格尔有言：“哲学自希腊开始。”
我忘不了我那段一日一个小惊叹号、三日一个中惊叹号和十日一个大惊叹号的急风暴雨、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太平洋生起台风的情景是：海浪有几米高，而在五千米深的海底却是平静的。我的情况刚好相反：外表是平静的，而我的内心却是波涛汹涌，时时在激荡、起伏。
我这种心灵状态完全是保密的，同班同学没有一个觉察出来。他们很规矩，只吃碗里的，我则自己去野外到处觅食，不拘一格，望野眼。他们为“５分”拼搏，我只满足及格“３”分。很明显，自１９５７年冬天，我和同班同学已经分道扬镳了。在精神世界上，我已经脱离了西方语言文学系，但又不属于其他任何别的系。不过我没有脱离北大这个大圆圈。我只乐意在这个大圆圈内漫游，上下求索，“登泰山而小天下”。
１９６０年我读到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一段有关幸福的自白，颇有同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衷其间，岂不幸乎！”
每当我坐在大图书馆俯而读，仰而思，我就会记起方以智这段话，因而更加眷恋北大图书馆以及校园环境。——这也为我日后决定主动留一级埋下了伏笔。
ｂ． 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８－３４８）。
走近柏拉图及其哲学世界是个很重大事件。尽管后来我并没有成为柏拉图学者，但我一直是柏拉图哲学的信徒，直到今天。
西方学者认为，柏拉图思想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源泉。西方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皆可归结为对柏拉图的注释和阐发。西方哲学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非柏拉图的。
记得１９５９年寒假，我在同温德先生交谈中，曾顺便谈起柏拉图。当我从书包里拿出Ｒ．Ｓ．Ｂｒｕｍｂａｕｇｈ的专著《Ｐｌａｔｏ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柏拉图的数学想像）的时候，他只发出了一个惊叹号：“你在读这种书！”
当我拿出Ｊ．Ｂｕｒｎｅｔ的《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ｍ》（柏拉图主义）一书的时候，他又“哦”了一声，也有些出乎他的意外。
其实，我这点进步同两年来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是分不开的。古典音乐营造出来的“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的心理大背景帮助我走进柏拉图主义和他的数学想像。
那天，我一口气聆听了五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尤其是其中第２０号，ｄ小调， Ｋ．４６６和第２６号，Ｄ大调，Ｋ．５３７。
３０多年后，我把我这些感受和理解写进了我的书《莫扎特之魂》（１９９１年，上海音乐出版社，４１万字）。
无意中掉进心灵土壤和犁沟中的种子在３０多年后才破土发芽，最后长成为一株大树。如果九泉之下温德先生有知，他也许又会发出一声惊叹：“哦！”
柏拉图强调数学培养政治哲学家的独特作用，因为数学能把人的心灵提升到最高的理性认识。今天来看，如果当年我国最高领导人懂点数学，就不会犯“大跃进”的错误，到处刮浮夸风，报纸上登出诸如“红薯亩产６２万斤”的特大新闻；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便不会横遭批判，一棍子打死。因为一天之内，１３亿张饥饿的大嘴巴吃掉的粮食便需要１万节以上的火车车皮装运！如果懂点数学，才会看到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可怕后果！
柏拉图学园重视数学知识的传授和研究，特别是几何学。
在学园中，柏拉图作过“至善”的讲演。听众原以为柏拉图会讲到财富、健康的内容，但听下来却只字不提有关财富这类常人所关心的东西，只说数、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因为善的东西也是美的东西；善是美所追求的目的，善是美的原因。而“美又是善的父亲”。
数学的和谐美也是原因，善是美产生的结果。
这些观点对当年处在孤苦无告、穷困之乡的我，无疑是一种珍贵的慰藉。我知道，思考数学、理论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不需要复杂、高深尖的仪器，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和一个善于思索的头脑。 是的，一个人若能激赏数学的美和音乐的和谐，他的心灵必然就是善的。
数学王国的神性(6)
四、 罗素和他对数学真理的追求
按我的探索路线或轨迹，我走近、结识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８７２－１９７０）是逻辑的必然。读他的书，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一件大事。他的论著给我一种“夜深鹤透秋空碧，万里西风一剑寒”之感。正是罗素把我的精神世界提升到了一个较高境界和层次，进一步远离了平庸和浑浑噩噩。
罗素说，数学真理才是“永恒的真理”。人们能够追求“永恒真理”，途径就是研究数学。
数学的真理不是针对具体、个别的事物，而是针对普遍世界的。这样的真理不仅比涉及的人事要伟大得多，就是比起将来有朝一日会自行毁灭、寿终正寝的太阳系也要伟大得多。因为数学真理是永恒的。
“我一想到数学，我的崇敬之心便油然而生……”罗素如是说。罗素一再嘲笑哲学家太懒不研究数学，或是太笨不懂科学。——这嘲笑曾深深触动我，当时是１９５９年，我２１岁。
罗素企图在宗教、数学和科学中去寻找与个人无关的客观和永恒真理。
当年的我，读到这些段落，如同在黑夜落入茫茫大海许久之后突然发现离我仅５米远的地方便是一个安全的小岛，这时黎明的曙光开始临照这座平和、宁静小岛的上空……
罗素教导我把对数学真理的追求看成是对人世间的种种混沌和荒诞的一种超脱。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上帝和宗教的代用品。这很适合我的情况。
于是罗素成了我的至爱亲朋。１９６０年我认真、比较系统地读他的书，并且弄了一个读书笔记本，冠以标题《Ｂ．Ｒｕｓｓｅｌｌ研究集（１）》。１９６１年５月毕业前夕，我还专门去北京图书馆阅读他的新作《Ｍ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我的哲学发展，１９５９年英文第１版）。在本子上，我还把该书的书号抄在左上角：北京图书馆，Ｂ１６４９／Ｒ９３Ｍ９１，今天我把读书笔记中的一页也附在这里，作为对我在北大求学时期“自我教育”的一种怀念。
书后有篇伍德的研究文章：“罗素研究——关于其发展研究”伍德（Ｗｏｏｄ）引用了罗素８０岁生日的回顾（原文见图３）：
“Ｉ ｗａｎｔ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ｗｒｏｔｅ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ｎ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ａｉｔｈ．”（“我那时需要的是确定性”，罗素追忆道，“就像人们需要宗教信仰那样。”）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ｂｅｈｉｎｄａｌ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ａ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我相信在罗素所有工作的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目的，那就是以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激情去寻求某种真理……）这便是独立于人类的、绝对的真理，也是柏拉图所说的“至善”。
处在反右后的北大恶劣环境，我特别需要用罗素的哲学观点来指引我。我想步他后尘，踏上智慧之路，从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中去寻找“确定性”。外界环境越是混乱、动乱、乱哄哄，我的内心或灵魂就越渴望确定性。因为２＋３＝５是永恒不变的，不论何时何地，数学真理都是永恒的。
读高中的时候，若是我有这样的觉醒，对数学真理的伦理价值有这种认识，我会决心报考数学系。
五、 不是幕落的时候
毕业后，１９６１年９月我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学”这颗种子已经落进了我的心田，正在冬眠，等待时机。１９６２年我开始萌念，朝“生物数学”（Ｂｉ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方向发展。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８月，我被抄家，批斗。９月，我决心系统自修数学，从平面几何、代数和三角开始，然后是微积分，做习题。不做习题，等于纸上谈兵。
我是被“逼上梁山”。因为别的书都被打成“封、资、修”，有毒，不能看，我只好读数学。
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刚从关了我半年的牛棚放出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重读辛钦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在第２１页，我在书上的空白处偷偷地写下了读后感（见图２）：
《无穷小量》这个概念如果只停留在纯数学理论上，那你是很难窥见其力量的。但是，如果它一旦用来描述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个观念所包含的伟力。而且纯数学同自然现象或技术过程紧密地结合，还能带来其他许多好处。例如，这种结合使得纯数学概念获得了生动、具体、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形象，从而使人们窥见到了《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的一丝微弱的反光，便是其中一大好处。６８．４．
这段读后感对我很重要。我想作如下两点解释：
1.这段文字预示了８０年代我大规模创作的到来。这里只是一个苗头，胎观，它来自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北大，来自数学系图书馆的“白日梦”（ＤａｙＤｒｅａｍ）。
１． 数学王国的神性(7)
２． 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是个德文术语，意思是“上帝—大自然”。这就是德国的泛神论。走近“上帝—大自然”是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最主要收获之一。在我的“哲学世界观”中，它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我的内心碉堡中，它又是奠基石之一。
当年我自修、走近数学世界不是为了当数学家，主要是为了走近“上帝—大自然”。因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符号系统写成的。上帝喜欢说数学这种“普遍世界的语言”。
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是“上帝—大自然”（中国古人则习惯用“天地”这个术语）的代言人。
朱熹有言：“天地不会说话，倩（即借助、通过的意思——赵注）他圣人出来说。”
这便是我读圣贤书的主要理由。
其次，我走近数学也是为了逃避现实。数学成了我的洞穴，有种安全感。
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我在海边放羊６年，偷闲做了一千多道习题，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和概率论。这样，我在“世界哲学王国”便多少有了一点发言权。因为我追随柏拉图和罗素的信念：不懂数学，无以言“世界哲学”！
数学和自然科学使我多多少少懂得了一点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对我走在通往“世界哲学”的智慧大道上是非常重要的。
读伟人传记(1)
在校６年，我读了许多伟人传记。归纳起来，主要是来自三大领域的巨人：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哲学。
这些巨人的生平和工作大大促进了我的成长，尽早摆脱了我身上的昏沉、平庸和愚昧。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从而拔高了我。
伟人是座高山。他耸立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是种生命的演示，示范，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命令句：
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
站起来吧！
读多了，这个命令句便越来越清晰，时常在我内心回荡。
“站起来吧！”——这个命令式渐渐便成了一种“人生使命感”。内心永不会陷落的碉堡的灵魂，说到底不是别的，而是内心有团“人生使命感”。
古今中外，一切伟人有个共同点：
“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明朝，吕坤）
“人生一世间，所忌立志卑。”（宋朝，戴复古）
朱熹更是一语道破：“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苏轼也是一语胜人千百：“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志气是统帅，有如朱可夫元帅；才华和勤奋是百万苏联红军。
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提供了几乎应有尽有的传记。
只要我在大英或德国百科全书中看到我所感兴趣的某个伟人，再去图书馆目录柜查卡片，９８％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
所以我特别满意北大图书馆的雄厚实力。何况它有两三套不同的目录卡，来自老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属于不同系统。这里没有，那里必有。
不仅有德文原著，还有英译本。常常我把两个版本同时借出来，相互对照着阅读。一来可以提高我的德、英文水平，二来可以加深我对论著的理解。这就好比有个英国人在旁边替我解释德文。反之，若原著是英文，有德译本，就等于有个德国人为我解释英文。好几年，这样的名著阅读着实让我过了把瘾。
我常常能听到自己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
我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习惯。这是对生的沉思，而不是对死的默念。当时我只有２０—２１岁，不会过多地思考死亡的意义，尽管每个伟人必然地都有一死。
１９世纪末奥地利伟大物理学家玻尔茨曼（Ｌ．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１８４４—１９０６）的生平和工作深深打动了我。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发现的一个公式（玻尔茨曼公式）刻在墓碑上尤其给了我难忘印象：西方人用这种方式来赞美死者一生的最高成就，真是绝了！
我没有去山东造访过孔夫子的墓。在他的墓碑上，应刻上什么？若是要我选择呢？我建议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迁呢？在他的墓碑上刻什么？
我建议刻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当时我已经感受、体认到了司马迁的胸襟和气魄；也开始分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学家，什么是历史哲学家。
两者有区别，属于不同层次。历史哲学家高于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注意史料，重事实；历史哲学家在史料、事实的基础上或大前提下去揭示历史运动总体结构的律动、规律性和普遍法则。
后来，我读到雅斯贝尔斯（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Ｖｏｍ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ｉｅｌ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一书，更坚定、明确了我的上述区分。
雅斯贝尔斯同黑格尔一样，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写了一篇“导言”，标题便很哲学：
“追问世界历史结构”。
单纯的历史学家决不会这样去鸟瞰世界历史，这样去见树见林，这样去概括、提炼和上升。其实，“追问世界历史结构”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种架势、姿态都属于同一个层次，只不过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
试图用一句话写在死者的墓碑上，高度概括他的一生成就，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当我还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做这样的练习。每当我读完了一本传记，合上书，我就在琢磨这样的练习，而对课堂上的作业则是淡然置之，经常不交练习。班长潘子立常来催，他也不好意思，我也尴尬。
我的个性在大学６年终于形成，并有充分表现：兴趣是我的上帝，我只听从自己的兴趣，只愿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对不感兴趣的事物，即使动用８个火车头来拉我，推我，也休想让我走半步。
我的兴趣同当年课堂、课外作业，还有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大批判和报告会）发生了严重冲突，曾使我非常痛苦，这又更进一步把我推向科学、艺术和哲学世界，我只有跑到那三个王国（其实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去寻找安慰。
读伟人传记，使我找到了内心的共鸣或共振。
因为“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
因为“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谢灵运）
伟人传向我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伟人传告诉我，人的一生可以过得如此这般丰富，多彩多姿，有声有色！每本传对我的昏睡状态都是一种冲击，给我的都是一个惊叹号！
读伟人传记(2)
我是一个月一个样，一个学期大变样。老师、同学几乎没有觉察出我的变化。只有少数几次是例外。
有一回，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时，指出该人物集创造力和破坏力于一身，是很矛盾的。
在讨论班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当然是说德语）。我讲了大约５分钟，引用了一句箴言或格言：“Ｄｉｅ Ｌｕｓｔ ｄｅｒ Ｚｅｒｓｔｒｒｕｎｇ ｉｓｔ ａｕｃｈ ｅｉｎｅ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 Ｌｕｓｔ．”（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我从儿童心理学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是人性所决定了的：
一群男孩在沙滩上用树枝、树叶和细沙搭建房屋，非常投入。建好了，孩子绕着屋又跳又唱，快乐无比。之后便是你一脚，我一脚，其兴奋、刺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先前建完屋时的欢呼雀跃。
马纳特夫人听了，说：“Ａｕｓｇｅｚｅｉｃｈｎｅｔ！”（太棒了）
三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我的书，用来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学根源。
同伟人的生平和工作捆绑在一起，有他们的拼搏和奋发相伴随，我不再孤独。“天道酬勤”这句成语，我记住了。
伟人同人生世界有这样多的紧密联系，有这样多的牵挂和深深眷恋，以致于任何来自外界的打击都休想摧垮他们，使他们散架，坍塌，灭顶。
从字典上读到英文成语“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ｉｌｌ，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ａｙ．”一般译成“有志者事竟成。”
虽然没有错，但不闪光。按我的理解，最好译得生气些：
哪里有意志，那里必有路。
反右后的北大，启发了我去这样译，作出这样的理解。
１９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对Ｗｉｌｌ的解释是：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ｅ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意志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
这是１９６０年我从一本英文版的《叔本华传》读到的。当时我的内心情不自禁地为之一震，轻轻地自言自语说了一声：“太好了！”
我意识到：我的意志才是我内心一座永不会陷落的要塞。构筑这座要塞是我的主要动机之一。它成了我在北大求学时期的一个特点。我的意志便是我的惟一出路。我一无所有，只有我的意志。
１８世纪法国大数学家拉格朗日早年由于父亲破了产，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比如豪华舞会）已不再可能，所以他只好“逼上梁山”，把全部（身心）能量和希望转而研究数学，并在其中找到了生命的快乐、安慰和人生解脱。
在拉马克（进化论的先驱）的传记中，我也读到：早年，由于穷，不可能去寻欢作乐，只好一门心事去读书。比如打开阁楼小天窗，去观察巴黎上空各种云彩的变化和造型，并加以分类和整理，自得其乐。
今天气象学上的一些云彩的名称依旧沿用拉马克的命名。
这些自强不息、不花一分钱也能得到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和幸福（内在的幸福）着实鼓舞了我，并与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影响了我日后的人生观。
当时我很穷，在校６年，“莫斯科餐厅”一次都没有走进去过。而同班有几个同学几乎每隔一个星期便要去那里享受一次。
如果我每月的费用是５０元，不是我实际领取的１４．５元，我同拉格朗日和拉马克的故事便不会产生共鸣。
希望今天的穷困大学生也能像我，从这两位１８世纪法国大科学家的穷困故事中汲取自强不息的意志，找到出路。
《爱因斯坦传》是我最早读到的一批伟人传记之一，受益匪浅。
早年，他有个特点：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思考他的物理。他是生还是死，全看他是不是在思考。如果他不在思考，就意味着已经死亡。
在回家的路上，在桥头等人，他照样在思考，比起在书桌旁，他的思索也许更为深沉、集中，更来劲，来情绪，更为凝神默想。爱因斯坦有段自白，至今我还能背诵出来：
“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ｋ Ｉ ｄｏ ｃａｎ ｂｅｄｏｎｅ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Ｉ ｃ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ｍ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ｔ ｍｙ ｄｅｓｋ．”（我所做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在桥上和在书桌旁，我都能思考我的问题）
因为爱因斯坦主要是位理论物理学家。他在别人所做的一些关键性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再应用数学工具和公理化思想去进行自然哲学性质的纯推理。他常常在旧信封上作些即兴推导和演算。
他说，他的工作不要用到精密仪器，只需要一支铅笔、一张纸和一个字纸篓。（说法很幽默）
爱因斯坦的这种独特生存方法其实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志——的具体、生动表述或体现，给了我很深影响。
后来，在文革十年，我之所以能偷闲一边放羊一边思考概率论上的习题同爱因斯坦有密切关系。我是把从传记中读到的东西落实到我的实际行动上来。——这才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把林彪的话接了过来。
读伟人传记(3)
明可夫斯基（Ｈ．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１８６４—１９０９）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相对论奠定了数学基础。他曾经教过爱因斯坦数学。在自传中，爱因斯坦写道：
“当我１７岁那年作为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时，我已经学过一些理论物理学了。在那里，我有几位卓越的老师（比如胡尔维茨和明可夫斯基），所以照理说
，我理应在数学方面得到过深造。”
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其实在这前后好几年相对论的思想观念一直在明可夫斯基的脑海中萦绕，回荡。那是他的一个睁开双眼所做的最美妙的“白日梦”。
１９０８年年底，他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床上，明可夫斯基说：“在相对论发展时期我就要死，这多遗憾啊！”（Ｗｈａｔ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２日明可夫斯基含恨而死。
这句英文给了我终生不忘的印象。
对于明可夫斯基（只活了４５岁），从事数学、物理学研究既不是工作，也不是事业，而是生与死的必要性，是“人生最高使命”。
按层次或级别，为工作最低（为柴米油盐而每天起床、穿衣、上班），事业居中，人生使命感最高。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在为生计上班。
分清这三个层次，是我读伟人传记最大收获。
对心中有了“人生使命感”的科学家，科学研究成了一种生与死的必要性。这样对待科学，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可能性便会大得多。
试问，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在临死前，会有明可夫斯基式的遗憾吗？
一个人在临终前最眷恋或最遗憾的东西，一定是他曾经活过多年的最大支柱和继续活下去的最顽强的理由。
这是一点也假不来的。
人之将死，其遗憾也真实，一定是实话实说，尽管他在世时撒过无数次谎，言不由衷千万回。但这一回却是必说真话。
“我崇拜，故我在”(1)
大学６年，也是我崇拜的６年。在崇拜中，我觉醒，走向成熟。
进大学以前，我不懂得崇拜什么，也不崇拜谁，所以我平庸，愚昧。
人是需要崇拜的动物。
人是需要崇拜的存在。
崇拜在哪里，你的心安、归处和精神故乡就在那里。白居易有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原始部落崇拜大山、大河和大树。对日、月、星辰大自然的崇拜永远是宗教的心理基础。
我的宗教感是“宇宙宗教感”（ｔｈｅ Ｃｏｓｍ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牛顿、莱布尼茨、康德、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论著深深影响了我。当我的内心一旦有了“宇宙宗教感”，我就开始摆脱了平庸。
在成名前，爱因斯坦也是在崇拜中成长的。在他的斗室墙壁上贴了牛顿、麦克斯韦和法拉第等人的画像，以示敬仰，鼓舞自己。这叫“见贤思齐”。
当然，他也推崇康德和叔本华。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比如论孤独）对爱因斯坦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北大时期，当我读到这些影响，我非常惊讶。从此，我开始更多的注意叔本华。
１９０１年（４年后，相对论问世），爱因斯坦在致同学的信中写道：“你手头也有叔本华的处世之道的箴言吗？它是《附录和补遗》这部哲学论文集的一部分，我很喜欢它。”
叔本华称赞孤独，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共鸣。
大学６年，我开始懂得崇拜西方古典音乐、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以及它们的伟大开拓者。这三者有内在相通处。物理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哲学，是“宇宙宗教感”。
我走近物理学，敲开它的大门，是回乡，是望乡，是长亭更短亭。白居易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又说：“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
一、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进化》
１９５８年春，有一天我在图书馆查卡片目录，爱因斯坦的论著和有关的书有四十多张。我借出了两本：《Ｄｉ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物理学进化），１９３７年，德文版；以及该本的英译本《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３８年。
同时有英译本，再次证明了北大图书馆的优势和实力。
《物理学进化》是一本科普读物，书中没有用到一个数学公式，但里面（每个小节）都有自然哲学智慧的闪光。这不是一本物理学史，而是有关物理观念进化的历史，里面充满了人类精神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冒险，这是人认识大自然结构的冒险。读完后，我深深地被打动。我想，如果我在中学读到它，头脑一定会开窍，并决心学好物理，报考北大物理系。于是我得出一条经验：
当一个人打算走进一门学科，一定要选一本好的、第一流的入门书，否则会被误导，使他对整个学科产生偏见，打退堂鼓。
如果我在１９５８年春选了一本二三流的物理学史来读，我可能就敲不开物理学的大门，也就没有我后来同物理学的故事。可见，读一流经典，不读三流的东西，永远是对的。这对一个青少年的成长特别重要。
如果１９５７年冬我在朗润园接受的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不是贝多芬和莫扎特那几首永恒的经典，而是三流的货色，我可能就不会再去造访朗润园，同西方古典音乐会失之交臂。
像柴可夫斯基和肖邦这样的作曲家都有败笔，属于三流的东西。他们的曲子不是支支好。倒胃口的作品也是有的。比如柴氏《第五交响曲》的不少地方便属于败笔。肖邦的玛祖卡舞曲、波兰舞曲、叙事曲和奏鸣曲也有不少东西算不上是经典，属于次品。
至于巴托克（１８８１—１９４５）的一些作品就更倒胃口。如果温德先生当年把巴托克的曲子作为我的“第一课”，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物理学进化》是我的物理学“第一课”。
多亏了这本经典成了我的“第一课”。
正是它——爱因斯坦的一双手——把我引进了神圣、崇高、壮丽的理论物理学大厦，然后自己摸索着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
爱因斯坦的写法是应用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的手法。这是他一下子能征服读者的秘诀。因为他是大师，高屋建瓴，有能力作这样的鸟瞰，对纷然杂陈物理学观念进化的线索、轨迹作一梳理，从中见出秩序，并把这秩序指给读者看。不是专业圈子里的广大读者也能看到。——这是他这本书最成功处。
福尔摩斯探案是从结果推测到原因。比如从泥土中鞋印的深浅推断罪犯的体重。面对大自然现象，物理学家也是从结果去追寻原因。因为科学家必须搜集漫无秩序的一些事件，并用创造性的想像力去理解这些事件的逻辑联系，并把它们连贯起来。
《物理学进化》的作者们一开始就作了这样的交待：
“我们的目的是用粗线条的轮廓说明物理学家的工作必须像侦探那样用纯粹的思维来进行。我们主要是叙述思维和观念在大胆探求客观世界的知识中所起的作用。”
爱因斯坦强调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性质（思维方式）和警方破案有某种相似性。这也启发了我，使我深感兴趣，并大胆地走近自然科学王国，没有一丝害怕心理。这点是很重要的。爱因斯坦对英费尔德说：“从柯南·道尔写出动人的故事以来，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这样开始的：侦探首先搜集他所需要的、至少也是他的问题的某一方面所需要的一切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是很奇怪的、不连贯的，并且是毫不相关的。可是这个大侦探知道这时不需要再继续侦察了，现在只要用纯粹的思维把所有的搜集起来的事件连贯起来。于是他拉拉小提琴，或者躺在安乐椅上抽抽烟，突然间，他灵机一动，这个关系找到了。他现在不仅能解释现有的线索，而且他知道还有其他许多事件一定也已经发生。因为现在他已十分准确地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出去收集他的理论的进一步的证明。”
四、 罗素和他对数学真理的追求
按我的探索路线或轨迹，我走近、结识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８７２－１９７０）是逻辑的必然。读他的书，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一件大事。他的论著给我一种“夜深鹤透秋空碧，万里西风一剑寒”之感。正是罗素把我的精神世界提升到了一个较高境界和层次，进一步远离了平庸和浑浑噩噩。
罗素说，数学真理才是“永恒的真理”。人们能够追求“永恒真理”，途径就是研究数学。
数学的真理不是针对具体、个别的事物，而是针对普遍世界的。这样的真理不仅比涉及的人事要伟大得多，就是比起将来有朝一日会自行毁灭、寿终正寝的太阳系也要伟大得多。因为数学真理是永恒的。
“我一想到数学，我的崇敬之心便油然而生……”罗素如是说。罗素一再嘲笑哲学家太懒不研究数学，或是太笨不懂科学。——这嘲笑曾深深触动我，当时是１９５９年，我２１岁。
罗素企图在宗教、数学和科学中去寻找与个人无关的客观和永恒真理。
当年的我，读到这些段落，如同在黑夜落入茫茫大海许久之后突然发现离我仅５米远的地方便是一个安全的小岛，这时黎明的曙光开始临照这座平和、宁静小岛的上空……
罗素教导我把对数学真理的追求看成是对人世间的种种混沌和荒诞的一种超脱。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上帝和宗教的代用品。这很适合我的情况。
于是罗素成了我的至爱亲朋。１９６０年我认真、比较系统地读他的书，并且弄了一个读书笔记本，冠以标题《Ｂ．Ｒｕｓｓｅｌｌ研究集（１）》。１９６１年５月毕业前夕，我还专门去北京图书馆阅读他的新作《Ｍ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我的哲学发展，１９５９年英文第１版）。在本子上，我还把该书的书号抄在左上角：北京图书馆，Ｂ１６４９／Ｒ９３Ｍ９１，今天我把读书笔记中的一页也附在这里，作为对我在北大求学时期“自我教育”的一种怀念。
书后有篇伍德的研究文章：“罗素研究——关于其发展研究”伍德（Ｗｏｏｄ）引用了罗素８０岁生日的回顾（原文见图３）：
“Ｉ ｗａｎｔｅ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ｗｒｏｔｅ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ａｎ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ａｉｔｈ．”（“我那时需要的是确定性”，罗素追忆道，“就像人们需要宗教信仰那样。”）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ｂｅｈｉｎｄａｌ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ａ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ｒｕｔｈ……”（我相信在罗素所有工作的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目的，那就是以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激情去寻求某种真理……）这便是独立于人类的、绝对的真理，也是柏拉图所说的“至善”。
处在反右后的北大恶劣环境，我特别需要用罗素的哲学观点来指引我。我想步他后尘，踏上智慧之路，从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中去寻找“确定性”。外界环境越是混乱、动乱、乱哄哄，我的内心或灵魂就越渴望确定性。因为２＋３＝５是永恒不变的，不论何时何地，数学真理都是永恒的。
读高中的时候，若是我有这样的觉醒，对数学真理的伦理价值有这种认识，我会决心报考数学系。
五、 不是幕落的时候
毕业后，１９６１年９月我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学”这颗种子已经落进了我的心田，正在冬眠，等待时机。１９６２年我开始萌念，朝“生物数学”（Ｂｉ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方向发展。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８月，我被抄家，批斗。９月，我决心系统自修数学，从平面几何、代数和三角开始，然后是微积分，做习题。不做习题，等于纸上谈兵。
我是被“逼上梁山”。因为别的书都被打成“封、资、修”，有毒，不能看，我只好读数学。
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刚从关了我半年的牛棚放出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重读辛钦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在第２１页，我在书上的空白处偷偷地写下了读后感（见图２）：
《无穷小量》这个概念如果只停留在纯数学理论上，那你是很难窥见其力量的。但是，如果它一旦用来描述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个观念所包含的伟力。而且纯数学同自然现象或技术过程紧密地结合，还能带来其他许多好处。例如，这种结合使得纯数学概念获得了生动、具体、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形象，从而使人们窥见到了《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的一丝微弱的反光，便是其中一大好处。６８．４．
这段读后感对我很重要。我想作如下两点解释：
1.这段文字预示了８０年代我大规模创作的到来。这里只是一个苗头，胎观，它来自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北大，来自数学系图书馆的“白日梦”（ＤａｙＤｒｅａｍ）。
１． 数学王国的神性(7)
２． 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是个德文术语，意思是“上帝—大自然”。这就是德国的泛神论。走近“上帝—大自然”是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最主要收获之一。在我的“哲学世界观”中，它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我的内心碉堡中，它又是奠基石之一。
当年我自修、走近数学世界不是为了当数学家，主要是为了走近“上帝—大自然”。因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符号系统写成的。上帝喜欢说数学这种“普遍世界的语言”。
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是“上帝—大自然”（中国古人则习惯用“天地”这个术语）的代言人。
朱熹有言：“天地不会说话，倩（即借助、通过的意思——赵注）他圣人出来说。”
这便是我读圣贤书的主要理由。
其次，我走近数学也是为了逃避现实。数学成了我的洞穴，有种安全感。
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我在海边放羊６年，偷闲做了一千多道习题，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和概率论。这样，我在“世界哲学王国”便多少有了一点发言权。因为我追随柏拉图和罗素的信念：不懂数学，无以言“世界哲学”！
数学和自然科学使我多多少少懂得了一点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对我走在通往“世界哲学”的智慧大道上是非常重要的。
读伟人传记(1)
在校６年，我读了许多伟人传记。归纳起来，主要是来自三大领域的巨人：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哲学。
这些巨人的生平和工作大大促进了我的成长，尽早摆脱了我身上的昏沉、平庸和愚昧。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从而拔高了我。
伟人是座高山。他耸立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是种生命的演示，示范，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命令句：
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
站起来吧！
读多了，这个命令句便越来越清晰，时常在我内心回荡。
“站起来吧！”——这个命令式渐渐便成了一种“人生使命感”。内心永不会陷落的碉堡的灵魂，说到底不是别的，而是内心有团“人生使命感”。
古今中外，一切伟人有个共同点：
“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明朝，吕坤）
“人生一世间，所忌立志卑。”（宋朝，戴复古）
朱熹更是一语道破：“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苏轼也是一语胜人千百：“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志气是统帅，有如朱可夫元帅；才华和勤奋是百万苏联红军。
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提供了几乎应有尽有的传记。
只要我在大英或德国百科全书中看到我所感兴趣的某个伟人，再去图书馆目录柜查卡片，９８％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
所以我特别满意北大图书馆的雄厚实力。何况它有两三套不同的目录卡，来自老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属于不同系统。这里没有，那里必有。
不仅有德文原著，还有英译本。常常我把两个版本同时借出来，相互对照着阅读。一来可以提高我的德、英文水平，二来可以加深我对论著的理解。这就好比有个英国人在旁边替我解释德文。反之，若原著是英文，有德译本，就等于有个德国人为我解释英文。好几年，这样的名著阅读着实让我过了把瘾。
我常常能听到自己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
我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习惯。这是对生的沉思，而不是对死的默念。当时我只有２０—２１岁，不会过多地思考死亡的意义，尽管每个伟人必然地都有一死。
１９世纪末奥地利伟大物理学家玻尔茨曼（Ｌ．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１８４４—１９０６）的生平和工作深深打动了我。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发现的一个公式（玻尔茨曼公式）刻在墓碑上尤其给了我难忘印象：西方人用这种方式来赞美死者一生的最高成就，真是绝了！
我没有去山东造访过孔夫子的墓。在他的墓碑上，应刻上什么？若是要我选择呢？我建议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迁呢？在他的墓碑上刻什么？
我建议刻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当时我已经感受、体认到了司马迁的胸襟和气魄；也开始分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学家，什么是历史哲学家。
两者有区别，属于不同层次。历史哲学家高于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注意史料，重事实；历史哲学家在史料、事实的基础上或大前提下去揭示历史运动总体结构的律动、规律性和普遍法则。
后来，我读到雅斯贝尔斯（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Ｖｏｍ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ｉｅｌ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一书，更坚定、明确了我的上述区分。
雅斯贝尔斯同黑格尔一样，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写了一篇“导言”，标题便很哲学：
“追问世界历史结构”。
单纯的历史学家决不会这样去鸟瞰世界历史，这样去见树见林，这样去概括、提炼和上升。其实，“追问世界历史结构”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种架势、姿态都属于同一个层次，只不过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
试图用一句话写在死者的墓碑上，高度概括他的一生成就，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当我还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做这样的练习。每当我读完了一本传记，合上书，我就在琢磨这样的练习，而对课堂上的作业则是淡然置之，经常不交练习。班长潘子立常来催，他也不好意思，我也尴尬。
我的个性在大学６年终于形成，并有充分表现：兴趣是我的上帝，我只听从自己的兴趣，只愿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对不感兴趣的事物，即使动用８个火车头来拉我，推我，也休想让我走半步。
我的兴趣同当年课堂、课外作业，还有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大批判和报告会）发生了严重冲突，曾使我非常痛苦，这又更进一步把我推向科学、艺术和哲学世界，我只有跑到那三个王国（其实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去寻找安慰。
读伟人传记，使我找到了内心的共鸣或共振。
因为“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
因为“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谢灵运）
伟人传向我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伟人传告诉我，人的一生可以过得如此这般丰富，多彩多姿，有声有色！每本传对我的昏睡状态都是一种冲击，给我的都是一个惊叹号！
读伟人传记(2)
我是一个月一个样，一个学期大变样。老师、同学几乎没有觉察出我的变化。只有少数几次是例外。
有一回，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时，指出该人物集创造力和破坏力于一身，是很矛盾的。
在讨论班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当然是说德语）。我讲了大约５分钟，引用了一句箴言或格言：“Ｄｉｅ Ｌｕｓｔ ｄｅｒ Ｚｅｒｓｔｒｒｕｎｇ ｉｓｔ ａｕｃｈ ｅｉｎｅ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 Ｌｕｓｔ．”（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我从儿童心理学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是人性所决定了的：
一群男孩在沙滩上用树枝、树叶和细沙搭建房屋，非常投入。建好了，孩子绕着屋又跳又唱，快乐无比。之后便是你一脚，我一脚，其兴奋、刺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先前建完屋时的欢呼雀跃。
马纳特夫人听了，说：“Ａｕｓｇｅｚｅｉｃｈｎｅｔ！”（太棒了）
三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我的书，用来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学根源。
同伟人的生平和工作捆绑在一起，有他们的拼搏和奋发相伴随，我不再孤独。“天道酬勤”这句成语，我记住了。
伟人同人生世界有这样多的紧密联系，有这样多的牵挂和深深眷恋，以致于任何来自外界的打击都休想摧垮他们，使他们散架，坍塌，灭顶。
从字典上读到英文成语“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ｉｌｌ，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ａｙ．”一般译成“有志者事竟成。”
虽然没有错，但不闪光。按我的理解，最好译得生气些：
哪里有意志，那里必有路。
反右后的北大，启发了我去这样译，作出这样的理解。
１９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对Ｗｉｌｌ的解释是：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ｅ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意志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
这是１９６０年我从一本英文版的《叔本华传》读到的。当时我的内心情不自禁地为之一震，轻轻地自言自语说了一声：“太好了！”
我意识到：我的意志才是我内心一座永不会陷落的要塞。构筑这座要塞是我的主要动机之一。它成了我在北大求学时期的一个特点。我的意志便是我的惟一出路。我一无所有，只有我的意志。
１８世纪法国大数学家拉格朗日早年由于父亲破了产，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比如豪华舞会）已不再可能，所以他只好“逼上梁山”，把全部（身心）能量和希望转而研究数学，并在其中找到了生命的快乐、安慰和人生解脱。
在拉马克（进化论的先驱）的传记中，我也读到：早年，由于穷，不可能去寻欢作乐，只好一门心事去读书。比如打开阁楼小天窗，去观察巴黎上空各种云彩的变化和造型，并加以分类和整理，自得其乐。
今天气象学上的一些云彩的名称依旧沿用拉马克的命名。
这些自强不息、不花一分钱也能得到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和幸福（内在的幸福）着实鼓舞了我，并与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影响了我日后的人生观。
当时我很穷，在校６年，“莫斯科餐厅”一次都没有走进去过。而同班有几个同学几乎每隔一个星期便要去那里享受一次。
如果我每月的费用是５０元，不是我实际领取的１４．５元，我同拉格朗日和拉马克的故事便不会产生共鸣。
希望今天的穷困大学生也能像我，从这两位１８世纪法国大科学家的穷困故事中汲取自强不息的意志，找到出路。
《爱因斯坦传》是我最早读到的一批伟人传记之一，受益匪浅。
早年，他有个特点：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思考他的物理。他是生还是死，全看他是不是在思考。如果他不在思考，就意味着已经死亡。
在回家的路上，在桥头等人，他照样在思考，比起在书桌旁，他的思索也许更为深沉、集中，更来劲，来情绪，更为凝神默想。爱因斯坦有段自白，至今我还能背诵出来：
“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ｋ Ｉ ｄｏ ｃａｎ ｂｅｄｏｎｅ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Ｉ ｃ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ｍ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ｔ ｍｙ ｄｅｓｋ．”（我所做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在桥上和在书桌旁，我都能思考我的问题）
因为爱因斯坦主要是位理论物理学家。他在别人所做的一些关键性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再应用数学工具和公理化思想去进行自然哲学性质的纯推理。他常常在旧信封上作些即兴推导和演算。
他说，他的工作不要用到精密仪器，只需要一支铅笔、一张纸和一个字纸篓。（说法很幽默）
爱因斯坦的这种独特生存方法其实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志——的具体、生动表述或体现，给了我很深影响。
后来，在文革十年，我之所以能偷闲一边放羊一边思考概率论上的习题同爱因斯坦有密切关系。我是把从传记中读到的东西落实到我的实际行动上来。——这才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把林彪的话接了过来。
读伟人传记(3)
明可夫斯基（Ｈ．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１８６４—１９０９）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相对论奠定了数学基础。他曾经教过爱因斯坦数学。在自传中，爱因斯坦写道：
“当我１７岁那年作为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时，我已经学过一些理论物理学了。在那里，我有几位卓越的老师（比如胡尔维茨和明可夫斯基），所以照理说
，我理应在数学方面得到过深造。”
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其实在这前后好几年相对论的思想观念一直在明可夫斯基的脑海中萦绕，回荡。那是他的一个睁开双眼所做的最美妙的“白日梦”。
１９０８年年底，他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床上，明可夫斯基说：“在相对论发展时期我就要死，这多遗憾啊！”（Ｗｈａｔ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２日明可夫斯基含恨而死。
这句英文给了我终生不忘的印象。
对于明可夫斯基（只活了４５岁），从事数学、物理学研究既不是工作，也不是事业，而是生与死的必要性，是“人生最高使命”。
按层次或级别，为工作最低（为柴米油盐而每天起床、穿衣、上班），事业居中，人生使命感最高。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在为生计上班。
分清这三个层次，是我读伟人传记最大收获。
对心中有了“人生使命感”的科学家，科学研究成了一种生与死的必要性。这样对待科学，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可能性便会大得多。
试问，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在临死前，会有明可夫斯基式的遗憾吗？
一个人在临终前最眷恋或最遗憾的东西，一定是他曾经活过多年的最大支柱和继续活下去的最顽强的理由。
这是一点也假不来的。
人之将死，其遗憾也真实，一定是实话实说，尽管他在世时撒过无数次谎，言不由衷千万回。但这一回却是必说真话。
“我崇拜，故我在”(1)
大学６年，也是我崇拜的６年。在崇拜中，我觉醒，走向成熟。
进大学以前，我不懂得崇拜什么，也不崇拜谁，所以我平庸，愚昧。
人是需要崇拜的动物。
人是需要崇拜的存在。
崇拜在哪里，你的心安、归处和精神故乡就在那里。白居易有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原始部落崇拜大山、大河和大树。对日、月、星辰大自然的崇拜永远是宗教的心理基础。
我的宗教感是“宇宙宗教感”（ｔｈｅ Ｃｏｓｍ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牛顿、莱布尼茨、康德、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论著深深影响了我。当我的内心一旦有了“宇宙宗教感”，我就开始摆脱了平庸。
在成名前，爱因斯坦也是在崇拜中成长的。在他的斗室墙壁上贴了牛顿、麦克斯韦和法拉第等人的画像，以示敬仰，鼓舞自己。这叫“见贤思齐”。
当然，他也推崇康德和叔本华。
叔本华的人生哲学（比如论孤独）对爱因斯坦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北大时期，当我读到这些影响，我非常惊讶。从此，我开始更多的注意叔本华。
１９０１年（４年后，相对论问世），爱因斯坦在致同学的信中写道：“你手头也有叔本华的处世之道的箴言吗？它是《附录和补遗》这部哲学论文集的一部分，我很喜欢它。”
叔本华称赞孤独，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共鸣。
大学６年，我开始懂得崇拜西方古典音乐、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以及它们的伟大开拓者。这三者有内在相通处。物理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是哲学，是“宇宙宗教感”。
我走近物理学，敲开它的大门，是回乡，是望乡，是长亭更短亭。白居易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又说：“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
一、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进化》
１９５８年春，有一天我在图书馆查卡片目录，爱因斯坦的论著和有关的书有四十多张。我借出了两本：《Ｄｉ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物理学进化），１９３７年，德文版；以及该本的英译本《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３８年。
同时有英译本，再次证明了北大图书馆的优势和实力。
《物理学进化》是一本科普读物，书中没有用到一个数学公式，但里面（每个小节）都有自然哲学智慧的闪光。这不是一本物理学史，而是有关物理观念进化的历史，里面充满了人类精神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冒险，这是人认识大自然结构的冒险。读完后，我深深地被打动。我想，如果我在中学读到它，头脑一定会开窍，并决心学好物理，报考北大物理系。于是我得出一条经验：
当一个人打算走进一门学科，一定要选一本好的、第一流的入门书，否则会被误导，使他对整个学科产生偏见，打退堂鼓。
如果我在１９５８年春选了一本二三流的物理学史来读，我可能就敲不开物理学的大门，也就没有我后来同物理学的故事。可见，读一流经典，不读三流的东西，永远是对的。这对一个青少年的成长特别重要。
如果１９５７年冬我在朗润园接受的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不是贝多芬和莫扎特那几首永恒的经典，而是三流的货色，我可能就不会再去造访朗润园，同西方古典音乐会失之交臂。
像柴可夫斯基和肖邦这样的作曲家都有败笔，属于三流的东西。他们的曲子不是支支好。倒胃口的作品也是有的。比如柴氏《第五交响曲》的不少地方便属于败笔。肖邦的玛祖卡舞曲、波兰舞曲、叙事曲和奏鸣曲也有不少东西算不上是经典，属于次品。
至于巴托克（１８８１—１９４５）的一些作品就更倒胃口。如果温德先生当年把巴托克的曲子作为我的“第一课”，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物理学进化》是我的物理学“第一课”。
多亏了这本经典成了我的“第一课”。
正是它——爱因斯坦的一双手——把我引进了神圣、崇高、壮丽的理论物理学大厦，然后自己摸索着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
爱因斯坦的写法是应用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的手法。这是他一下子能征服读者的秘诀。因为他是大师，高屋建瓴，有能力作这样的鸟瞰，对纷然杂陈物理学观念进化的线索、轨迹作一梳理，从中见出秩序，并把这秩序指给读者看。不是专业圈子里的广大读者也能看到。——这是他这本书最成功处。
福尔摩斯探案是从结果推测到原因。比如从泥土中鞋印的深浅推断罪犯的体重。面对大自然现象，物理学家也是从结果去追寻原因。因为科学家必须搜集漫无秩序的一些事件，并用创造性的想像力去理解这些事件的逻辑联系，并把它们连贯起来。
《物理学进化》的作者们一开始就作了这样的交待：
“我们的目的是用粗线条的轮廓说明物理学家的工作必须像侦探那样用纯粹的思维来进行。我们主要是叙述思维和观念在大胆探求客观世界的知识中所起的作用。”
爱因斯坦强调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性质（思维方式）和警方破案有某种相似性。这也启发了我，使我深感兴趣，并大胆地走近自然科学王国，没有一丝害怕心理。这点是很重要的。爱因斯坦对英费尔德说：“从柯南·道尔写出动人的故事以来，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这样开始的：侦探首先搜集他所需要的、至少也是他的问题的某一方面所需要的一切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是很奇怪的、不连贯的，并且是毫不相关的。可是这个大侦探知道这时不需要再继续侦察了，现在只要用纯粹的思维把所有的搜集起来的事件连贯起来。于是他拉拉小提琴，或者躺在安乐椅上抽抽烟，突然间，他灵机一动，这个关系找到了。他现在不仅能解释现有的线索，而且他知道还有其他许多事件一定也已经发生。因为现在他已十分准确地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出去收集他的理论的进一步的证明。”
“我崇拜，故我在”(2)
看来，爱因斯坦仔细读过侦探小说，并用一位物理学大师的眼光去揭示侦探破案的逻辑程序或结构。因为物理学研究（从结果去追溯原因）所遵循的思路和侦探破案的逻辑步骤有类似处。
当年读完这本书，我在笔记本写下了一篇长长的读后感。（见图２）包括八点：
（一） 这是一本讨论物理—哲学问题的通俗读物。全书从头到尾，字里行间，无一处不弥漫着“物理—哲学情绪”。（这个术语是我的发明和杜撰。当年的我开始杜撰术语）虔诚的读者若跟随作者一道“探险”，即能被书中浓郁的“物理—哲学情绪”所感染；最后终会被完全浸透，完全征服，并喊出这样一句口号：“托身己得所，千载不相违。”
（二） 把本书拿在左手；右手再拿一本经典性的“物理教科书”，那么，我就能走进“物理学大厦”。
（这是我当年自修物理学的方法或途径。我读三类书：第一类像爱因斯坦的书《物理学进化》；再就是布里奇曼的《物理理论的本质》；以及《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第二类便是北大物理系学生读的《普通物理学教程》；第三类是有关物理学史的书。黑格尔有句名言说，熟悉了一门科学的历史，也就熟悉了这门科学本身。——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关这三类书，北大图书馆都有丰富的收藏。这又加深了我对北大图书馆的眷恋，也为我日后决定留一级埋下了伏笔。说到底是我不愿离开北大图书馆）
（三） 本书作者总是从日常生活中最简单、最常见的现象去着手观察、分析问题，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导到抽象、深刻的物理概念。这种“深入浅出”的写法，我以为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四） 本书每章都出现（以下我摘抄的是德文原文，现在我把它译成中文）“理想实验”这个术语；作者并在多处写道：“这种推理只有通过理想实验的想像才能达到，而理想实验却是永远也无法真正去实施的……”；“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让我们再设想一个理想实验……”等诸如此类的句子，我以为是意味深长的；而且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这些句子为我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万能的“物理实验室”。
（五） 在作者笔下，从一个旧概念过渡到一个新概念是件自然不可避免的事；前后衔接得如此平滑，以致于觉察不到中间有什么接缝（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无接缝的整体。——当年我有这种见解，说明我摆脱了平庸和浑浑噩噩）。读者满怀激情，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跟随作者深入到了“物理学严峻的大厦。”（在这里我用了“严峻的”这个形容词是不恰当的，应是崇高的、神圣的、壮丽的和宏伟的），我认为这是本书写得最成功的地方之一。
（六） “陶冶性情，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是本书给读者的一大功能。换句话说，只要你一翻开它，它一下子就能使你超世脱俗，万虑洗净，浸沉在一团浓浓的“物理—哲学情绪”中；它一下子就能把你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到“禅定”的“物理学境界”，从而“通于天机”，“与道为一”，“与道同出”。
（这段批注和读后感表明我开始把现代物理学的观念和境界“嫁接”到中国哲学：佛教和道教。后来我走的正是这条“嫁接”道路，即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
（七） 这次因时间紧迫，只做了一些零散的摘抄。但我还是尽量使这些零散的摘抄多少能反映出全书的结构、思路和精神，尤其是把那种弥漫全书的“物理—哲学情绪”反映出来，以便使这个摘抄在以后得不到这本书的情况下，能成为人生道路上的“晨鼓暮钟”，这便是我做这个摘抄的主要动机。
（当年我的忧虑是对的。一旦离开了北大，要在别处借到诸如《物理学进化》德、英两种版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从１９６９到１９７５年——我在海边放羊，深夜在羊圈隔壁小屋攻读理论物理学教程，便经常重温这些摘抄。我知道，“物理—哲学情绪”既是自然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八） “情绪”是最可贵的东西。“物理—哲学情绪”是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第一条件，并且必须自始至终贯穿物理学研究的全部进程，否则，将一事无成。
什么是“理想实验”呢？
爱因斯坦是这方面的大师。可以说，正是设计、安排了一些关键性的“理想实验”才造就了爱因斯坦的伟大。
爱因斯坦从幼年起，就凝神默想，思考过以下两个问题：
１． 若是有人正在跟着光线跑，并努力去赶上它，将会发生什么？
２． 把一个人关在一个自由下落的升降机上，将会发生什么？
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理想实验”，因为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做这样的实验。
爱因斯坦从头一个问题的答案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反映了爱因斯坦对“理想实验”的偏爱和他的孩子似的怀疑司空见惯、简单事物的能力。
学校教育（包括教科书）使人们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只有天才才能保持不受影响。
“我崇拜，故我在”(3)
在书中，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科学史（广而言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功绩作了中肯的评价：
“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的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在另一本书上，爱因斯坦说，伽利略的发现是“物理学的诞生日”（ｄｉｅ Ｇｅｂｕｒｔｓｓｔｕｎｄｅ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
我忘不了这句话。
我自修物理学，正是从伽利略的这一发现开始的。这是我的“第一课”。我是“入门正，立志高。”
我要感激爱因斯坦的名著《物理学进化》把我领进了理论物理学王国。不久我便明白，我的志向是对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法则（比如热力学两大定律）肃然起敬，敬而畏之。
反右后的北大，我之所以同“理想实验”产生深深共鸣，原因有：
１． 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和想像力。凭借它们，我可以隐居，逃避邪恶的政治现实。——这也是我所说的“田鼠的洞穴”。“理想实验”使我的灵有所寄，魂有所托。
自１９５８年，我开始大量阅读中国的田园山水诗。我用陶渊明的心境去看西方的理论物理学。我沉醉在里面，恰如陶渊明的诗句：“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只有数学、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学才能真正做到“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读山海经》）
１８卷记述中国古代神话的传说毕竟离揭示宇宙的真实还远得很。当然，也许一千多年后，我们的后代看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水平也会像我们看《山海经》那样幼稚、皮毛。
２． 我偏爱“理想实验”是因为我无法走进实验室。
或许我在物质世界方面很穷，只好强调精神、思想、观念，把思想看成是我的强项。（比较而言）
我想起盲人走路。遇到巷子转弯处，他会知道要转弯。１６岁的我曾问过盲人：“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转弯？”
“转弯的地方有风。”
这回答给了我难忘印象。待我长大了，才渐渐明白其中道理。正常人用视觉去认路。盲人只好动用常人不用的触觉去辨认方向。因为巷子转弯处气流有微弱变化。常人感觉不到这变化。盲人以非常敏感的皮肤对冷热的感觉捕捉到了这变化。——这是生存的必须。这是存在下去的迫切需要。我偏爱“理想实验”也是生存的必须。理由也很顽强。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我精读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进化》当属于“名著阅读”。我以为，今天至少以下４类人也要必修这本书：
１． 准备投考理工科的高中学生。报考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化学系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在校的理工科学生也有必要精读它。比如环保系的学生。因为环境科学的核心概念是“能量”。《物理学进化》一书有精辟论述。
不妨把它当成是一本侦探小说来读吧！
如今有周肇威先生的译本：《物理学的进化》，译自英文，译文质量不错。１９９８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只印了４千册！
太少了！这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素质不高。
这个印数使我痛苦。
如果有朝一日这类书的印数达到１０万册，我们民族拿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便会大得多。
２． 学哲学的人，有必要读它。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开口谈哲学。
３． 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也有这个必要。
４． 党政领导干部有必要读它。
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科技大国。
我们不要求领导干部去懂量子力学的细节和里面的高深尖数学物理方程，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理应能为我们了解。这就好比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尽管不会拉小提琴，也看不懂总谱，但贝多芬和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那些主题我们还是能听懂的，并与之共鸣。
二、 林书闵先生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下乡参加劳动明显增加了。
１９５８年的夏秋之交我们班去大兴县深翻、施肥。宛平县城就在附近，当然还有卢沟桥。这给了我深刻印象。我们系里有两位老师也随我们一起下来劳动。一位是田德望教授，另一位是林书闵讲师，约莫三十四五岁。
通过边劳动边聊天，我认识了林书闵先生。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古怪的先生。
原来他的编制在我们系，给外系（尤其是理科）开科技德语（公共外语）课。林先生个子矮，仅１米６０米，海南岛人，家乡口音很重。原先在西南联大读物理，同杨振宁的年级差不多。当年他选修了德语。
有一天收工回村，我们并排走着，突然他哼起了一首曲子（尽管他在多处走了调），马上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旋律很美。
“林先生，你哼的是什么曲子？”我问。
“是首德国民歌，好听，好听！”他说。
他告诉我，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东安市场有许多旧唱片，他收集了两三百张，大部分是德国艺术歌曲，其中民歌不少。他说他欢迎我到他家去欣赏这些唱片。回校后，我果然去了他家。地址在中关村，平房，有客厅，两大间，一小间，另有厨房和卫生问。接今天的说法是三室一厅，这在当年是很不错的条件。独门独户，房前还有点空地，可以种点什么。
看来，爱因斯坦仔细读过侦探小说，并用一位物理学大师的眼光去揭示侦探破案的逻辑程序或结构。因为物理学研究（从结果去追溯原因）所遵循的思路和侦探破案的逻辑步骤有类似处。
当年读完这本书，我在笔记本写下了一篇长长的读后感。（见图２）包括八点：
（一） 这是一本讨论物理—哲学问题的通俗读物。全书从头到尾，字里行间，无一处不弥漫着“物理—哲学情绪”。（这个术语是我的发明和杜撰。当年的我开始杜撰术语）虔诚的读者若跟随作者一道“探险”，即能被书中浓郁的“物理—哲学情绪”所感染；最后终会被完全浸透，完全征服，并喊出这样一句口号：“托身己得所，千载不相违。”
（二） 把本书拿在左手；右手再拿一本经典性的“物理教科书”，那么，我就能走进“物理学大厦”。
（这是我当年自修物理学的方法或途径。我读三类书：第一类像爱因斯坦的书《物理学进化》；再就是布里奇曼的《物理理论的本质》；以及《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第二类便是北大物理系学生读的《普通物理学教程》；第三类是有关物理学史的书。黑格尔有句名言说，熟悉了一门科学的历史，也就熟悉了这门科学本身。——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关这三类书，北大图书馆都有丰富的收藏。这又加深了我对北大图书馆的眷恋，也为我日后决定留一级埋下了伏笔。说到底是我不愿离开北大图书馆）
（三） 本书作者总是从日常生活中最简单、最常见的现象去着手观察、分析问题，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导到抽象、深刻的物理概念。这种“深入浅出”的写法，我以为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四） 本书每章都出现（以下我摘抄的是德文原文，现在我把它译成中文）“理想实验”这个术语；作者并在多处写道：“这种推理只有通过理想实验的想像才能达到，而理想实验却是永远也无法真正去实施的……”；“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让我们再设想一个理想实验……”等诸如此类的句子，我以为是意味深长的；而且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这些句子为我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万能的“物理实验室”。
（五） 在作者笔下，从一个旧概念过渡到一个新概念是件自然不可避免的事；前后衔接得如此平滑，以致于觉察不到中间有什么接缝（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个无接缝的整体。——当年我有这种见解，说明我摆脱了平庸和浑浑噩噩）。读者满怀激情，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跟随作者深入到了“物理学严峻的大厦。”（在这里我用了“严峻的”这个形容词是不恰当的，应是崇高的、神圣的、壮丽的和宏伟的），我认为这是本书写得最成功的地方之一。
（六） “陶冶性情，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是本书给读者的一大功能。换句话说，只要你一翻开它，它一下子就能使你超世脱俗，万虑洗净，浸沉在一团浓浓的“物理—哲学情绪”中；它一下子就能把你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到“禅定”的“物理学境界”，从而“通于天机”，“与道为一”，“与道同出”。
（这段批注和读后感表明我开始把现代物理学的观念和境界“嫁接”到中国哲学：佛教和道教。后来我走的正是这条“嫁接”道路，即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
（七） 这次因时间紧迫，只做了一些零散的摘抄。但我还是尽量使这些零散的摘抄多少能反映出全书的结构、思路和精神，尤其是把那种弥漫全书的“物理—哲学情绪”反映出来，以便使这个摘抄在以后得不到这本书的情况下，能成为人生道路上的“晨鼓暮钟”，这便是我做这个摘抄的主要动机。
（当年我的忧虑是对的。一旦离开了北大，要在别处借到诸如《物理学进化》德、英两种版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从１９６９到１９７５年——我在海边放羊，深夜在羊圈隔壁小屋攻读理论物理学教程，便经常重温这些摘抄。我知道，“物理—哲学情绪”既是自然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八） “情绪”是最可贵的东西。“物理—哲学情绪”是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第一条件，并且必须自始至终贯穿物理学研究的全部进程，否则，将一事无成。
什么是“理想实验”呢？
爱因斯坦是这方面的大师。可以说，正是设计、安排了一些关键性的“理想实验”才造就了爱因斯坦的伟大。
爱因斯坦从幼年起，就凝神默想，思考过以下两个问题：
１． 若是有人正在跟着光线跑，并努力去赶上它，将会发生什么？
２． 把一个人关在一个自由下落的升降机上，将会发生什么？
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都属于“理想实验”，因为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做这样的实验。
爱因斯坦从头一个问题的答案发展了狭义相对论；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反映了爱因斯坦对“理想实验”的偏爱和他的孩子似的怀疑司空见惯、简单事物的能力。
学校教育（包括教科书）使人们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只有天才才能保持不受影响。
“我崇拜，故我在”(3)
在书中，爱因斯坦对伽利略在科学史（广而言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功绩作了中肯的评价：
“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的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在另一本书上，爱因斯坦说，伽利略的发现是“物理学的诞生日”（ｄｉｅ Ｇｅｂｕｒｔｓｓｔｕｎｄｅ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
我忘不了这句话。
我自修物理学，正是从伽利略的这一发现开始的。这是我的“第一课”。我是“入门正，立志高。”
我要感激爱因斯坦的名著《物理学进化》把我领进了理论物理学王国。不久我便明白，我的志向是对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法则（比如热力学两大定律）肃然起敬，敬而畏之。
反右后的北大，我之所以同“理想实验”产生深深共鸣，原因有：
１． 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和想像力。凭借它们，我可以隐居，逃避邪恶的政治现实。——这也是我所说的“田鼠的洞穴”。“理想实验”使我的灵有所寄，魂有所托。
自１９５８年，我开始大量阅读中国的田园山水诗。我用陶渊明的心境去看西方的理论物理学。我沉醉在里面，恰如陶渊明的诗句：“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只有数学、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学才能真正做到“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陶渊明《读山海经》）
１８卷记述中国古代神话的传说毕竟离揭示宇宙的真实还远得很。当然，也许一千多年后，我们的后代看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水平也会像我们看《山海经》那样幼稚、皮毛。
２． 我偏爱“理想实验”是因为我无法走进实验室。
或许我在物质世界方面很穷，只好强调精神、思想、观念，把思想看成是我的强项。（比较而言）
我想起盲人走路。遇到巷子转弯处，他会知道要转弯。１６岁的我曾问过盲人：“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转弯？”
“转弯的地方有风。”
这回答给了我难忘印象。待我长大了，才渐渐明白其中道理。正常人用视觉去认路。盲人只好动用常人不用的触觉去辨认方向。因为巷子转弯处气流有微弱变化。常人感觉不到这变化。盲人以非常敏感的皮肤对冷热的感觉捕捉到了这变化。——这是生存的必须。这是存在下去的迫切需要。我偏爱“理想实验”也是生存的必须。理由也很顽强。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我精读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进化》当属于“名著阅读”。我以为，今天至少以下４类人也要必修这本书：
１． 准备投考理工科的高中学生。报考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化学系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在校的理工科学生也有必要精读它。比如环保系的学生。因为环境科学的核心概念是“能量”。《物理学进化》一书有精辟论述。
不妨把它当成是一本侦探小说来读吧！
如今有周肇威先生的译本：《物理学的进化》，译自英文，译文质量不错。１９９８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只印了４千册！
太少了！这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素质不高。
这个印数使我痛苦。
如果有朝一日这类书的印数达到１０万册，我们民族拿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便会大得多。
２． 学哲学的人，有必要读它。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开口谈哲学。
３． 学其他社会科学的也有这个必要。
４． 党政领导干部有必要读它。
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科技大国。
我们不要求领导干部去懂量子力学的细节和里面的高深尖数学物理方程，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理应能为我们了解。这就好比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尽管不会拉小提琴，也看不懂总谱，但贝多芬和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那些主题我们还是能听懂的，并与之共鸣。
二、 林书闵先生
反右后的北大，学生下乡参加劳动明显增加了。
１９５８年的夏秋之交我们班去大兴县深翻、施肥。宛平县城就在附近，当然还有卢沟桥。这给了我深刻印象。我们系里有两位老师也随我们一起下来劳动。一位是田德望教授，另一位是林书闵讲师，约莫三十四五岁。
通过边劳动边聊天，我认识了林书闵先生。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古怪的先生。
原来他的编制在我们系，给外系（尤其是理科）开科技德语（公共外语）课。林先生个子矮，仅１米６０米，海南岛人，家乡口音很重。原先在西南联大读物理，同杨振宁的年级差不多。当年他选修了德语。
有一天收工回村，我们并排走着，突然他哼起了一首曲子（尽管他在多处走了调），马上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旋律很美。
“林先生，你哼的是什么曲子？”我问。
“是首德国民歌，好听，好听！”他说。
他告诉我，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东安市场有许多旧唱片，他收集了两三百张，大部分是德国艺术歌曲，其中民歌不少。他说他欢迎我到他家去欣赏这些唱片。回校后，我果然去了他家。地址在中关村，平房，有客厅，两大间，一小间，另有厨房和卫生问。接今天的说法是三室一厅，这在当年是很不错的条件。独门独户，房前还有点空地，可以种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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